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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在末次冰盛期结束后不久离开了库巴尼亚山谷。他继续划着独木舟向上游进发，完全不知道后来的灾难。等到公元前12500年的洪水和塞哈拜山的屠杀发生时，他已经远在大陆的南端。当卢伯克在公元前5000年返回尼罗河谷时，他会发现那里人烟稠密，人类再次依靠洪泛平原上生长的植物为生。他们将成为奠定埃及文明基础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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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纳德·霍纳（Leonard Horner，1785—1864），苏格兰地质学家和教育改革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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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简史：从冰河融化到农耕诞生的一万五千年 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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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肯尼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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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000年后东非地貌和动物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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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冰雪出现在热带地区，违背自然法则地浮现于稀树草原上空时，它们呈现出绝对的美。末次冰盛期和今天的乞力马扎罗山就是如此。当卢伯克向位于今天肯尼亚南部的卢肯尼亚山（Lukenya Hill）顶峰爬去时，他没有料想会受到如此震撼。但清晨的天空具有罕见的纯净，随着山峰周围的云雾散去，远处依稀出现了一座白皑皑的峰顶，完全无视自己的纬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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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力马扎罗山有两座主峰，被称为基博（Kibo）和马文济（Mawenzi）。公元前20000年时，两者都被冰雪覆盖，冰层边缘比今天低了1000米——冰川缩减至今天规模时留下的石头和沉积物堆标出了它昔日的边界。[2]现在只有基博峰被冰雪覆盖。如果我们今天的全球变暖继续，这些冰也将在今后的20年间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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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即将到来的损失，所谓的“乞力马扎罗的秘密”被及时从它的冰雪中取出，即从公元前10000年至今的热带气候变化记录。所用的方法与科学家们用来分析格陵兰岛和南极冰芯的完全一样：计算作为温度变化和降雨“指标”的氧同位素变化率。2000年2月，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朗尼·汤普森（Lonnie Thompson）率领团队从乞力马扎罗山顶钻取了6枚冰芯，于同年10月发表了研究成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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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书相关的关键发现是，公元前10000—前5000年间，非洲气候要比今天湿润且温暖得多。这证实了来自其他渠道的证据，而且可以用非洲季风强度的减弱来解释，后者的原因则是地球公转轨道的轻微变化。汤普森和同事们还证实，公元前6300年的确发生过持续了几十年的干旱，并且后来又出现过两次（但仍属于史前时代）。其中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被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谷文明遭遇的重大波折联系起来。虽然人们早就怀疑有过这样的干旱，但乞力马扎罗的冰芯对热带气候变化做了前所未有的详细描绘——这是来自非洲的第一份冰芯气候记录，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份。不幸的是，没有早于公元前20000年的记录，也就是本章开头卢伯克站在卢肯尼亚山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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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肯尼亚山位于乞力马扎罗山西北200千米。两个年轻男子站在卢伯克身边，他们同样一度被悬浮冰雪的景象惊呆，忘记了寻找猎物的工作。两人身材高瘦，围着颜色与黄褐色草丛近似的缠腰布。一人手持黑曜石尖的投矛。他转向周围的平原，捅了捅同伴，指向一群正在走近的小羚羊。两人转过身，开始爬过石堆，穿过荆棘丛，向自己的营地走去——那是山脚下的一处岩窟，位于两块叠在一起的巨岩之下。卢伯克一路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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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窟中央的地面上，一根折断的树枝正在燃烧，周围的10名狩猎采集者或蹲或坐或躺，有的还使用小草垫。孩子们赤身裸体，只在脖子上和腰间围着珠串；成人的衣物也多不到哪去。虽然强壮而健康，但中年人已经显得苍老，他们的身体因为末次冰盛期东非的严苛生活而受损。洞壁的缝隙里嵌入了木橛子，上面挂着葫芦和箭袋。卢伯克已经造访过许多狩猎采集者的山洞，本以为洞中会烟雾缭绕、空气混浊，没想到传来了茉莉的芳香——几片叶子刚在一只小木碗里被捣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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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员的消息让众人兴奋起来。人们检查了投矛，有人从石头矛尖上凿去一些小石片，另一人削去木质矛杆上一处想象中的隆起，以免影响飞行轨迹。他们把木柄和细石器做的小刀插到腰带上，并用手指蘸了石头调色盘里的赭石颜料，在脸颊画上红线。准备就绪后，猎人沿着卢肯尼亚山的边缘和西面紧邻的山坡分散开来。羚羊群一定会穿过这个天然陷阱，猎人们确信能有所收获。卢伯克和躲在树丛中的一位瞭望员待在一起。周围的地上散落着石片和几块经过日晒雨淋的骨头——这处山坡显然曾多次被用来伏击和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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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情的羚羊走进山谷。它们闻到人类的气味，停下脚步，然后惊恐地四散逃开，因为有人掷出了投矛。三头羚羊径直跑向猎人们守候的小路，两头倒地身亡，另一头带伤逃走。尸体被拖到卢伯克旁观他们行动的地方。