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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1984年，约翰·卢伯克来到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偏远地区：拥有独特卡廷加林地（caatinga，干旱而多荆棘）和砂岩山崖的皮奥伊州（Piauí）。山崖上许多小洞穴的墙上绘有当地动物的壁画：鹿、犰狳和水豚。有的壁画是狩猎场景，画着火柴棍小人；有的则描绘了性和暴力。卢伯克觉得这里让人很不舒服——不仅贫困、干旱、炎热，还满是咬人的虫子和悄悄蔓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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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将要拜访的考古学家是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尼埃德·吉东（Niède Guidon）。她在巴西东北部工作了20多年，主要勘察岩棚和记录岩画。为了确定岩画绘制于何时，她开始发掘最大、绘制最精美的遗址之一，即佩德拉富拉达。[25]工作开始于1978年，6年后，她的发掘已经达到了非常可观的规模。当吉东宣称找到了4万年前有人在佩德拉富拉达生活的证据时，她的兴趣已经从岩画（约为公元前10000年）转向了人类的古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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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首先从远处看到了遗址，或者说他望见了矗立在荆棘和仙人掌丛之上的砂岩山崖。走近看时，岩棚体积惊人。他后仰身子，在巍峨而倾斜的巨大石壁下感到眩晕。石壁高100多米，直达上方的崖顶。岩洞宽约70米，深18米，考古学家们正在洞中工作。吉东本人（这位坚强的女性曾被以攻击性著称的巴西“杀人蜂”蜇了200多下，好在幸免于难）正在检视遗址的一幅岩画。她对发掘的热情和投入仍像第一天抵达这里时一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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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工作在规模上显然能与岩棚本身相提并论：深达5米的沉积物被从洞底挖出，许多被倾倒在发掘现场外的树林里。一些柱状的洞底沉积物在卵石墙的支撑下保留下来，以供考古学家自己和任何想要查看遗址的访客参考。为了准确记录发现器物的地层顺序，人们还对遗址做了素描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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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对他们的工作一览无余，他待在位于原先洞底位置的走道上，靠近绘有许多红白岩画的石壁。昔日从崖顶坠落的巨石显示了被遮蔽区域的范围。两边是一堆堆的卵石和小石块，显然来自被侵蚀的崖顶。崖壁上的渍迹表明曾有水从上面流下。水流无疑曾经持续了很久，因为下面的岩床上留有冲击形成的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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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定居点有4万年历史的主张，但关于遗址的详细报告尚未问世，包括具体说明发现石器的确切位置，它们与被定年的焦炭块的联系，以及对被认为是炉灶的结构的素描。面对批评者，吉东邀请他们前往遗址亲自检验那些器物。与1927年杰出学者们的福尔瑟姆之行不同，当3位公认的专家——大卫·梅尔策、詹姆斯·阿多瓦西奥和汤姆·迪拉伊（Tom Dillehay）——于1993年12月抵达时，佩德拉富拉达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卢伯克错过了他们的来访——他在1985年就离开了佩德拉弗拉达，前往迪拉伊本人提出的前克洛维斯定居点：智利南部的蒙特贝尔德（Monte V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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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卢伯克留下，他将看到梅尔策、阿多瓦西奥和迪拉伊仔细检验沉积物柱子，查看一层层厚厚的焦炭，在发现柱子中充满了自然破碎的卵石而非真正的人工制品时皱起眉头；他将看到他们从林间的土堆中收集被丢弃的石块，在发现这些石头与吉东声称的石质器物几乎一样时，显得更加忧心忡忡。卢伯克还将看到他们查看洞壁上的水渍，琢磨流水可能会如何影响岩棚中石块的位置和器物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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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策和他的同事们不带成见地来到佩德拉富拉达，离开时也没有信服。他们认为那些石器很可能是因自然原因破碎的石英卵石，而非最早美洲人的锤石。[27]梅尔策在山洞上方100米的崖顶找到了卵石的来源，它们显然是从这里坠落，在下方的地面上摔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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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考古学家没能找到焦炭样本被污染的证据，就像在麦道克罗夫特可能出现的那样。他们欣然接受了许多焦炭块的确有4万多年历史的看法，但它们与人类活动真有关系吗？干旱的灌木丛林从至少5万年前就环绕着佩德拉弗拉德，很可能因雷电引发天然林火。如果着火点靠近山洞，木炭很容易被吹到或冲到沉积物中。事实上，在梅尔策看来，洞中厚而分散的层状焦炭看上去完全不像已证实的炉灶留下的薄而集中的透镜状焦炭，就像在其他遗址，甚至佩德拉富拉达当地1万年前的遗址见到的那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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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的报告中，大卫·梅尔策和同事得出结论，他们“对更新世的佩德拉富拉达有人类存在的说法表示怀疑”。[29]这是一个谨慎而宽厚的结论，并向吉东及其团队提出了许多如何支持她的论断的建设性意见——比如证明如何区分器物和自然破碎的卵石。不幸的是，吉东对报告反应激烈，声称他们的“评价毫无价值”，建立在“偏颇和错误的认知基础上”。[30]大卫·梅尔策曾写过19世纪的“新石器时代大战”，他不情愿地成了那场论战现代翻版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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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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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过去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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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在美洲繁衍的牙科、语言学、基因和骨骼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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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前往智利南部的蒙特贝尔德时，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寻找美洲人始祖过程中的其他进展。