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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在公元前7000年时站起身，冲破将他困在地上的厚厚一层草和灌木。他蹚过冰冷而湍急的流水，更仔细地查看那片建筑，它们的所在正是20代人之前最早一批来客丢下自己包袱的地方。这里是梅赫尔格尔（Mehrgarh），一座拥有200多位居民的农业村庄，是南亚此类定居点中已知最早的一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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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梅赫尔格尔的考古遗迹分布在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卡奇（Kachi）平原博兰河附近的几个遗址——巴基斯坦最西边省份的这片干旱土地有整个南亚最高的夏季温度。遗址经历了4000年的累积，完全或部分被抛弃的旧址上又建起新的定居点。在此期间，博兰河不断改变河道，遭到抛弃的房屋被埋在沉积物下，直到因为新的变道从沉积的泥沙中穿过而再次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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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的一次变道让梅赫尔格尔最早的定居点重见天日：高达10米、层层堆垒的泥砖墙。考古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了这处遗址，随后法国驻巴基斯坦考古队和巴基斯坦考古所共同展开了发掘。让——弗朗索瓦·雅里热（Jean-François Jarrige）是领军人物，至今已在梅赫尔格尔及其附近遗址发掘了将近30年。[3]最早定居点的年代仍然不明，但到了公元前7000年，河岸边已经坐落着几幢拥有多个房间的长方形泥砖房屋，并带有方形仓库。它们之间被院子分开，大部分家务劳动在院子里完成，死者也被埋在院子下面。最初找到的磨石和燧石刀带有长期切割谷物留下的特别光泽，暗示那里是农业定居点。这点很快得到证实，证据来源与长江河谷最早的种植证据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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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泥砖时，梅赫尔格尔的最早居民在黏土中混入了本该丢弃的脱粒废弃物——谷壳。虽然他们建造的墙后来坍塌了，先后被埋在新墙和河流泥沙之下，后来又遭到河水的侵蚀，最终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但砖中留下了植物的印记——谷壳本身几乎已经完全腐烂。与雅里热合作的早期植物残骸专家，罗马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的洛伦佐·康斯坦丁尼（Lorenzo Constantini）对它们做了检查，辨认出几类驯化小麦和大麦，后者的数量要多得多。梅赫尔格尔人还采集野生的植物性食物，康斯坦丁尼辨认出形似李子的枣子的种子和椰枣核。这些果实暗示，卡奇平原曾比今天湿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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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赫尔格尔之前，该地区唯一已知的考古遗迹是一些细石器堆。留下它们的狩猎采集者似乎既不种植野生植物，也不生活在永久定居点。[4]因此，俾路支斯坦的考古历史与西亚的截然不同。在西亚，最早的农民出现前就已经有了以村子为基地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生活在村子里并种植野生谷物。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是作为现成的整体打包来到印度河平原的，包括小麦、大麦、山羊和泥砖建筑，由西边的经济移民带来。博兰山口似乎是最可能的到达地点，因为在整个历史时期，那里都是商人和旅行者的通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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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朝西进入欧洲，从西亚朝东迁徙到印度河平原更加难以解释，因为需要翻越广阔的伊朗高原才能找到肥沃的土地。但人类愿意如此长途跋涉并不意外——本书已经讲述了冰河时代的猎人穿越美洲、澳洲和北极，前往地球偏远角落的了不起旅行。新石器时代的农民移民只是遵循了智人的悠久传统，他们对新土地有着无可救药的好奇心，在经济上非常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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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伯克走近公元前7000年梅赫尔格尔的建筑时，他注意到除山羊之外还有别的圈养动物——主要是瘤牛的牛犊。与西亚的品种不同，这种当地野牛的背上有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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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正在举行葬礼，某个院子里挤满了人，围在地上挖的一个坑周围。卢伯克挤到前排，看见一具年轻男性的尸体被放在浅浅的墓穴中，弯曲的膝盖抵在胸前。死者披着红色的裹尸布，脖子上挂着一串海贝壳。卢伯克在整个史前世界已经见过如此之多的葬礼，他对观察身边的人更感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戴着海贝壳，他认出有些是角贝——西亚的纳图夫人非常珍视这种管状贝壳，他在欧洲冰河时代的根讷斯多夫也见过。他们的牙齿同样相当显眼，因为上面沾染了难看的棕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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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祭司模样的人朝助手点点头，后者牵着5头小山羊的缰绳走上前。