羚羊小到可以整只携带，它们被开膛破肚，横担在猎人的肩上。卢伯克仔细地打量它们，但说不清是什么品种。事实上，即使他能分辨牛羚和狷羚，或者汤氏瞪羚、犬羚、侏羚、岩羚和麂羚，他也认不出人们扛着的这些动物，因为它们根本没有现代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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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肯尼亚山是一座长宽分别约为8千米和2千米的石丘，巨岩上覆盖着泥土和灌木，比肯尼亚的阿提卡皮蒂（Athi-Kapiti）平原高出200米。零星的发掘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展开。那里的岩窟中、突出的山崖下和山脚下的开阔地带发现了许多考古遗址，为我们提供了末次冰盛期和随后不久的东非生活的最佳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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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工作由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Lawrence University）人类学系的西贝尔·巴鲁特·库辛巴（Sibel Barut Kusimba）完成。[4]她发掘了被称为GvJm62的岩窟——前4个字母是该遗址在肯尼亚国家网格体系中的编码。对这里和其他4处遗址（GvJm46，16，19和22）的放射性碳定年显示，它们属于末次冰盛期结束后不久——但库辛巴本人暗示，事实上其中一些可能要古老得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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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柯蒂斯·马里安（Curtis Marean）研究了从卢肯尼亚山挖出的大批支离破碎的骨头。来自GvJm46的数量最多，但长度很少超过2厘米，因此对物种辨认来说没什么价值。作为替代，马里安几乎完全依靠牙齿的大小和形状进行判别。他据此辨认出许多今天仍然在非洲平原上食草的物种，还有狮子、土豚、狒狒和野兔等动物。不过，大部分牙齿来自一种现代世界不存在的动物，它们属于某种小型羚羊，通过进化适应了取食短而坚硬的草茎。留存牙齿上的严重磨损暗示，它们吃草时也从布满沙尘的地上吞入了大量沙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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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种没有出现在全新世的遗骨堆中，可能是因全球变暖而灭绝。全球变暖改变了地貌，提供了更适合大角斑羚、黑斑羚和瞪羚的湿润草种。在《自然》杂志上宣布发现新物种6年后，马里安于1997年撰文表示，他觉得给这种灭绝的小羚羊命名仍然“为时尚早”。也许是这样，但2万年的等待看上去的确太久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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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只存在于卢肯尼亚山较早的遗骨堆中，这再次表明公元前20000—前12500年间的东非土地远比今天干燥。卢肯尼亚山遗骨堆中的其他3种动物同样很能说明问题。长角羚和细纹斑马今天仍然存在，但它们只生活在远比现在的卢肯尼亚山周围干燥的地区——事实上，长角羚是一种适应了沙漠生活的羚羊。此外，巨水牛也曾以末次冰盛期卢肯尼亚山附近的干燥长草为食，就像它们在非洲许多地区所做的。与那种无名羚羊一样，巨水牛也没能从气候变化中存活下来。到了公元前12500年，它们已经在南部和东部灭绝，尽管在北部又生存了几千年。随着卢肯尼亚山附近变成更潮湿的草地，上述动物——无名羚羊、细纹斑马、长角羚和巨水牛——都被迫离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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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卢肯尼亚山之前很久，卢伯克就发现末次冰盛期的东非气候更加寒冷和干燥。完成溯尼罗河而上的独木舟之旅后，他穿越了多尘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后者较低的山坡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被森林覆盖。然后，他沿着图尔卡纳湖（Lake Turkana）西岸而行，湖面因缺乏降雨而大幅下降。不过，海蓝色的湖水和周围的草地是火烈鸟、鹈鹕和其他许多涉水鸟的乐园。晚上，一群狷羚、斑马和瞪羚会来这里喝水，其他动物则来此捕猎。卢伯克离开该湖，径直向西走了800千米，进入非洲的中心。干燥的草原变成灌木丛生的稀树草原，后来将成为刚果盆地的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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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之旅让他走进了霍约山（Mount Hoyo）的石灰岩山峦间，在40座山洞的其中一个里，他和一群狩猎采集者一起过冬。他选择的那个山洞今天被称为马图皮洞（Matupi Cave）。[8]洞中非常宽敞，一堵矮石墙将作为烹饪区域的前洞与通往阴暗后洞的走廊分开。洞内杂乱地堆放着火炉、磨石、挖掘棍、投矛和弓，垃圾直接被扔到地上，偶尔被扫到一边。人们戴着鸵鸟蛋壳做成的珠子，用赭石颜料装点自己。停留期间，卢伯克和猎人们一起在稀树草原上追踪羚羊，还和一队人进入西面20千米处的森林。队伍带着一只豪猪和一头大林猪凯旋，让留守的孩子们极度兴奋。有时，他和女人们一起挖掘块茎，她们的挖掘棍上套着钻孔的带纹饰石头来增加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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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图皮洞的居民前往附近湖边一处今天被称为伊尚戈（Ishango）的地方建立捕鱼营地时[9]，卢伯克完成了卢肯尼亚山之旅。此行把他带回东非更干旱的土地上，来到另一个水位大幅下降的湖泊岸边，即今天的维多利亚湖。他看到白鹭在土中搜寻，这些土壤有朝一日将被科学家用来研究该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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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图皮洞的狩猎采集者们最终在洞中弄丢了挖掘棍，或者把它们留在那里，这些工具和石片、细石器、磨石板和食物残骸混在一起。公元前3000年，它们被完全掩埋在使用铁制工具的新居民的垃圾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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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弗朗西斯·范诺腾（Francis van Noten）在1974年进行了发掘。下方土层中埋藏了羚羊、疣猪和鸵鸟等草原动物的骨头，还有一些来自豪猪和大林猪。在这些骨头和众多凿制石器中，范诺腾找到了带纹饰的石头，他认为它们被用来给挖掘棍增重。上铁器时代地层中的骨头来自截然不同的品种，比如豪猪、獴和巨蝙蝠等生活在茂密森林中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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