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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让今天的人类学家印象极为深刻的，正是高度流动性、有限财产和热烈典礼等特点。就在澳洲中部的沙漠里生存而言，斯潘塞和吉伦所记录的土著人已经取得了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比起在末次冰盛期或此后不久生活在沙漠中的祖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那些人生活相对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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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中部从100多万年前就开始变得炎热干燥。今天，澳大利亚的干旱区达到500万平方千米，占整片大陆面积的70%。[5]干旱区的定义是当地蒸发量等于或大于降水量，夏季气温超过35℃，年平均降水少于500毫米，最干旱地区少于125毫米。当地80%的面积为“开阔沙漠”——多石或多沙的表面，没有明确排水模式的裸岩和黏土洼地；地表水可能在降雨后变得丰富，但很快会消失。大片开阔沙漠之间零星分布着高原：中部的马斯格雷夫（Musgrave）、詹姆斯（James）和麦克唐纳（MacDonnell）山脉，西面的皮尔巴拉（Pilbara）地区和西北面的金伯利（Kimberley）山脉。在这些高原上，雨水汇聚成溪流，为干旱区提供了最可靠的水源，并维持了相对丰富的动植物生存。大部分高原的边缘是河流洪泛平原。在这些地方，一年中大部分时候都能找到地表水，为如此干旱的土地提供了鱼类、贝类、水禽和水生植物等惊人的食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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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在公元前30000年第一次进入干旱区时，那里的气温与今天所差无几，但要湿润得多，形成了大量湖泊和永久河道。随着全球气温在末次冰盛期下降，本已不多的降水减少了一半，风速增加，湖泊干涸，形成大片沙丘。干旱区扩大到全洲面积的80%，只有北部角落和东部边缘还处于温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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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气候在公元前20000年后发生改变后，状况开始改善：降雨增加，再次形成了可靠的水源；植被面积也开始扩大，同时风势减小，使沙丘变得稳定。一直到公元前7000年，人类定居的条件不断好转。此后，气候变得寒冷和干燥得多，形成了今天的沙漠，就像鲍德温·斯潘塞和弗兰克·吉伦生动描绘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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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当地的人类生活历史，约翰·卢伯克在公元前13500年来到中部沙漠。离开科乌沼泽后，他穿越了大片死于干旱的灌木丛林，遇到过脱水的尸体，经过了许多干涸的湖泊。这些湖泊成了刺眼的白色盐碱地，完全没有生命的踪迹，但诉说着自己的过去：它们曾是林地环绕的大片淡水，林中生活着大量兽类和鸟类。卢伯克还穿越了黏土洼地，有的表面脆弱，裂成卷曲的小碎片，在太阳下闪闪放光；有的表面厚厚的黏土干裂成六角形图案，上面有鸸鹋和袋鼠的足迹，周围是枯萎的灌木以及死去的螺类与河蚌的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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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来临时，平时干涸的小河很快变成湍流，黏土洼地成为水塘，水中满是螺、蟹、蚌和鳌虾。数以千计的蛙从地下钻出，那里的沙土因为稍含水分而较为凉爽。蛙开始繁殖，卵被孵化，蝌蚪及时长成翠绿色和橙色的蛙，在干旱回归前钻入地下。它们的食物是恢复生机的植物上和从地底钻出的大片树苗上仿佛从天而降的毛虫。野禽也赶来了——黑鸭、琵鹭和鹈鹕——还有雕和鹰，它们都急不可耐地填着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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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卢伯克坐在几乎处于这片大陆中心的巨大砂岩石窟中。石窟位于詹姆斯山脉南坡的朝南峭壁上。卢伯克望着看上去无边无际的干旱灌木林地，他既喜爱这里的黄昏，也不堪苍蝇的骚扰，现在这里正被正午的太阳炙烤着。登山前往峭壁的途中，他向北望去，看到一排排被阳光染色的山峰在炎热的雾气中闪着光，向旅行者发出邀请，无论他们来自史前时代抑或现代。他身边的石窟地面上是最近在洞里住过的其他人留下的垃圾：一堆灰烬、烧焦的动物碎骨和几片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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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来访时，洞壁还空空如也。但未来它们会被手印覆盖，这个石窟将被称作库尔皮马拉（Kulpi Mara），意为“手之洞”。当北方领地大学（Northern Territory University）的彼得·索利（Peter Thorley）在1995—1996年发掘该山洞时，这正是他看到的样子。他发现了一层层炉灶的遗迹，被夹在风化的洞顶和洞壁以及少量风刮来的沙土形成的沉积层中。放射性碳定年显示，人类在库尔皮马拉生火的时间为公元前30000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公元前27000年，以及公元前13700—前11500年之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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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皮马拉西北约200千米是名为普利特贾拉（Puritjarra）的另一处更大的砂岩石窟，人类在那里生活的年代与前者相仿。