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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们直到不久前才开始相信，除了牙齿外，早期人属之所以不同于南方古猿，还在于它是体力上活跃得多的生物。有两方面的独立研究成果得出同一结论，即早期人属是能有效地奔跑的第一个人类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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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前，马丁的一位同事彼得•施米德（Peter Schmid）曾有机会研究著名的露西骨骼。他用化石骨胳的玻璃纤维模型装架露西的全身骨架，他十分希望露西基本上呈现人的形状。可他所见的情况使他惊奇；他看到露西的胸廓呈圆锥形，像猿，而不是像人的桶形。露西的肩、躯干和腰也很像猿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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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在巴黎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上，施米德叙述了他的新发现的含义，这些含义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南方古猿阿法种“不能够提升他的胸部以进行那种我们奔跑时便会出现的深呼吸。露西大腹便便，没有腰，以致于限制了她的灵活性，而在人类奔跑时，灵活性是很重要的。”人属会奔跑，南方古猿则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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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灵活性的这个问题的第二方面的证据来自莱斯利•艾洛关于体重和身材的研究。她测量了现代人和现代猿的体重和身长，将之与化石人的体重和身长进行比较。现生猿的身体粗壮，其体重两倍于同等身高的人。化石的资料也与现在逐渐为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清楚的型式吻合。南方古猿的身体构成是似猿的，而所有各种人属生物则是似人的。艾洛的发现和施米德的研究都符合弗雷德•斯普尔在南方古猿和人属的内耳解剖构造上所发现的差异，即伴随着新的身材的增高，有利于两足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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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章中曾说起，除了脑量以外，在人属的进化中还出现其他的重要变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南方古猿两足行走，但其灵活性受到限制；人属则行动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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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我曾论证，两足行走原先是作为在变化了的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效率更高的行动方式而产生的。它使得两足行走的猿能在不适合于普通猿类生活的栖息地继续生活下去。当两足行走的猿在开阔的林地寻找广泛的食物资源时，能够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来来去去。与人属的进化一起，产生了一种新的行动方式，仍然是两足行走，但却敏捷和活跃得多。现代人轻巧灵活的身材使他们走路时能大步迈进，并且使热量散失的效率更高，这对于像早期人属这样一种活跃于开阔温暖环境中的动物是很重要的。高效率、大跨步的两足行走，代表人类适应中的核心变化。就像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中看到的，这种变化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活跃的狩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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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活跃的动物消散热量的能力，对其脑子的生理活动是特别重要的，这是纽约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迪安•福尔克（Dean Falk）所强调的。她在80年代所作的解剖研究证实，人属脑子血管的构造表明，由其流出的血液能使脑子有效地冷却，而南方古猿的情况则远非如此。福尔克的所谓辐射假说，是支持人属巨大适应的又一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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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属的适应是成功的，几乎不需要多说。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证据。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另外的两足行走的猿类作为伙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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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年以前，人属在东非和南非与几种南方古猿共生。但是100万年以后，人属处于杰出的孤立状态，各种南方古猿滑向绝灭的境地（我们认为绝灭是一种失败的标志——一个物种不能胜过自然界向它提出的挑战而遭遇到的一种情况。事实上绝灭看来是所有物种的最后结局。99.9％以上曾经生存过的物种现在都绝灭了——可能是坏运气，同样也是坏基因造成的结果）。我们所知南方古猿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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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问我自己，人属在变成肉食者时是否也会吃他们的南方古猿表兄弟，从而把他们推向绝灭。我不怀疑早期人属不时杀死易受攻击的南方古猿，正如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杀食羚羊和其他动物那样。但是南方古猿绝灭的原因很可能是更平常的，与其他动物一样没有什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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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直立人是极为成功的一个物种，因为他们是分布范围超出非洲的第一批人类。早期人属的人数很可能迅速地增多，从而变成与南方古猿争夺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的主要竞争者。此外，在距今100万年与200万年之间，生活在地面上的猴子——狒狒也进化得很成功，数量得到发展，也会与南方古猿争夺食物。南方古猿很可能死于一方面由人，另一方面由狒狒施予的双重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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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起源 第四章 人，杰出的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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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几方面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早期人属的体质显示出对肉食的积极追求，也就是说他是寻找猎物的猎人。作为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狩猎和采集在人类史前时代持续到最近的时期，只是在仅仅1万年前我们的先辈才发展了农业，才开始改变那种简单的生存方式。提及这个事实是有益的。人类学家们曾经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即这种明显是人类所特有的生存方式是何时出现的？它是否如我已提出的那样，从人属开始时就已存在？或者只是随着现代人的进化，可能是在10万年前才出现的一种适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化石和考古记录中的线索，搜寻狩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的信号。在本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几年里许多理论已经改变，这反映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祖先看法的改变。在了解怎样仔细考察史前时代的证据之前，我们心中有一幅像我们所知的现代狩猎—采集的人群的那种搜寻食物的生活方式的图景，会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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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取肉食和采集植物的结合作为一贯的维生策略，是人类所独有的。这种维生策略惊人地成功，使人类能在地球上除南极洲之外的每个角落繁衍。人类能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从水汽蒙蒙的雨林到干燥的沙漠，从肥沃的河岸地区到不毛之地的高原。各种环境所能提供的食物完全不同。