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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雾气笼罩之人的匆匆一瞥，这是对我们关于印度次大陆冰河期定居点之有限了解的写照，特别是公元前20000年的末次冰盛期之后的情况。被认为属于从末次冰盛期到公元前9600年那波迅速全球变暖之间的石器堆分布广泛，让我们可以从考古学上一窥人们的生活。但很少有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也没有发现房屋痕迹或墓葬。整个次大陆只发现了一处更新世晚期的炉灶，以及寥寥几堆被宰割动物的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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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西部的广阔沿海平原，公元前20000年的印度地形与今天大同小异。最北方矗立着被厚厚冰川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脉，后者的庞大水系汇入印度河和恒河，流过广阔的冲积平原。这些平原在西北部连成一片，形成了塔尔沙漠（Thar desert），强风和极度干旱让那里形成了庞大的沙层和沙丘。鸵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无忧，但随着冰河期状况的恶化，其他许多动物被迫离开。干旱区域远远超出沙漠地区本身。湖泊水位下降，河道变得很深；由于能固定水土的树木和植物寥寥无几，侵蚀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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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巨大弧线横跨印度中部的山岭被草地覆盖，夹杂着山谷中的小块沼泽和森林。丘陵的南坡通向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印度南部两侧的山岭——东西高止山脉（Eastern and Western Ghats）——被林地覆盖，可能与今天差别不大。我们知道一些动物生活在上述多样化栖息地中，因为在河流沉积物中发现了它们的化石：野牛和鹿，犀牛和野猪，还有各种猴子、蛇和小型哺乳动物。最南边的山岭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在末次冰盛期时期可能与大陆相连的斯里兰卡岛上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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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的分布显示，在为冰河期画上句号的那1万年气候剧烈波动的时期里，次大陆各地的人类生活在许多不同环境中。他们在西北部的沙丘上驻营，有时将鸵鸟蛋壳做成精美的珠子[2]；任何继续流淌和河流和还有水的湖泊都会把他们吸引到岸边。印度中部和南部的洞穴提供了庇护所，人们还在草地、林地和森林里驻营。他们留下的工具有典型的冰河期猎人的特点：由黑硅石、碧玉和石英石块制成的石片、刃片、刮削器和箭头。[3]不过在斯里兰卡，甚至在末次冰盛期之前，冰河期猎人已经把细石器作为对石头的最有效利用方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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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不为我们所知，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假设南亚的冰河期猎人同样拥有用木头、骨头、树皮、纤维、兽皮、羽毛和其他没有留下痕迹的材料制作的工具、衣物和房屋。和世界上其他考古证据稀少的地方一样，我们忍不住想利用更晚近的狩猎采集者来补充史前生活的模糊画面——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在写作《史前时代》时所做的。对于直到近代仍有如此之多的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印度来说，这种诱惑特别强烈。因此，为了揭开冰河时代的迷雾，浦那（Poona）德干学院（Deccan College）的米斯拉（V. N. Misra）等印度考古学家试图通过关于北方邦（Uttar Pradesh）恒河河谷的狩猎采集者——坎贾尔人（Kanjars）的记录来解读考古遗物。[5]米斯拉不仅描绘了石头刃片的大小和形状，而且猜测人们使用了藤制的捕猎网和篮子，并将兽皮做成鼓，将巨蜥皮做成鞋子。当然，这样做的风险是，揭开迷雾后显示的并非过去，而仅仅是将现在强加在一个本不属于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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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努尔洞穴——位于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东高止山脉的石灰岩山崖上——的考古研究始于1884年，罗伯特·布鲁斯·富特（Robert Bruce Foote）发掘了所谓的查内尔屋（Charnelhouse）。受雇于印度地质勘探所的福特进行了开拓性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在印度南方，他在那里发现了第一批更新世的石质工具。他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等术语引入印度考古界[6]，所以，我们不得不猜想他已经读过了约翰·卢伯克的《史前时代》，因为该书首创了这两个术语。福特的儿子继承了他的工作，又发掘了2个名字有趣的山洞——“炼狱”和“大教堂”。3个洞中的沉积物都超过10米深，虽然只找到1件石器，但到处都有丰富的动物骸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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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认为，其中的大批骨头被人类加工过。