石窟位于克莱兰山（Cleland Hills），名字意为“庇阴区域”——在那里可以躲避中午的太阳和盛行的大风，可谓名副其实。巨大的洞口长45米，高20米，洞壁上布满岩画和手印。对于一直在普利特贾拉生活到20世纪30年代的土著人来说，没有风是件好事。但对于来自新英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的麦克·史密斯（Mike Smith）——1986—1988年间在那里发掘的考古学家——而言，这绝非幸事。没了风刮来的尘土，沉积速度将非常缓慢，以至于相距数千年的器物仅被几毫米的沉积物隔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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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认为，石窟最早在大约3万年前有人居住，虽然最早的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为公元前25000年左右——这一数据来自埋藏了焦炭和赭石碎片，以及石质工具和废弃石片的土层。该土层上方的洞穴沉积物中器物寥寥无几，直到公元前15000年。最上面的几层涵盖了最近的7000年，埋藏有炉灶、凿制过石片的石头和碾磨工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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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25000—前15000年，即气候条件最为恶劣的整个末次冰盛期，普利特贾拉和库尔皮马拉是否一直被使用呢？[9]麦克·史密斯认为是的，他指出克莱兰山有永久性水坑，为被干旱从周边沙漠中赶走的人们提供了庇护所。不过，普利特贾拉和库尔皮马拉的定年数据是来自偶尔的探险之旅，还是记录了人类在澳洲干旱腹地的持续存在，目前尚不清楚。无论答案是什么，土著人使用石窟时的干旱情况远比斯潘塞和吉伦在一个世纪前见到的乃至今天的更严重。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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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近代土著人如何在澳洲沙漠中生存，都要归功于对他们的适应性做了细致研究的人类学家们，后者所用的研究方法与斯潘塞和吉伦的完全不同。20世纪60年代末，后来成为夏威夷大学人类学教授的理查德·古尔德（Richard Gould）与普利特贾拉洞以西一个地区的土著人共同生活——那里可谓世界上水供应最不稳定且动植物种群最匮乏的地区之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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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人通常以20个人左右的群体生活。男人每天花几个小时打猎，但很少能杀死比蜥蜴和老鼠更大的动物。女人们则从30多种植物上采集种子和块茎，食物主要来自其中的7种。他们还捕捉小猎物，以及昆虫和幼虫——事实上，有差不多50种肉类和动物性食物被取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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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关键是机会主义——准备好前往任何有降雨和积水的地方。为此，他们只需要很少的财产，“永久居所”全无用处。人们可以看到80千米外的降雨，并常常需要长途跋涉，仅在1966年的3个月里，古尔德的群体就去过分布在2600平方千米上的9个不同营地。这种生活需要埋嵌在梦创时代故事中的大量详细的地理知识。群体中的年轻成员在学习神话和被传授神圣知识时，必须记住许多地标的名字和位置，特别是水坑。这类启蒙仪式在罕有的出现丰富猎物的时机举行，会有多达150人聚集起来，一直待到当地的猎物被捕捉殆尽为止。因此，讲故事、典礼和舞蹈——斯潘塞和吉伦所描绘的“嗷嗷叫的裸体野蛮人”所表演的——对人们的生存绝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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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沙漠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分享准则。所有带到营地的食物将被仔细地分给每位群体成员，即使那不过是一只小蜥蜴。除此之外，群体间的亲缘关系有助于确保一个群体欢迎另一个受到干旱和食物短缺影响的群体进入自己的领地。此类联系通过“交叉表亲”的婚姻制度建立，即希望男性娶他母亲的母亲的兄弟的女儿的女儿为妻。由于这种关系显然不太好找，男性常常在数百千米外的群体中寻找配偶。又由于男性可以娶多个妻子，他常常与生活在数千平方千米内的不同家庭结为亲戚。于是，他总是有可能在有难之时找到亲戚，从而获得水源和觅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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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德把火描绘成沙漠土著人最有用的工具。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上覆盖着滨刺草，这种带刺灌木无法提供任何食材。烧掉滨刺草后，几种能产生食物的植物陆续开始生长，直到滨刺草卷土重来。古尔德看到土著人焚烧大片土地，但他们从未表达过任何刺激新植物生长的意图。火也被用来驱出小猎物，有时还用于把蜥蜴和哺乳动物从地洞中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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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石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它们，采集来的许多种子将无法食用。