例如西北美洲的土著靠捕获大量的鲑鱼生存，而卡拉哈里（Kalahari）的桑人主要靠从某种硬壳果中获取蛋白质而维持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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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食物和生态环境有各种差别，但在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中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一群大约25人组成的小群，以成年男人和女人为核心加上他们的子孙与其他群互相交往，形成以习俗和语言联系起来的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网络。一个典型的网络大约有500人，被称作一个方言的部落。这些人群居住在临时的营地里，寻求他们的日常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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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家们研究过的大多数现存的狩猎—采集者社会中，有明确的劳动分工，男人负责狩猎，女人负责采集植物食物。营地是活跃的社交场合，也是分享食物的地方；当有肉食分享时，常常会进行一些复杂的、由严格社会规则控制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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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人来说，以最简单的技术依靠当地的自然资源勉强维持生存，似乎是一种令人气馁的挑战。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生存方式，狩猎—采集者常常能够在3或4小时内收集到足够一天的食物。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小组在60和70年代所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显示的桑人部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部落的家乡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上。狩猎—采集者与自然环境协调的方式是城市化的西方人难于理解的。事实上，他们知道怎样去开发在现代人看来似乎贫乏的资源。他们生存方式的活力在于在那种促进相互依存和合作的社会体系中开发植物和动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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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是重要的，这种认识在人类学思想中已有长久的历史，以至于可以追溯到达尔文。他在1871年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提出石制武器不仅用于抵御食肉动物，而且也用于杀伤被捕食的动物。他提出，用人造武器狩猎是使人类之所以真正成为人的因素之一。达尔文关于我们祖先的想象，受他5年航行经验的影响。他就是这样描述他遇见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人的情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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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我们来源于野蛮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片荒凉而起伏不平的岸边第一次看到一群火地岛人时感觉到的惊奇，因为一个想法立刻涌上我的心头——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这些人完全裸体，身上涂了颜色，他们的长发缠结着，兴奋使他们满口泡沫，他们的表情是野蛮之中带着惊奇和怀疑。他们没有任何艺术，像野生动物那样以能捕获到的东西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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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狩猎是我们进化的核心，并且将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与现存的技术原始的人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考虑，牢牢地刻印在人类学思想中。拉特格斯大学的生物学家蒂莫西•珀坡（Timothy Perper）和人类学家卡梅尔•施赖尔（Carmel Schrire）在一篇关于上述问题的有创见的文章中简洁地写道：“狩猎模式设想狩猎和肉食激发人类进化，推动人类成为今天这样的生物”。他们解释说，按照这个模式，在3个方面塑造了我们的祖先，即“影响早期人类心理的、社会的和疆域的行为”。南非人类学家约翰•鲁宾逊（John Robinson）1963年在一篇经典的文章中，表达了与人类史前狩猎行为相一致的技术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我认为将肉食结合进食物似乎是极端重要的一种进化变化，它打开一片广袤的新的进化领域。在我看来，这个变化在进化上有着与哺乳动物起源——或许更恰当他说，有着与四足类起源同等的重要性。它以智慧和文化的相对巨大张力，将一个新的领域和一种新的进化机制引入进化的图景，而其他动物的进化图景就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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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想的狩猎传统也具有一些神话般的色彩，有如亚当和夏娃的原罪。亚当和夏娃在偷吃禁果之后，不得不离开伊甸园。珀坡和施赖尔评论说，“按照狩猎模式，人类为了在严酷的大草原中生活而吃肉，人类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动物，其随后的历史被置于一种暴力、掠夺和流血的环境中”。这是雷蒙德•达特50年代在一些文章中的主题。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的文章则更为流行，“人类不是生来就清白无罪的。”这是阿德里在1971年出版的《非洲的创世纪》（African Genesis）一书中著名的开场白。这种概念无论是在公众还是在专业人员的心目中都是很牢固的主题。如我们将看到的，在解释考古记录时，这种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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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人、狩猎者”的会议是关于狩猎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这样一种人类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承认采集植物性食物是大多数狩猎-采集者社会热量的主要来源，而且，正如达尔文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就已说过的那样，这次会议把我们所知道的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最早的祖先的行为类型等同看待。会议肯定史前记录中积累的石器和动物骨骼的存在形式是肉食的明显证据，正如我的朋友和同事，哈佛大学的格林•艾萨克（Glynn Isaacs）所表明的那样，这一证据意味着“在整个更新世不断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前进，把这些积累的石制品和动物遗存当作是化石的‘家庭基地遗址’。”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被认为曾经像现代狩猎—采集者一样地生活，但是形式上更加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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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1978年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宣布他的食物分享假说，这是人类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进展。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着重点从作为塑造人类行为动因的狩猎，转移到协作地获取和分享食物上来。“采取食物分享有利于发展语言、社会互助和智慧。”1982年在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的纪念会上，他这样告诉听众。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有5项行为型式把人类和我们的猿类亲戚分开：1.两足的行走方式，2.语言，3.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的有规律、有条理地分享食物，4.住在家庭基地，5.猎取大的动物。当然，这些情况描绘出现代人的行为。但是艾萨克提出，在200万年前，“人类社会和环境中的各种基本转变已经开始发生。”他们已经是胚胎期的狩猎—采集者群体，以机动的小群生活在一起，占据临时的营地，男人由此走出去猎取动物，女人采集植物性食物。营地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在此分享食物。1984年艾萨克在过早谢世之前曾对我说，“虽然肉是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肉是狩猎所得，还是来自于其他动物吃剩的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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