它们被一只只高高举起，然后切开喉咙，把血放到涂有沥青的篮子里。羊的尸体被放在死者脚边，又把一只盛满血的篮子放进墓穴。然后，男子和羊被掩埋，地面用黏土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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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卢伯克来说，在屋中和院子里埋葬死者已不新鲜，梅赫尔格尔的其他许多特征也似曾相识。在探索村子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与同样依靠谷物和山羊为生的西亚村子相同类型的活动和日常节奏，以及相同的声音和气味。就像在耶利哥和加扎尔泉镇一样，各种木碗、石头容器和篮子取代了陶器。但石器（箭头、刀刃和刮皮工具）更接近公元前7000年时仍然生活在印度河平原上的狩猎采集者所使用的。由于这两个群体都以河床上的石英石块为原材料，而且都狩猎当地的猎物，这并不意外。不过，狩猎采集者群体已经感受到来自迁入农民的压力，因为他们的许多年轻女性成了农民的妻子。这些女性很乐意抛弃自己的狩猎采集者生活，投奔被认为能带来经济上的安稳的农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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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的注意力突然被附近一座屋子里传出的热烈说话声吸引。走进屋中，两个男子盘腿坐在屋中唯一房间的地上，卢伯克蹲在他们身后。其中一人穿着黑色的羊毛披风，戴着围巾，与梅赫尔格尔人穿的白色和棕色衣物截然不同。他有一堆宝蓝色的珠子，显然是个来访的商人。另一个人的手指在他藏于皮口袋里的海贝壳之间摸索。屋中光线昏暗，空气混浊。角落里，一只冒着烟的黏土炉子正在燃烧，上面挂着一大块鹿肉。墙边堆放着篮子和石碗，还有各种锄头、挖掘棍和其他杂物。有个女人坐在一堆皮革和芦席上，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看着交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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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用了几个小时才完成，期间频频被上茶打断，这种草药茶用从炉中取出的滚烫石头丢进装着水和干燥绿叶的碗里泡成。最终达成协议时，夜幕早已降临。人们分享了面包和鹿肉，然后从大木杯中喝牛奶。男人和他的妻儿、商人以及卢伯克都睡在那个房间里，地上完全挤满。拂晓时分，当商人起身前往博兰山口时，卢伯克觉得必须要跟上，他很高兴能摆脱那个整晚哭个不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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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的梅赫尔格尔之行过于匆忙，没能欣赏到那里的艺术和技艺，也没能见证那里的经济增长。比如，他错过了在一些屋子里发现的风格化的陶俑，表现了坐着的人和动物。虽然他看到了圈养的瘤牛犊，但没能意识到它们对村镇未来经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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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让——弗朗索瓦·雅里热和同事们检查埋藏在连续考古沉积层中的动物骨骼时，他们发现牛和绵羊的骨头变得越来越小，而山羊和羚羊的则大体不变。[6]这表明当地的野生绵羊和瘤牛已经慢慢被驯化，而羚羊在村镇的整个历史上一直保持野生——虽然数量显著下降，因为它们的骸骨变得日益稀少。在村镇后期的沉积物中，细石器（也意味着狩猎武器）的数量大大减少，这同样反映了人们从依赖野生猎物逐渐转向依赖驯化动物，特别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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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赫尔格尔发现了许多墓葬，大部分位于院子下方，墓中有各种陪葬品，完全不同于达姆达玛的狩猎采集者墓地。磨光的石斧、精美的燧石刀、石质容器、赭石块和打磨过的石珠都和死者放在一起。一些珠子是绿松石的，还有几枚用青金石制成，它们的产地很可能位于遥远的北方，来自今天的阿富汗。相反，梅赫尔格尔的海贝壳来自南面500千米处的阿拉伯沿岸。发掘出的一些骨头被染成红色，暗示尸体曾被包在染过色的裹尸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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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村镇的扩张，人们建立了至少有150处墓葬的正式墓地。现在，许多墓被建成地下墓穴，尸体停放在用低矮的泥砖墙分隔的地下墓室中。这些墙会定期拆除，以便将新的尸体放进墓室，原先的骸骨将移到一边。然后，墙被重新筑起，墓穴再次封闭。此类墓穴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家庭关系变得日益重要，但很难知道这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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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从骸骨上获得的健康和饮食相关信息仍然寥寥无几。[7]对梅赫尔格尔人牙齿的研究发现它们特别大，类似中石器时代南亚的土著居民。这似乎挑战了一种观点，即它们的祖先是从西边来的农业移民，而非仅仅接受了农业理念和方法的当地人。大部分新石器时代农民的牙齿状况都很糟糕，部分原因是粗粝的植物性食物在碾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混入了沙粒，部分原因是他们摄入的大量碳水化合物造成了腐蚀。但梅赫尔格尔人几乎没有龋齿，他们的牙齿和狩猎采集者的一样健康。