这些石头取自采石场或由交易得来，它们被留在营地，等待下一次归来。除了一个例外，所有其他工具都非常简单：如常常从地上捡起就用，用完便扔掉的石片，还有挖掘植物的棒子和木制投矛。那个例外是投矛器，即一根可长达1米的木棒，除了发射投矛之外还有多种用途。它们常被制成扁平形状，用作混合颜料和烟草的托盘；还被用来生火；还常常在一头装上石片，用于雕凿木头。投矛器的表面经常刻有几何图案，作为前往神圣地标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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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上述工具、规则和深入的地理知识的结合，20世纪的土著人得以在难以置信的艰难环境下存活。但在库尔皮马拉和普利特贾拉留下石片和火堆的土著人也是这样生活的吗？在将现代的行为习惯投射到过去时，我们必须极为小心——特别是在涉及交叉表亲婚姻这样在考古学上无迹可寻的事情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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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古尔德发掘了沙漠中的两处洞窟：彭图特贾尔帕（Puntutjarpa）和英提尔特克维勒（Intirtekwerle）。两者都拥有上溯到公元前10000年的长长的沉积层序列，还发现了石器——与20世纪60年代和古尔德共同生活过的那些土著人所用的大同小异。在1980年出版的描绘了他的经历和发掘的《活着的考古学》（Living Archaeology）一书中，古尔德提出，碾磨种子、婚姻网络和梦创神话的文化不仅可以上溯到这个年代，更能追溯到公元前30000年人类在干旱区生活的伊始。这是个大胆的主张，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已知最古老的磨石仅为公元前3500年。[13]直到1997年库迪泉发现的磨石碎片才证实了古尔德的说法——在这处位于新南威尔士的遗址，人类曾经靠捕猎现已灭绝的动物或食用它们的尸体为生。来自悉尼大学的理查德·富拉格（Richard Fullagar）和朱迪思·菲尔德（Judith Field）从深150厘米的壕沟中——包括从公元前30000年之前直到今天的土层——挖出了33块磨石碎片。许多碎片与被宰杀的巨兽骨骼埋在同一层中。磨石上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植物组织残骸和独特的摩擦光泽证实，它们被用于加工种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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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迪泉的证据表明，末次冰盛期和之后不久生活在澳洲沙漠中的土著人拥有种子碾磨经济，类似理查德·古尔德在20世纪60年代观察到的。但从库尔皮马拉和普利特贾拉洞发现的赭石碎块不足以让考古学家认定沙漠土著人是否也拥有类似的梦创时代神话和婚姻规则——对近代土著人的生存而言，这些东西和碾磨种子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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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卢伯克在库尔皮马拉洞待了3天，希望最近才生过火的人能归来。他希望见到他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发现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但没有人来。卢伯克收集了自己的食物：野生无花果和根，还有一只从洞穴里挖出的蜥蜴。等待期间，他翻开《史前时代》，读起自己的同名者对土著人的了解和看法。在关于澳洲人的那几页里，作者参考了多位19世纪旅行者的描述[15]——但没有斯潘塞和吉伦的，他们最早的作品直到《史前时代》（1865年）首版问世30年后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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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来说，土著人是“可悲的野蛮人”，这毫不奇怪。但就像现代人约翰·卢伯克在读到火地岛人和北美印第安人的章节时所发现的，与上述评价相矛盾，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对土著人巧妙制造和使用的许多工具表现出明显的欣赏。《史前时代》解释了他们如何“训练有素地”使用投矛器、回旋镖和带可移动尖钩的捕龟矛，并颇为详细地描绘了这类工具。同样显得难以理解的还有，为何塔斯马尼亚人被描绘成完全没有道德观念（引用多弗牧师之语），而澳洲人却被描绘成能够认识到自私和非理性的行为。一边是他所依赖的日志中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观点，一边是他对自己所称“现代野蛮人”的科技和生活方式的明显赞许，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似乎再一次为如何调和两者而苦苦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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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一大早就起身，寻找人类生活的关键信号——袅袅的烟雾，然后攀下山崖，离开了库尔皮马拉洞。他径直向北，穿过后来的麦克唐奈山脉和艾丽斯斯普林斯（Alice Springs）。卢伯克还要穿越1200千米的沙漠才能来到阿纳姆地（Arnhem Land），一块将被全球变暖改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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