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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意识到土著人狩猎和采集活动的复杂性，最初关于他们只能勉强糊口、得过且过的假设得到了修正。土著人被发现非常熟悉植物的分布和动物的行为，他们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常常根据可获得的资源在雨季和旱季采取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都是狩猎采集者，但许多人通过可控地焚烧植被来管理自己的土地和食物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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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土著人社会的复杂性，是欧洲人两次改变对土著澳洲人看法中的第一次。第二次是意识到这些人并非某个最初人类社会的永恒孑遗，是没有历史的人。和欧洲殖民者一样，他们的社会同样是历史的产物。他们历史的起点——澳洲最早有人类生活的年代——不断向前推移，从最初猜测的公元前10000年变成20世纪80年代的公元前35000年，再到今天的大约公元前60000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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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为了探索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而前往澳洲：公元前20000—前5000年间土著人社会的发展，即从末次冰盛期到伴随全新世到来的暖湿顶峰之间。公元前9600年的全球剧烈变暖对欧洲和西亚的人类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但直到该时期的最后，澳洲土著人社会才出现了最根本的变化。此外，当公元前5000年其他大洲的人类都已经接受了农业时（无论是本土发明还是通过理念和人口的传播），澳洲土著人仍然全部是狩猎采集者——尽管生活方式与更新世的祖先们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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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抵达时是公元前18000年；这片大陆当时还是“大澳洲”（Greater Australia），从南面的塔斯马尼亚到北面的新几内亚连成一片。当他在大陆上旅行和在时间中穿梭时，比今天低100多米的海平面将会上升，气温升高，降雨增加，天气的季节差异将变得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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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与史前土著人的接触将基于对寥寥无几的考古记录的解读。比起其他大洲，这里的更新世考古遗址相对稀少，许多只有若干石片。因此，在试图把这些沉默的器物转化成人类生命时，很难忍住不去借鉴土著人的历史记录。这样做有把土著人的现在带入他们遥远过去的危险，无法认识到土著人社会如何随时间而改变。当卢伯克坐在洞中，回头注视工作中的冰河时代人类时，这种风险无法完全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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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进今天的库提基那洞（Kutikina Cave）。得益于其大小和位置，这里受到公元前18000年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青睐。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只会在那里停留几周，更情愿在耗尽每处临时营地周围的动植物后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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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提基那洞中的人正在等待猎人们的归来。卢伯克看到洞中另一个避风的角落里也生起了火，烟雾会通过第二个小得多的入口飘散。完成新一批石刀和石斧后，人们围坐在火堆边。卢伯克加入他们，望着远处开阔山谷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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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了不起的成就让他可以和这些冰河期猎人一起，坐在距离南大洋的海冰不超过1000千米的地方。首先是冰河时代的澳洲人本身。经过从东南亚出发的跳岛之旅（包括至少100千米的渡海行程），他们于大约6万年前抵达澳洲的最北部。然后，他们一代代地向南迁徙，最终在塔斯马尼亚形成了以捕猎沙袋鼠为中心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冰河时代世界最南端的居民。第二项成就属于澳洲考古学家，他们在不超过20年前发现并开始重建那个塔斯马尼亚人的冰河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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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塔斯马尼亚西南部的山谷无人居住。那里被浓密和几乎无法进入的温带雨林覆盖，危险湍急的河流穿流其间，是地球上最后的大片荒野之一。因此，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里斯·琼斯（RhysJones）在1981年1月11日看到丹尼森河（Denison River）岸边埋藏的石器，并将它们描绘成“非常有趣的发现”时，我们有理由指责他太保守了。[3]那些器物被证明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它们的发现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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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莱斯·琼斯和他的同事唐·兰森（Don Ranson）与来自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凯文·基尔南（Kevin Kiernan）一起造访了库提基那。[4]他们沿河行进了10个小时，有时还需要把小船拖过湍流，在齐腰深的冰冷河水中跋涉。随后，他们奋力穿越茂密的植被，挤过现在将洞口遮蔽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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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煤气灯后，莱斯·琼斯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洞窟中，闪亮的白色洞壁反射着嘶嘶作响的灯发出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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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的地上是易碎的橙色黏土，形成70厘米高的土台……数以百计的石质工具和烧焦的兽骨碎片从轻微侵蚀的表面露出，散落在土台底部。一层层密实的焦炭夹杂着烧焦的红色黏土，标出了一系列古代火炉的位置。一侧土台外有一条被水冲出的沟，从高达2米的切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沙袋鼠的头骨、颌骨和肢骨一层层堆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在洞中避风处做饭，把睡袋放在主洞穴后侧干燥凹洞里的坚硬石灰岩上。