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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纤维作物，在40多个国家种植。已知的棉花品种超过50个，都归入棉属。其中只有4种被种植，每种似乎都在世界不同地区独立演化。陆地棉（Gossypium hirsutum）是种植最广泛的品种，被认为源于中美洲的野生祖先；第二种新世界的驯化棉花——海岛棉（Gossypium barbadense）诞生于南美。种植最广的非洲棉花是草棉（Gossypium herbaceum），很可能源于南非，因为在当地开阔草原和森林中找到的一个土生品种可能是它的祖先。第四个品种——树棉（Gossypium arboreum）被认为源自印度和东非之间的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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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赫尔格尔的发现之前，人们认为树棉的驯化发生在印度河文明时期，不早于公元前2500年。但如果该地区的农民在公元前5500年时已经在种植棉花，我们也不应感到意外；我们知道，约旦河谷的农民（他们的经济与技术和梅赫尔格尔的相似）至少在公元前8000年时就在加工纤维了。相关证据来自看似不可能的地点——远离任何已知定居点的赫玛尔溪镇。但同用金箔和金刚石研磨膏来显示被腐蚀铜珠内的棉花痕迹相比，即使那样的发现也显得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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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5500年，梅赫尔格尔人居住的房屋位于原址的200米开外。牛成了最主要的家畜，可能被用于耕地、拉车和提供牛奶，还是肉类的来源。其他发展包括陶器制作。最早出现的陶器是相当精美的容器——涂成红色的梨形陶罐，边缘向外弯曲。石头容器和涂有沥青的篮子显然仍能满足日常需要，新的陶器似乎最适合展示和打动来访者，也许还被用来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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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赫尔格尔继续扩张了几千年，在卡奇平原上多次改变位置，并为印度河文明奠定了基础。雅里热的发掘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发展过程。到了公元前4000年时，粗陶已经被用于日常需要，轮拉胚法使其可以大规模生产；弓形钻现在安上了碧玉钻头，可以将各种奇异的石头加工成珠子。到了公元前3500年，风格化的陶俑被外形更加写实的陶俑替代，很快将和陶器一样被大规模生产。黏土和骨头被用来制作印章。它们不仅证明贸易变得日益重要，还显示出现了私有权、秘密和财富的新文化。贸易可能推动了冶铜业的发展，从发现的炼铜坩埚中可以看到这点。当时，整个伊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部都出现了类似的农业村镇。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等城市最终将从它们中诞生，这是该过程的顶峰——它始于农业在西亚的起源，然后由经济移民在公元前7500年的印度河平原找到了沃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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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农业村落的繁荣，农业向东传入了印度。但大麦、小麦和山羊的西亚“组合”遭遇了环境的限制。越过印度河平原东缘后，由于印度季风，以干燥的夏天和湿润的冬天为特点的气候发生了反转。于是，新石器时代的组合不再继续传播，但其中的一些元素被零星接受——就像在南欧所发生的。南亚的土著狩猎采集者也很快开始种植绿豆、黑吉豆和小米等本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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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伯戈尔（Bagor）遗址展现了这种混合经济。[10]该遗址位于稀树草原般的环境中，从沙丘上俯瞰戈德里河（Kothari River），今天河中只在季风期间有水。此地似乎是短期营地，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很可能每年被使用。地上铺着片岩板，大体排列成圆形的石头可能是防风墙或简陋小屋。那里发现了一处墓葬——一位18岁的女性仰卧着，左臂搁在身上。器物均符合中石器时代特征：大批用当地的石英和黑硅石制成的细石器，还有磨石和捣具的碎片。发掘出的动物骨骼主要来自野牛、鹿、蜥蜴、龟和鱼，但也包括驯化绵羊和山羊的。后者可能是从更西边地区的家畜群中逃脱的，也可能来自狩猎采集者对农业定居点的劫掠。不过，狩猎采集者本身也可能开始管理自己的小型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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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中部成了农业的大熔炉，特别是在公元前5000年驯化水稻从华南传入之后。至少对于在乔帕尼曼多（Chopani Mando）为何会发现稻米这个问题而言，这是最可能的情况。该遗址位于博兰河的洪泛平原，处在温迪亚山脉的北缘之下。[11]野生水稻在当地被驯化是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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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直到公元前3000年才传到印度南部，形式主要是牧牛。在德干高原各地的花岗石突岩顶部发现过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但酸性土壤摧毁了植物残骸，让动物骨骼也变得极其罕见。众多“灰堆”对这些遗址做了补充，它们有时位于定居点附近，但常常孤立存在于昔日的茂密森林中。“灰堆”是定期焚烧棕榈树干畜栏内的牛粪形成的，这种畜栏曾被用于保护牛群免受野生动物和袭击者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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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养牛群的直接证据来自保存在乌特努尔（Utnur）遗址被焚烧过的粪便层中的蹄印。