他表示，自己找到了带钩的猎叉、箭头、锥子和小刀，其优美形制与拉尔泰和克里斯蒂在冰河时代的法国山洞中所发现的器物相类似。福特对这些工具的可能年代所知寥寥，暗示卡努尔洞穴的居民处于“低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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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德干学院的克里希纳·穆尔蒂（M. L. Krishna Murty）对这些山洞展开了新的发掘。[8]他发掘了穆奇查特拉钦塔马努洞，同样找到了富含骸骨的沉积物，另外还有大批石器。比起福特的时代，当时对动物种群有了更多了解，可以看出许多骨头来自冰河期结束前只存在于安得拉邦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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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蒂认为，这些来自各种食肉、食草和小型动物的骨头是被人类带进洞里的，当时可能还包裹着肉和脂肪。和福特一样，他也认为其中许多被加工成工具。两人的结论都值得怀疑。穆尔蒂报告中描绘的骨头“制品”都没有明显的外部施加的形状——完全无法与冰河时代法国的精美猎叉和雕凿相比。而由于福特的标本已经遗失，我们无法评价他的主张。食肉动物啃噬、踩踏和纯粹的腐烂所造成的破裂都很容易让骨头看上去像被人类加工过。于是，石刀、一处用石灰石砌成的火炉（测得为公元前17000—前14000年间）和几块烧焦的石头成了末次冰盛期末人类活动仅有的明确证据。因此，即使在穆奇查特拉钦塔马努洞，我们对印度冰河期生活的样子也只能有个模糊的印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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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公元前9600年，大雾才消散到让卢伯克认为值得离开山洞。与此同时，迅速的全球变暖为冰河时代画上了句号，并加快了在末次冰盛期之后立即开始的环境变化。不幸的是，对于在印度所发生变化的准确模式，考古学家尚未获得具体细节，只知道降水量总体上升以及形成了与今天（或者在印度森林大面积被毁之前）大同小异的植被等一般情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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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沿着动物留下的小径和河岸向北而行。他经过多种自己前所未见的树木——有的挂满了累累的猩红果实，有的从树枝上垂下巨大的气生根和气生茎，形成回廊般的柱子和拱门。含羞草和合欢树长着羽毛状的叶子。他在林中见到了许多鹿，有的披着斑点毛皮，有的长着又尖又长的角，还有野猪、猴子和犀牛。在温暖潮湿的全新世世界中，它们都显得生机勃勃。蟋蟀和知了同样如此，闷热的空气中不断回响着它们的鸣叫——随着从春天进入夏天，空气将变得更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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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世开始后，印度季风确立了今天的节奏模式：年初相对干冷，从3月开始温度不断上升，在6月达到顶峰，然后是夏末到来的降水。穿越德干高原的过程中，卢伯克第一次体验了印度季风。天空连续多日阴沉，布满了沉重的积雨云。当暴雨开始从云端倾泻而下时，卢伯克躲进了一个山洞，望着下方干涸的河床成为混浊汹涌的汪洋。树木被拔起，成吨的泥土和岩石被卷走，不幸的动物被冲跑。雷声在被闪电撕裂的天空中隆隆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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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必须假定，其他许多人也在全新世早期的季风中寻找庇护所，因为比起冰河时代，公元前9600年之后的考古遗址相对丰富。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更好的保存状况和发现的容易程度，但当冰河期的干旱结束后，人口也可能有了大幅上升。人们继续生活在与冰河时代祖先相同的多样化环境中，但也可以在新出现的河岸和湖岸上，或者此前是沙漠的灌木地上落脚。[12]不过，他们存在的证据仍然不过是一堆堆加工过的石头。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细石器变得流行，很可能反映了更加多样化的饮食和对本地石头的依赖。[13]只在很少的情况下，石器堆旁还能找到兽骨堆、房屋痕迹或人类墓葬。[14]就像在欧洲那样，考古学家把这些遗址的创造者称为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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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9000年一个炎热多尘的夏日，卢伯克爬上了今天被称作西温迪亚山脉（Western Vindhya）的丘陵。他站在一座小山头上，望着另一处山顶上一排矗立于树木上方的塔楼状巨石。这座小山就是比姆贝特卡山（Bhimbetka）。卢伯克看到山坡被茂密的多刺林地覆盖，林间有许多小径，有的是野猪和鹿留下的，只能在上面匍匐前进，有的则被清理到头部的高度，树枝被石刀整齐地砍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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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小径穿行在山坡上的小岩窟间，那是数千年来风雨侵蚀软砂岩造成的。另一些位于掉落到岩台上的摇摇欲坠的巨石下方。