这似乎得益于河水中存在的天然氟化物，后者减少了腐蚀，但在他们的牙齿上留下了黄色和棕色的斑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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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公元前5500年左右的墓室里埋着一名成年男性，尸骨侧卧着，小腿向后弯曲，脚边有个大约一两岁的孩子。成人的左手腕边有8颗铜珠，曾经是一串手链。由于此类金属珠子只在梅赫尔格尔另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发现过，他无疑是个特别富有且重要的人物。显微镜分析显示，制作珠子时，铜矿石被捶打和加热成薄片，然后裹在一根细棒上。严重的腐蚀阻碍了对珠子进行详细的技术研究，但因祸得福的是，腐蚀让珠子内部某样极为不同寻常的东西得以保存——一团棉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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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穆雷拉（Christophe Moulherat）和他在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restauration des musées de France）的同事们做出了这个惊人的发现。当一颗珠子被切成两半时，在里面发现了植物纤维——曾经串起珠子的那根线的残余。它们能够留存是因为在铜的腐蚀过程中，有机化合物变成了金属盐。5平方毫米的一段纤维被分离出来，人们为其盖上金箔，以便通过电子显微镜的扫描来显示它的结构。为了进行更多显微镜观察，纤维必须被包在树脂中，并用金刚石研磨膏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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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进一步的显微镜研究，纤维被确定无疑地认定为棉花。事实上，那是将一团未成熟和成熟纤维缠绕在一起而形成的棉线，两者的区别在于细胞壁的厚度。就这样，这颗铜珠将世界上已知最早使用棉花的时间往前推了至少1000年。第二古老的例子同样来自梅赫尔格尔：在一间泥砖房外烧焦的小麦和大麦粒中发现了棉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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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雷拉无法确定梅赫尔格尔的棉花纤维来自野生植物还是驯化品种，但他强烈怀疑是后者。康斯坦丁尼持同样观点，因为棉花种子和驯化谷物被一起发现的地方可能是仓库。梅赫尔格尔的农民种植棉花似乎不仅是为了纤维，也为了其富含油脂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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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纤维作物，在40多个国家种植。已知的棉花品种超过50个，都归入棉属。其中只有4种被种植，每种似乎都在世界不同地区独立演化。陆地棉（Gossypium hirsutum）是种植最广泛的品种，被认为源于中美洲的野生祖先；第二种新世界的驯化棉花——海岛棉（Gossypium barbadense）诞生于南美。种植最广的非洲棉花是草棉（Gossypium herbaceum），很可能源于南非，因为在当地开阔草原和森林中找到的一个土生品种可能是它的祖先。第四个品种——树棉（Gossypium arboreum）被认为源自印度和东非之间的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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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赫尔格尔的发现之前，人们认为树棉的驯化发生在印度河文明时期，不早于公元前2500年。但如果该地区的农民在公元前5500年时已经在种植棉花，我们也不应感到意外；我们知道，约旦河谷的农民（他们的经济与技术和梅赫尔格尔的相似）至少在公元前8000年时就在加工纤维了。相关证据来自看似不可能的地点——远离任何已知定居点的赫玛尔溪镇。但同用金箔和金刚石研磨膏来显示被腐蚀铜珠内的棉花痕迹相比，即使那样的发现也显得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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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5500年，梅赫尔格尔人居住的房屋位于原址的200米开外。牛成了最主要的家畜，可能被用于耕地、拉车和提供牛奶，还是肉类的来源。其他发展包括陶器制作。最早出现的陶器是相当精美的容器——涂成红色的梨形陶罐，边缘向外弯曲。石头容器和涂有沥青的篮子显然仍能满足日常需要，新的陶器似乎最适合展示和打动来访者，也许还被用来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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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赫尔格尔继续扩张了几千年，在卡奇平原上多次改变位置，并为印度河文明奠定了基础。雅里热的发掘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发展过程。到了公元前4000年时，粗陶已经被用于日常需要，轮拉胚法使其可以大规模生产；弓形钻现在安上了碧玉钻头，可以将各种奇异的石头加工成珠子。到了公元前3500年，风格化的陶俑被外形更加写实的陶俑替代，很快将和陶器一样被大规模生产。黏土和骨头被用来制作印章。它们不仅证明贸易变得日益重要，还显示出现了私有权、秘密和财富的新文化。贸易可能推动了冶铜业的发展，从发现的炼铜坩埚中可以看到这点。当时，整个伊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部都出现了类似的农业村镇。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等城市最终将从它们中诞生，这是该过程的顶峰——它始于农业在西亚的起源，然后由经济移民在公元前7500年的印度河平原找到了沃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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