这种畜栏曾被烧毁过，然后多次重建。在近代印度，焚烧类似的畜栏与庆典相联系，标志着将牛群赶到森林中觅食的季节性活动的开始和结束。这种火还有实际作用：让牛群穿过热气和烟雾可以杀死寄生虫，阻止疾病的传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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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公元前6500年，卢伯克跟随商人从梅赫尔格尔开始夏日旅行，穿越了阿富汗的群山。他不得不翻越滚落的岩石，穿过狭窄的山口，轰鸣的河流在那里吮吸和冲击着巨石，响声回荡在峡谷的崖壁间，犹如身处墓室之中。[13]这些山口通往被森林覆盖的峡谷，两边是布满碎石的河岸，偶尔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嶙峋山顶。高耸的峡谷边缘是巨石，标志着全球变暖让这里变得适宜人类居住前冰川所达到的位置。商人造访了几个定居点，每处都有一片翠绿的麦苗和在附近山坡上吃草的山羊。有的定居点位于大型山洞周围，内部经常建有枯树枝茅舍；有的建有椭圆形的泥砖小屋，屋顶用树叶和在谷底大量生长的野生大黄的巨大叶片铺成。他们在每处定居点停留几天，商人用几个海贝壳换得彩色的石头，并重温了旧情。他们用来自梅赫尔格尔和其他途经村子的新闻与传言来交换食物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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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阿富汗中部后，卢伯克与商人分道扬镳，前往北部的一个定居点。在那里，高山和隘口被较为平缓，但仍然崎岖嶙峋的石灰岩丘陵和山崖取代。他来到一个大山洞的入口。两个家庭住在洞内，还有他们的山羊和狗。洞中昏暗发霉，地面上散落着准备食物、加工工具和制作衣物所留下的垃圾。现在是公元前6250年，但没有陶器的踪迹，人们用的还是木碗和柳条篮子。附近的小块土地上种着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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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内居民悠闲地坐在阳光下，他们喝着草药茶，想着自己世界的美。卢伯克和他们坐在一起，对洞周围的报春花毯啧啧称赞，享受着野玫瑰的芬芳，以及在附近的桑树和核桃树间淌过的河水的淙淙声。在中亚腹地——有人可能会说是世界的腹地[14]——只有甲虫在工作，将山羊排泄物带到自己的私家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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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山洞被当地人称为马洞（Ghar-i-Asp），位于巴尔赫河（Balkh River）台地上的白桥（Aq Kupruk），是阿富汗少数被考古勘察过的山洞之一。[15]1962年和1965年，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工作的路易斯·杜普雷（Louis Dupree）发掘了马洞和附近的蛇洞（Ghar-i-Mar）。两个山洞都有厚厚的沉积物，显示从末次冰盛期结束后不久的公元前20000年直到有历史记载的时代几乎一直有人居住，最上方的地层中埋藏着13世纪的伊斯兰玻璃。冰河时代的居住者用这个山洞捕猎羱羊、野山羊和鹿；他们的后继者拥有驯化山羊和绵羊，后来还有了陶器。上方地层中先后出现了铜器和铁制品：许多形形色色的器物，还有刀刃、矛尖、青铜手镯和一枚中国钱币的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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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普雷将白桥猎人开始成为牧民的时间认定为早得惊人的公元前10000年左右。不过，他依据的是对山羊骨头一些非常可疑的判定（认为它们是家养而非野生品种）和同样可疑的放射性碳定年数据。[16]如果正确的话，这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山羊驯化，但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在得出任何结论前，我们必须对白桥洞展开新的研究。不过，已经清楚的是，到公元前6250年时，阿富汗中部的深谷里已经到处散布着人类社群，他们放牧山羊，并打理着小片的小麦和大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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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访了白桥之后，卢伯克继续向西北而行，最终来到位于伊朗境内，今天被我们称为科比特山（Kopet Dag，意为“干燥之山”）的多山高原边缘。海拔的突然下降形成了大片沉积层，最初很陡，然后减缓成被开心果树覆盖的林地。卢伯克站在林地的陡峭边缘向东北方望去，在刺骨的寒风中眯起了眼睛。林地那边是灰蒙蒙的稀树草原，上面点缀着小山丘，红色、银色和绿色的斑点一直延伸到远处，与看似无尽的黄色沙漠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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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沿着陡坡边缘又走了200千米，最后不得不下山前往旅途中的下一个定居点：农业村庄哲通（Jeitun）。[17]他选择了一处陡峭的山谷，朝下方的林地爬去，林中的果树上挂满了成熟可食的石榴、苹果和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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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流从被罂粟覆盖的山坡和沙漠边缘的沙丘间蜿蜒而过，将卢伯克带到哲通。一座小山上聚集着大约20座泥砖房屋，笼罩在作为燃料的粪便发出的刺鼻浓烟中。这里的很多地方让他想起了梅赫尔格尔和西亚的农业村镇，虽然哲通的规模要小得多。每座房子只有一个方形房间，围绕院子分布，此外还有附属建筑和装谷物的存储架。卢伯克在村中到处闲逛，看到有个院子里正在宰杀一对山羊，另一个院子里在编篮子。磨石没有在使用，但周围有厚厚的一层彩色谷壳和谷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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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推开兽皮帘子走进一座房屋，发现屋内闷热、刺鼻，而且烟雾缭绕。