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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海产品食物可能解释了为何卢伯克遇见的人看上去不太好:他们肚子突出,面色苍白,时常腹泻和恶心。大量食用鱼类可能导致感染寄生虫,对肾和肠功能造成损害。只有当这种感染变得严重时才会留下考古学痕迹——颅骨可能变厚,就像从丹麦的某些中石器时代样本中看到的那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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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兰岛(Zealand)西岸的曲布林湾(Tybrind Vig),卢伯克挤进一条独木舟的后部,前往一个泥底浅水湾进行夜间捕鱼。[11]夜幕降临后,人们在独木舟里的一堆沙子上点起了火。很快,一群鳗鱼被光线吸引,开始绕着独木舟快速游动。渔民站起身,用三股鱼叉捕捉鳗鱼。卢伯克不动声色,看着火焰周围的蛾子,欣赏着这条用一根酸橙树原木制造的精美独木舟——特别是心形的船桨。[12]每根船桨都是从梣木上凿下的,然后再在表面刻出复杂的几何图案,并涂上深棕色的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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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舟桨,约公元前4400年,来自丹麦曲布林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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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岸边行走时,卢伯克曾见过有人使用类似的船桨。根据船桨的图案,他的中石器时代同伴们马上就能知道独木舟来自何方,可能前往何处。卢伯克很快意识到,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对彼此下落的留意不亚于对鱼群和野兽下落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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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离开小岛,前往日德兰半岛(Jutland)和当地沙质土壤上的大片林地。日德兰北端有很深的峡湾,他看到人们垒起了大堆的贝壳、鱼骨和其他家庭垃圾。他已经在《史前时代》中读到过此类遗址的情况。[13]19世纪60年代,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同名者曾两次前往这些贝丘(19世纪的丹麦考古学家称之为科肯莫丁格)。在其中一次到访时,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自己发掘了一小块贝丘,并收集了燧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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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卢伯克来到了今天被我们称作埃尔特波尔(Ertebølle)贝丘的地方:这是一个宽约20米,厚达几米,沿岸边延绵超过100米的贝壳堆。[14]贝丘的一端是泽地,靠近最早把人们吸引到这里的一眼泉水。离岸边不远的大堆牡蛎、贻贝、鸟蛤和荔枝螺也很诱人——它们是养料丰富的封闭海域的产物。他坐在一堆被丢弃的贝壳和骨骼上,身边有一群人在工作。垃圾堆的味道几乎让人晕眩,但似乎只有卢伯克注意到这一点。有的人在加工石头,另一些人围在火边或者清理鱼的内脏。不过,卢伯克的注意力被一项活动吸引了,他从未见到狩猎采集者这样做过:有个女人正把一块黏土捏成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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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公元前4400年在贝丘上工作的人都为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isty)的瑟伦·安诺生(Søren Andersen)留下了痕迹,后者于1983年发掘了埃尔特波尔:一堆堆燧石片,被焦炭填满的土坑周围堆放的兽骨,还有大堆鱼骨。安诺生不是第一个发掘该遗址的人。差不多100年前,丹麦国家博物馆已经勘察过这个大贝丘,并用其为丹麦最后的中石器时代民族命名:埃尔特波尔文化。现代人约翰·卢伯克在《史前时代》中读到过博物馆的工作。由生物学家斯滕斯特鲁普教授、地质学家福希哈默尔教授(Professor Forchhammer)和考古学家沃索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勘察了这个科肯莫丁格——人们一直认识到,跨学科研究对于历史调查是必要的。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所写的:“人们对这样的三巨头自然抱以厚望,而最乐观的希望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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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伦·安诺生和他的跨学科团队一起,在贝丘内部和周围发掘,寻找房屋和墓葬。