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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文参考了Andersen（1994）对林克洛斯特的发掘报告。Rasmussen（1994）提供了13组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从5820±95BP（修正后为公元前4776—前4549年）到4800±65BP（修正后为公元前3652—前3519年）。Rowley-Conwy（1994）和Enghoff（1994）分别分析和解读了遗址的兽骨和鱼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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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Rowley-Conwy（私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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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Vang Petersen（1984）描绘了器物的各种空间分布形式，后者很可能和地域与社会边界有关。在菲英岛（Fyn）以东没有发现骨梳和用马鹿角制成的特殊的T型斧子，而在日德兰半岛没有发现某种独特的石斧和弯曲的鱼叉，那里只找到直型的。在西兰岛上找到了3种不同类型的燧石斧，分别来自岛上的3个不同地区；东南部的刃口部分加宽，东北部的则两边几乎平行。Verhart（1990）试图通过整个北欧地区的骨制和鹿角尖头的分布来确定各片社会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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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ischer（1982）最早提供了新石器时代农民和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交易的证据。Zvelebil（1998）对这些证据做了出色的评价，并讨论了觅食者和农民的互动。在以民族志形式记录的觅食者——农民接触的案例中，他强调女性常常嫁入农业社会，这种现象被称为向上婚配（hypergyny）。通过类比新几内亚的民族志例子，Verhart和Wansleeben（1997）讨论了荷兰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互动和转换，并强调了威望物品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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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埃斯贝克的简要描绘见Whittle（1996）。那里有一片挖了两条沟渠的方形封闭区域，与内圈沟渠里被侵蚀的房屋遗迹联系在一起。维特尔认为这条沟太浅，不可能是防御性质的，并且它属于LBK时代的末期，而冲突被认为发生在LBK定居点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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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中石器时代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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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对多格兰最后被淹没的描绘，包括最后留存岛屿的地图，见Cole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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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équart等人（1937）报告了在泰维耶克的发掘，Péquart和Péquart（1954）报告了在奥埃迪克的发掘。我的描绘还参考了Schulting（1996），他对两个遗址做了总结，并分析了殉葬品的分布。他提供的8组放射性碳定年数据位于6740±60BP（修正后为公元前5712—前5564年）到5680±50BP（修正后为公元前4582—前44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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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泰维耶克的H和K号墓中，为了给新落葬者腾出空间，之前埋葬的骨骸显然被推到一边。K号墓中共有6人，最早的那个留在原位，没有被移动到一边（Péquart等人，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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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équart等人（1937）将泰维耶克用石头砌成的炉灶分为三类：家用的、宴会的和仪式的。宴会和仪式用的炉灶似乎直接与丧葬活动联系在一起；宴会炉灶靠近较大的坟墓，而仪式性炉灶常常位于墓穴石板之上（Schulting，1996）。Thomas和Tilley（1993）强调了宴会的重要性，他们相信这是新石器时代同类习俗的前身。不过，Schulting（1996）认为宴会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么重要，贝丘里的物品首先只是日常的家庭垃圾，而非反映了大型社交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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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wthwaite（1986）否认公元前10000年之前科西嘉岛已经有人居住，并且他们对当地鹿群的灭绝负责。最早的人类殖民发生在公元前7000年之后。阿拉基那——赛诺拉（AraguinaSennola）等遗址的居住状况显示，人们捕猎多种小型猎物和在沿海寻找食物，但完全没有任何本地的中型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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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种陶器被称为鸟蛤器（cardial ware），做工通常相当粗糙，只有小碎片留存。Whittle（1996）描绘了它们的例子，并附有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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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ggi（1997）报告了白沙洞的发掘。书中包括Rowley-Conwy关于兽骨的最终报告，他还总结了在Rowley-Conwy（2000）中对猪骨和羊骨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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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文参考了Zilhão（1993），概述对来自南欧的现存数据做了出色总结，并批判性地评价了同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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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葡萄牙萨杜河谷的中石器时代社群，见Morais Arnaud（1989）；关于对葡萄牙中石器时代考古更总结性的评点，见Gonzales Morales和Arnaud（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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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Zilhão（1992）描绘了在卡尔德隆洞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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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ubell等人（1989）检验了来自葡萄牙贝丘的晚期中石器时代人口和该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骸骨，发现他们似乎都非常健康，因此驳斥了中石器时代人类因为营养和健康原因而被农业吸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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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利用人类基因学来研究人口历史问题的潜力、技术和困难，欧洲的情况见Renfrew和Boyle编（2000），美洲的情况见Renfrew编（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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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avalli-Sforza等人（1994）。该书之于历史基因学发展的关系很可能相当于19世纪中期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作品之于传统历史学术发展的关系。兰克撰写了超过60本著作，包括教皇史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他83岁那年开始创作世界史，在8年后去世前完成了17卷。他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年》（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1494—1535）（1824）被公认为第一部批判性史学作品。Evans（1997）描绘了兰克如何将史学确立为不同于文学和哲学的学科，不仅致力于收集史诗，也试图理解过去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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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卡瓦利——斯福尔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欧洲人的基因。他最初将血蛋白作为基因的替代品，后来则直接根据其给予核DNA39组基因的经典研究将目光直接放到基因序列上。他的研究关键是对数据主要成分的分析。文中提到的基因变化率从东南部向西北部的倾斜来自分析中的第一组主要成分，决定了全部变化的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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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伦弗鲁在他1987年的《考古和语言》（Archaeology and Language）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印欧语的起源也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考古学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戈登·柴尔德［比如他1926年出版的《雅利安人：印欧语起源研究》（The Aryans: A Study of Indo-European Origins）一书］。在伦弗鲁重新开启这场争论前，人们的共识是，印欧语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在俄国草原上，由入侵的部族带到欧洲。伦弗鲁指出，这种观点与考古学记录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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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ewin（1997）对伦弗鲁和卡瓦利——斯福尔扎的观点如何完全契合做了通俗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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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伦弗鲁的《考古和语言》出版后的那一年，《古代文明》（Antiquity）期刊做了该话题的专题，包括Zvelebil与Zvelebil（1988）、Sherratt与Sherratt（1988）和Ehret（1988）三篇论文，它们都对伦弗鲁试图将考古和语言联系起来表示肯定，但对他关于印欧语的结论提出了大量批评。兹韦莱比尔父子强调，直到相当晚近的时代，非印欧语的分布仍然要广泛得多；而舍拉特夫妇认为，欧洲语言的演化无疑是远比伦弗鲁所暗示的更加缓慢的过程。埃雷特则专注于语言、民族性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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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赛克斯工作的关键论文是Richard等人（1996）。赛克斯还在Sykes（1999，2000）中总结了这项工作，而Lewin（1997）提供的通俗描绘显示了这项工作对欧洲考古学的重要性。Sykes（2001）本人也对自己的工作做了通俗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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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Sykes（1999）暗示，上溯到上旧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50000—前20000年）的谱系贡献了现代基因库的10%，而来自上旧石器时代后期（公元前20000—前10000年）的贡献了70%。最有趣的进展之一来自Torroni等人（1998），他们通过线粒体DNA表明，公元前15000年左右有从欧洲西南部向东北部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这完全契合了冰河时代后期人们从LGM的庇护所开始扩张的考古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