后来我们得知，我们是13000多年来第一批睡在那里的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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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和他的同事们发掘了不到1立方米的沉积物，找到惊人的25万块动物骨骼和大约4万件石器。它们后来被测定为属于公元前15500年左右，而砾石层下方的焦炭为公元前20000年。就这样，今天无人居住的南塔斯马尼亚森林被发现曾是冰河期人类的家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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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提基那洞的发现拉开了对塔斯马尼亚雨林20年研究的帷幕。在乐卓博大学吉姆·艾伦（Jim Allen）和理查德·科斯格罗夫（Richard Cosgrove）的主持下，人们在艰苦的田野条件下度过了多个挖掘季，在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冰河期生活的惊人纪录。[7]最早的塔斯马尼亚人生活的年代被上推到3.5万年前，他们的工具从石器扩展到用沙袋鼠骨制作的精美矛尖和用天然玻璃制成的小刀。库提基那洞中的赭石块暗示存在艺术：1986年1月，在火炬的照射下，人们在马克斯韦尔河（Maxwell River）河谷的巴拉温洞（Ballawinne Cave）深处看到了一排16个手印，至少来自5个人。被磨碎的铁氧化物与水拌在一起，被人涂在手上后平贴到洞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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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在东南方85千米处的瓦加塔洞（Wargata Cave）发现了更多手印，既有成人也有孩子的，人血被用作颜料之一。[8]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莱斯·琼斯觉得可以将塔斯马尼亚西南部的冰河时代考古与法国西南部的相提并论——巴拉温和瓦加塔是南半球的拉斯科和阿尔塔米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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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比较可以说是宽泛的。虽然塔斯马尼亚发现了有石器、兽骨和岩画的冰河时代考古遗址，但与北纬驯鹿猎人的相似点仍然十分有限。[10]不管怎样，每个地区的考古都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冰河期欧洲为其他地区的考古提供“黄金准则”的时代早就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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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艾伦、科斯格罗夫及其同事们对塔斯马尼亚洞穴出土的器物和骨骼的详细研究。他们对捕猎沙袋鼠的研究特别有趣。[11]这需要通过花粉证据重建冰河时代的地貌，研究现代沙袋鼠的生态，以及分析发掘出的数以千计的骸骨。冰河时代的猎人们似乎在冬天、春天和初夏时生活于山谷中。他们使用一块选定的草地，直到那里的沙袋鼠减少到无法继续捕猎；然后，他们会搬到另一区域，也许会选择新的山洞作为基地。虽然有时也狩猎其他动物，但沙袋鼠特别被当作目标，它们可能被驱赶到手持长矛等待伏击的猎人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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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洞中很少发现来自脚和爪子的骨头，科斯格罗夫和艾伦认识到沙袋鼠在杀戮现场会被部分宰割——只有尸体上肉最多的部分才会被带回。通过检验肢骨被砸碎的方式，他们了解到除了肉，沙袋鼠的骨髓也会被取食。有时，食谱中还会包括沙袋鼠的脑子。夏末，猎人们离开山谷前往高原，植物性食物在他们的食谱中将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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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公元前18000年，约翰·卢伯克看到猎人们带着沙袋鼠肉块返回库提基那洞。现在，人群由大约30名男女老幼组成。这些人是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南部山谷中的几个群体之一，他们穿着沙袋鼠皮的斗篷，一年中很多时间都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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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皮切片后，烤好的肉和剁碎的球茎被一起呈上，分发给所有在场的人。较大沙袋鼠的胫骨被放到一边，准备制成矛尖；大部分其他骨头被砸开取食骨髓。为了里面的小块骨髓，甚至连趾骨也被敲开。垃圾被堆在洞的一角，与用钝和沾满油污的工具放在一起。人们分散到洞中不同位置——有的去睡觉，从火堆里取出灰烬铺在地上来为孩子保暖，有的则把骨头加工成精美的矛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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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坐在洞口边的火堆旁。在足够阅读的光亮下，他翻开《史前时代》，试图找出自己维多利亚时代的同名者在1865年对塔斯马尼亚土著人有何了解和想法。书中有一小段话引用了两位“权威”。在1776—1779年间的第三次航程中，库克船长造访了“范·迪门之地”（Van Dieman’s Land）——塔斯马尼亚最初的名称——他表示土著人“没有房屋、没有衣服、没有独木舟、没有捕捉大鱼的工具，也没有渔网和鱼钩；他们靠贻贝、鸟蛤和滨螺为生，唯一的武器是一头削尖的直棒”。[12]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还引用了多弗牧师（Reverend T. Dove），后者在《塔斯马尼亚自然科学期刊》（Tasmanian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上写道，塔斯马尼亚人“凭借没有任何道德观念和道德印象独树一帜。一切涉及我们作为理性生物起源和归宿的想法似乎都从他们心中被抹去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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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望着库提基那洞中的塔斯马尼亚人在厚厚的毛皮斗篷下安眠，他们分享了沙袋鼠肉，为孩子提供呵护，完成了新工具的制作。这里有充足的道德，但完全看不到鸟蛤和滨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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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人计划在库提基那洞再停留几天，他们看到谷底的草地上和谷间山脊的灌木丛中有几群沙袋鼠在进食。第二天，卢伯克陪同3名男子沿着富兰克林河（Franklin River）河谷和它的一条支流跋涉25千米，前往今天的达尔文坑（Darwin Cr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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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沿着经常有人走过的小径而行，穿过谷中偏僻角落里齐膝高的草丛和低矮的树丛。高处的山坡被灌木覆盖，高原上可以看到小冰川。虽然卢伯克的同伴们不打猎，但他们还是查验了所有动物足迹和许多叶子，以便找出沙袋鼠在哪里觅食。他们还能够猜出动物在哪里睡觉和种群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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