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认为,贝壳被堆放在“帐篷和小屋”周围,贝丘是“古代村落的遗址”,但安诺生没有找到这样的房屋。现代人约翰·卢伯克本可以告诉他为什么。贝丘周围只建有简陋的棚屋,而且随着贝丘的扩大,棚屋存在的少量痕迹(支柱留下的洞)被新的贝壳层覆盖。但现代人约翰·卢伯克没有看到墓地的迹象,他和瑟伦·安诺生一样,对死者被如何处置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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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的狩猎采集者一样,埃尔特波尔人知道何地、何时和如何利用不同季节的不同动植物。冬天,他们前往日德兰半岛北端捕猎飞来丹麦沿岸的大天鹅,留下一堆被捕杀天鹅的骸骨和器物,今天那里被称作阿格松(Aggersund)遗址。[15]有人前往东海岸,来到一个位于浅湾沿岸附近,名叫瓦恩戈索(Vaengo Sø)的小岛。那里是捕获搁浅鲸鱼的完美地点。在秋季,也经常有人造访迪霍尔姆(Dyrholm)小岛。他们在那里捕捉浅水中丰富的鳗鱼,并用骨刀剥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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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彼得·罗利——康维使用“动物考古学”的最新技术,通过详细分析动物骨骼确定了此类沿海岸的季节性迁徙,并指出有些人可能在埃尔特波尔贝丘定居。不过,他只是发展了维多利亚时代约翰·卢伯克的观点,后者已经提出“‘贝丘制造者’很可能整年生活在丹麦沿岸”,依据是贝丘中发现了天鹅骸骨、鹿角和哺乳动物幼崽骸骨的痕迹。前者表明冬天有人居住,因为天鹅是冬天来此的候鸟;鹿角暗示秋天,鹿角在那时脱落;幼崽骸骨则代表春天,幼崽在那时出生。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在“动物考古学家”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就已经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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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注意到了植物残骸,指出没有谷物的痕迹意味着“科肯莫丁格人”缺乏农业知识。贝壳也没有逃过他喜欢刨根问底的头脑。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注意到,贝丘中的贝壳要比在今天丹麦沿岸找到的更大,而牡蛎则完全消失了。他把这归因为海水盐度的变化,比彼得·罗利——康维早一个世纪提出盐度下降导致人们抛弃贝丘,转向农业经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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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特波尔出产的中石器时代陶器与卢伯克在新尼科美狄亚看到的截然不同,前者没有上色,器壁既厚又不均匀,出自缺乏经验的人之手。看到这类陶器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史前时代》中,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描绘自己在1863年造访那里时曾找到过“非常粗糙的陶器小碎片”。现代人约翰·卢伯克看到了完整的器物:尖底的碗和平底的盘子。它们主要被用于烹饪,比木器和柳条编织品要好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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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继续着丹麦的中石器时代之旅,狩猎采集者制造陶器的景象只是他看到的若干变化标志之一。另一个标志是年轻男子炫耀式地将磨光的石斧插在腰带上[18]——这些人高大英俊,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想象中的生活在中石器时代丹麦的“矮小、眉毛下垂的种族”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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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在他拜访的最后一个丹麦中石器时代定居点林克洛斯特(Ringkloster)发现了这些斧子的来源。[19]意外的是,这是一片位于日德兰半岛东北湖畔的内陆地区——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曾认为,“以海洋贝类为主要食物的民族显然永远不会在内陆建立任何大的定居点”。在这点上他错了。但仅此一例,因为经过150年的搜寻,林克洛斯特仍然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丹麦中石器时代内陆定居点。现代人约翰·卢伯克发现这个定居点坐落于一个风景如画的所在,那里有林木葱郁的陡峭小山、宽阔的峡谷、沼泽和湖泊。