墙壁被涂成红色，地面只是夯实的泥土和踏平的灰烬。角落里的一个长方形大炉灶中焚烧着粪便，周围滚烫的黏土上放着还没烤熟的面包。在对面的角落里，平台上累着一堆皮张、毛皮和垫子，可能是睡觉的地方。第三个角落里，用黏土围边的坑里存放着谷物。墙上挂着骨柄的镰刀，刀刃闪闪放光；篮子里放着其他各种石刃工具。地上叠着几个碗，卢伯克拾起一个——这是个绘有红色波浪线的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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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她身着一层层厚厚的皮革和羊毛，用头巾包着脑袋，带着海贝壳项链，很像卢伯克在梅赫尔格尔看到的。当她翻动面包时，卢伯克注意到火边有两尊黏土小像，一尊是山羊，另一尊是人。他还没来得及细看，3个咯咯笑着的孩子跌跌撞撞地从挂着帘子的门口闯入。他们耐心地站着，直到一块烤得半熟的面包被放到他们的脏手上。然后他们又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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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又造访了几座屋子，发现它们的设计几乎完全一样，但大部分用石膏筑成地面。由于哲通人在院子和周围的地里工作，屋中的人大多年纪很大或很小。卢伯克看到一群男女聚集在注入村边沼泽的河流旁，于是上前查看。他们正在制作泥砖，孩子们踊跃相助，毫不意外地把自己弄得满身是泥。有人在河岸上挖掘，有人把秸秆拌入黏土中，然后将其捏成砖，每块砖的大小和卢伯克的小臂差不多，但要稍厚一些。秸秆是从附近的地里割来的，小麦穗已经在几周前被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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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卢伯克坐在一个院子里，哲通的泥砖墙房屋上方升起了一轮满月。现在是公元前6000年，他想象着人类历史上的这个时刻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他回想起生活在达姆达玛和在北极的若霍夫捕猎北极熊的人，思量着独木舟可以如何穿越托雷斯海峡，抵达瑞典南部的斯卡特霍尔姆，鸭子如何落入科斯特的陷阱，最后想到了与公牛面对面生活的加泰土丘人。美洲、欧洲、澳洲、北亚、南亚、东亚和西亚——这些地方卢伯克都已经造访过。只剩下一个空白有待填补，世界上还有一片可居住的大陆是他尚未造访过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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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通是位于今天土库曼斯坦科比特山麓的几处考古遗址之一，见证了公元前6000年的谷物种植和山羊放牧。卢伯克感受到的哲通、梅赫尔格尔和西亚农业村镇间的相似性是真实存在且不意外的——它们都在伊朗高原周边的类似环境中实行同样的经济。和梅赫尔格尔的定居点一样，哲通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土库曼斯坦最早的农民是来自西边的移民，还是通过贸易获得了种子和牲畜的本地狩猎采集者，或者他们来自科比特山下方的丘陵，那里早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种植小麦和大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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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通和附近遗址所在的土丘被当地人称为库尔干（Kurgans）。最早的发掘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这些土丘是坍塌和风化的泥砖房屋残骸堆垒而成的。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对哲通展开了首次系统发掘，特别是在苏联考古学家马松（V. M. Masson）的带领下。这座小土丘坐落于山麓之外，位于辽阔的卡拉库姆沙漠（Karakum desert）的沙丘之间。马松从土丘的上部挖出了至少有30座小屋的定居点，每座小屋里只有一个房间，还有炉灶、存储区和院子。虽然没能找到植物残骸，但发现了与梅赫尔格尔相同的农业痕迹：带有收割留下的独特光泽的燧石镰刀，还有大麦和小麦在泥砖内部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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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土库曼斯坦考古学家卡卡穆拉德·库尔班萨哈托夫（Kakamurad Kurbansakhatov）重新开始对哲通展开发掘。1989年，马松邀请来自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大卫·哈里斯使用最新技术从考古遗物中提取植物残骸，并重建哲通人所在世界的面貌。哈里斯与同事戈登·希尔曼一起找到了小麦和大麦粒，还有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证明哲通在公元前6000年已被确立为农业村落。[19]英国人在1990—1994年间继续介入，组队加入了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的发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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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始的挖掘工作，重心从描绘建筑和石器转向了描述哲通的史前经济和当地生态。但哈里斯和同事们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关于史前植被的信息寥寥无几，很少发掘出植物残骸，花粉不见踪影，而几千年来的山羊放牧几乎将当地植被摧毁殆尽了。此外，近代灌溉体系已经大大改变了卡拉苏河（Karasu）的河道（卢伯克沿着它而行），因此哲通人发掘水源的时间、水量与位置仍不清楚，但还是取得了一点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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