还有的通向果林和泥潭，周围是动物的脚印和人类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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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沿着一条小径来到一个洞窟，有位画家正在工作——自从他离开澳洲北部，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画家。洞壁提供了几米宽的粗糙表面，完全暴露在日光下，与末次冰盛期在法国幽深的地下洞穴岩壁上所作的画截然不同。一幕狩猎场景正在展开，但完全不清楚那是神话、记忆还是愿望。8个看上去赤身裸体的棍状小人已经完成，两人戴着有流苏的臂带，还有个人戴着头饰或梳着飘垂的辫子。大部分看上去是男性，有几个显然如此，另一些人的腰部和臀部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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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场景，约公元前8000年，来自印度比姆贝特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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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小人都在忙着。其中3人站成一列，第一个人手持弓箭在追踪猎物，第二个人肩头扛着棍子，上面穿着一只小猎物，第三个是拿着篮子的女人。附近还有一群弯腰、蹲伏和扭动着的人，也许正围成一圈在跳舞。周围散布着更多小人，他们手持棍棒和袋子，有一个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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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拿起笔，开始紧贴着持弓猎人画起一头鹿。仅用了娴熟的几笔，一头大腹便便的鹿就从岩面上跑过，然后又画了它腹中尚未出生的小鹿。卢伯克走近打量颜料罐：那是些中空的干葫芦，一只装着深红色颜料，另两只分别装着黑色和白色颜料。附近是一块块彩色的岩石，从上面刮下的彩粉被放进葫芦中，混合上油状的树汁，制成有黏性的颜料。地上散落着一些树枝和石片，还有几支笔刷。在卢伯克的注视下，画家取过一支笔，将纤细的笔毛浸到红颜料罐中，然后开始在洞壁上画出一条新线。但他觉得线太细、太淡，而且笔也太软了。于是画家又拿了根树枝，将一头在石锤上敲击并磨去髓心，只留下一簇坚硬的纤维。他用这根树枝和更浓的颜料画完了线条——一头轮廓鲜明、体型是怀孕母鹿两倍的水牛形象就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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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姆贝特卡山拥有全印度最集中的岩画，那里发现了不少于133处有岩画的洞窟，还有其他至少100个洞窟里的岩画可能遭到了侵蚀。这座具有独特石柱的小山是西温迪亚山脉的7座山峰之一，在那里找到了400多块绘有图案的岩面。岩画的绘制年代仍然存在争议，这是全世界的岩画艺术时常遇到的情况。当地人把它们归于恶灵——就像阿纳姆地的土著人相信他们的“动态人像”出自神话中的米米人之手——因此比姆贝特卡山的岩画无疑绘制于比现有记忆更古老的时代。不幸的是，还没有人尝试像对冰河时代的欧洲所成功做到的那样，从颜料中提取碳来确定比姆贝特卡山岩画的年代。不过环境证据暗示，许多岩画来自全新世早期，至少为公元前8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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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发掘。20世纪70年代，对几处岩窟的发掘找到了以中石器时代为主的遗物，包括石器、日常废弃物和几具被掩埋的尸体。德干学院的米斯拉对IIIF-23岩窟的发掘显示，那里最早在更新世晚期有人居住，居民留下了一堆石英石工具。中石器时代的居民所用的工具品种更加丰富，包括细石器和手推石磨，后者反映了植物性食物在全新世林地中新获得的重要性。人们铺平了地面，在洞中筑起墙，很可能还在洞壁上作画，因为在垃圾堆中找到了红色和黄色的赭石块。[17]在比姆贝特卡山的几处中石器时代沉积物中都找到了此类颜料，因此几乎无疑是中石器时代的人类创造了洞中的许多岩画。新石器时代和以后的人类似乎很少使用该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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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证据线来自岩画本身。德干学院的亚硕达尔·马特帕尔（Yashodhar Mathpal）对它们做了极为详细的描绘，并识别出两大主题。[18]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关于狩猎与采集的画：捕猎鹿和野猪，人们采蜜、跳舞和打鼓，还有形形色色的蹦跳、奔跑和蹿跃的动物。动物的品种与周围的森林环境相符——包括野猪、鹿、水牛、猴子和各种较小的猎物，有的还画出了腹中的胎儿。第二类主题在对象和风格上都与前者不同：骑着马或指挥着大象的男人，常常装备有金属的剑和盾。有的在作战，有的则组成皇家队列。这些画缺乏狩猎采集者和野生动物主题的活泼。没有哪幅画与农业或畜牧有关，例如在印度其他地方经常可以看到的独特瘤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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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帕尔合理地认为，前一类主题出自全新世早期的狩猎采集者，他们整年或部分时间生活在山里。第二类主题可能同样属于狩猎采集者，但他们生活在相对晚近的时代，见过平原上城镇里的士兵和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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