林中的许多树木——橡树、榆树、酸橙树和榛树——被茂密的藤蔓覆盖,而河边泽地上则是枝繁叶茂的桤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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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在仲冬的一个黄昏来到林克洛斯特,看到一片被雪覆盖的茅屋。林中有砍倒酸橙树和榆树后留下的空地——它们是制造独木舟和弓的理想材料。人们在自己的茅屋周围忙碌着,所有人都衣着光鲜并饰以珠串。男人和女人一律扎着辫子,脸上涂着颜料。屋内是他现在已经熟悉的中石器时代生活起居:弓箭、石斧和柳条编的篮子。不过,其中一间屋里有些新东西:一捆捆厚厚的毛皮,已经捆扎好准备运走。与此同时,一筐筐垃圾被倒入湖中,狗被拴到柱子上。定居点中心正在烤一头巨大的野猪;周围地面上的积雪已被扫净,并铺上了树皮垫子。显然他们在等待来访者。卢伯克爬上一棵树,远远观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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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小时后,林克洛斯特化作一片盛宴的景象:访客来自沿海,带来了许多交易品——一筐筐牡蛎、腌海豚肉排、用金色琥珀制作的珠子。这些东西被用来交易林克洛斯特著名的华贵冬季毛皮。在两个月时间里,人们设陷阱捕捉松貂、野猫、獾和水獭。他们积累了一大批毛皮,准备与商人交易,交易从冬天开始一直延续到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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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野猪被分食,饮料被盛在装饰特别精美的陶器中呈上——它们与卢伯克在其他地方见到的朴素而单调的中石器时代陶器形成了反差。有的带有棋盘样的图案,有的则用尖头在湿黏土上刺出了蜿蜒的虚线。有的容器带有平行线条,看上去质量更高——光滑、表面平整、器壁纤薄而且形状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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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一直延续到深夜,然后是讲故事和歌舞。第二天早上,商人们满载着毛皮离开,卢伯克跟在他们身后。林克洛斯特人继续设陷阱和捕猎,直到丹麦本土出现第一批农民。20世纪70年代,瑟伦·安诺生发掘了这个定居点;经过对动物骨骼的分析,彼得·罗利——康维找到了捕猎野猪和大量设陷阱捕捉毛皮动物的证据。他曾将林克洛斯特描绘成“最好的猎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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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貂皮被不断转手——沿着日德兰半岛东岸,穿越西兰岛和艾尔岛(Aerø),最后来到德国北部——卢伯克始终和它们在一起。在南行途中,中石器时代的人们似乎越来越关心身份和领土边界,从独特的服饰和发型,以及制造工具的方式可以分辨出每个群体。有些人的鱼叉是直的,有些是弯的;有些人的石斧两侧平行,有些则刃口部分加宽。[21]卢伯克回想起中石器时代开始之时,即斯塔卡的时代——那时整个北欧的人类文化几乎一致。旧的中石器时代秩序被打破,并将很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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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皮的数量逐渐减少,价值逐渐提高。最后只剩下一小筐松貂皮。公元前4400年,卢伯克看着这些毛皮被带到德国北部的一片林中空地。在两个儿子和一个年轻女儿的陪同下,一位猎人把它们铺在地上。有个男子从对面的树丛中走出,将一把磨好的石斧放在毛皮边。由于无法用语言交流,分别来自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LBK文化的两个人靠微微点头、眯眼和扬起眉毛来确保对方明白自己的想法。一旦交易达成,双方将各自后退,然后扬手告别。当狩猎采集者带着儿女们离开时,他听到了农民的呼喊。他转过身,看见农民指着那个女孩。狩猎采集者停了半晌,然后同意了——下次他们见面时,她可以成为农民的妻子。狩猎采集者握住她还小的手踏上回家之旅,想象着联姻将会带来的斧子和谷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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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身处边界,一边是LBK的农民,一边是森林中剩下的原住民狩猎采集者。这片空地是一处众所周知的会面地点,但还没有出现人类建筑。几代人后,农民们将建起房屋,在周围开挖沟渠。考古学家最终将称他们的定居点为埃斯贝克(Esbeck)。有人认为沟渠是为了防御剩下的狩猎采集者,在中石器时代文化几乎完全消失后,这些人变得充满敌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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