20世纪70年代末，美洲历史研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向，仅依靠考古学证据变得不再可能。研究活着的土著美洲人的语言学家和基因学家也成了史前史学家，开始探究最早的美洲人何时抵达、来自何方。牙科学家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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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史前史”的概念可能听上去有些奇怪，但相关研究能提供很多信息。人类牙齿的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门牙上带有一系列独特的棱和槽，每颗臼齿的牙根和突起数量也可能不一样。这些特征主要由我们的基因决定，变化非常缓慢——因此具备相似齿型的人很可能有很近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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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克里斯蒂·特纳二世（Christy G. Turner II）在20多年前成了牙科史前史学家，他收集了土著美洲人的牙齿信息，将它们同整个旧世界人类的牙齿进行比较。[1]到了1994年，他已经测量了超过15000副牙齿。他在每副牙齿上测量29个不同特征，比如牙根长度和牙冠形状。大部分牙齿属于同欧洲人接触前的土著美洲人，来自史前墓葬。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任何进入美洲基因库的新基因——无论是与欧洲人还是后来与非洲人的跨种族繁衍——都可能影响他所研究的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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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提出的问题很简单：来自旧世界哪个部分的人类齿型与土著美洲人的最为接近？虽然他依托了复杂的统计方法，但答案本身直截了当：亚洲北部，特别是中国北部、蒙古和东西伯利亚。这些地方的人具有和土著美洲人一样的独特齿型，特纳把他们统称为“中国齿型”（sinodonts），区别于亚洲其他地方、非洲和欧洲的类型，即“巽他齿型”（sundadonts）。鉴于此，他相信亚洲北部是土著美洲人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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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国齿型内部的牙齿形状也存在差异。特纳区分了3个明显的类型，认为它们与公元前12000年左右开始的3次迁徙事件有关——随着来自土著美洲人语言的证据加入，这种观点得以真正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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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多年的时间里，语言学家们一直尝试重建人类社群相互接触的历史和他们的迁徙模式。他们把目光投向语言间的相似和不同，试图把它们归类，然后寻找其传承模式——就像生物学家试图将物种分类并寻找其进化关系那样。此类工作最好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就像科林·伦弗鲁把印欧语系的传播同新石器时代农民在欧洲各地的迁徙联系起来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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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语言种类的繁多，新世界语言史前史的研究潜力可观。自与欧洲人接触以来，已有1000多种语言被记录，其中600种至今仍在使用。将它们归类并追溯源头的尝试从300多年前就开始了。1794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写道：“我试图尽我所能地收集美洲印第安人和亚洲人的词汇，我相信如果他们有过共同的祖先，这将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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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来，此类尝试围绕斯坦福大学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提出的论点展开。50年代末，格林伯格将注意力从对非洲语言的分类（他以此成名）转向对土著美洲人语言的分类。到了80年代中期，他得出结论，这些语言可以被分为三大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Eskimo-Aleut），包括10种语言，仅限北美极地区域使用；纳——德内语系（Na-Dene），包括38种语言，主要位于美洲西北角，包括特林吉特人（Tlingit）和海达人（Haida）等美洲土著民族；北美、中美和南美的所有其他语言则被有争议地统称为美洲印第安语（Amerin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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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伯格通过寻找他所研究的每种语言的基本词汇（比如表示身体部位的词汇）在发音和含义上的相似性得出了上述分类。他认为，每一个语系都是伴随着不同民族各自迁徙至美洲而来的。第一批到来的是说“原始美洲印第安语”（proto-Amerind，前缀proto-习惯上表示不复存在的源语言，从中分化出了现存的语言）的民族。格林伯格宣称，这次最早的移民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1500年左右，以克洛维斯文化为考古学上的代表。这个民族的来源不明。原始美洲印第安语据称与分布在欧亚广大地区的诸多语言［语言学家称之为“欧亚语群”（Eurasiatic complex）］存在相似性，因此诞生于现有各语族确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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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批到来的（发生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是说原始纳——德内语的民族，考古学上的代表是被称为迪纳利文化的新型石质工具，由桑——马尔斯于1978年在蓝鱼洞发现。格林伯格认为他们的起源是印度支那。最后一批移民在大约500年后到来。这些人说原始爱斯基摩——阿留申语，被认为来自亚洲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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