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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霍洛韦考察了1470号头骨的脑的形状，1470号头骨是1972年在特卡纳湖东岸发现的并且测定为约200万年前的能人的一个很好的标本。他不仅发现了在头盖骨的内面有布罗卡区，而且还发现脑的左右两边的形状稍稍有点不对称。这表明能人之间能用比现代黑猩猩的发声范围（喘气—表示蔑视不满的叫声—哼哼声）更复杂的声音互相沟通。他在一篇发表于《人类神经生物学》杂志（Human Neurobiology）上的论文中特别提到，虽然要证明语言在什么时候或怎样开始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可能语言的起源要“追溯到古生物学上的过去。”但是霍洛韦提出这种进化的轨迹可能从南方古猿类已经开始。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本书中迄今所有关于人科进化的讨论都表明了人属出现时人科适应的重大变化。因此，我猜想只是随着能人的进化才开始有某种形式的口语。像比克顿一样，我猜想这是一种原始语言，内容和结构简单，但却是一种比猿和南方古猿类更为高级的沟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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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章中讨论过的尼科拉斯•托思非常仔细并富有创新精神的制作工具的实验，支持脑的不对称存在于早期人类中的观点。他对早期人类打制石片的模拟证明，奥杜韦工业的打制者主要是惯用右手，所以会有稍大的左脑。“脑的一侧较大的现象出现于最早的工具制作者中，正如他们的工具制造行为所证明的那样，”托思说“这可能是一个可靠的迹象，表明语言能力也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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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脑的证据使我相信，语言是随着最早出现的人属而开始的。在这里至少没有什么证据反对语言的早期出现。但是发声器官即喉、咽、舌和唇又怎么样呢？这是解剖信息的第二个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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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能够发出范围广泛的声音，这是因为喉在喉咙里的位置较低，因而创造了一个大的音室，咽部在声带之上。根据纽约塞内山医学院医院的杰弗里•莱特曼（Jeffrey Laitman）、布朗大学的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和耶鲁大学的埃德蒙•克里林（Edmund Crelin）的创造性工作，使我们认识了扩大的咽部是产生发音完全清晰的语言的关键。这些研究者对现生生物和人类化石中的声道解剖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它们是很不同的。在除了人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中，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这使动物能同时进行呼吸和饮水，其必然结果是，小的咽腔限制了所能产生的声音的范围。大多数哺乳动物因此而依靠口腔的形状和嘴唇来变化喉部产生的声音。虽然喉的位置低能使人类产生范围更广的声音，但它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时喝水和呼吸。这种结构易于引起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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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婴儿出生时像典型的哺乳动物一样，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能同时呼吸和饮水，这是给他们喂奶时所必须的。大约18个月以后，婴儿的喉开始向喉咙的下部移位，在小孩长到大约14岁的时候，喉到达成年人的位置。研究者们认识到，如果他们能够确定喉在人类祖先各个种的喉咙中的位置，他们就能够对这个种的发声和语言能力作出若干推断。这提出了一个挑战，因为发声器官是由软组织，即软骨、肌肉等构成的，它们并不能变成化石而保存下来。然而，作为化石保存下来的我们祖先的头骨确实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线索。这线索就是头骨底部的形状。在哺乳动物的基本类型中，头骨的底部基本上是平的。然而，在人中，头骨的底部显然是拱形的。因此，在化石人类的一个种当中，颅底的形状应该指示它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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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声道 左图，像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在黑猩猩的声道中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这是一种容许呼吸和吞咽同时进行的结构，但是限制了咽部空间能够发出的声音的范围。人类的喉在喉咙中的位置低，这是独一无二的。结果人类不能同时呼吸和吞咽而不噎住，但是他们能发出范围很大的声音。在所有早于直立人的人的物种中，喉的位置是像黑猩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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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人类化石的一次考察中，莱特曼发现南方古猿类的颅底基本上是平的。在这方面，如同其他生物特征一样，南方古猿类是像猿的，并且像猿一样，他们用声音沟通的能力一定是有限的。南方古猿类不可能发出人类说话特有的某些普通的元音。莱特曼下结论道：“在化石记录上，发现充分弯曲的颅底的最早时间是在大约30至40万年前，在人们称之为远古智人的人群中。”这是否意味着，在解剖上的现代人进化之前出现的远古智人种已经有了充分发达的现代语言？这似乎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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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北部发现的、年代约为200万年前的已知最早的直立人标本3733号头骨上，可看到颅底形状的变化。按照这一分析，这个直立人个体会具有发出诸如boot、father和feet中的某些元音的能力。莱特曼估计，早期直立人喉的位置会等同于现在6岁小孩的情况。遗憾的是，关于能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迄今发现的能人头骨没有一个有完整的颅底。我的推测是，当我们发现真正最早人属的完整头骨时，我们将看到头骨基部开始弯曲。初步的口语能力肯定随着人属的起源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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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进化序列内，我们看到了显然的反论的论点。根据对颅底的判断，尼安德特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比早几十万年的别的远古智人更贫乏。尼安德特人的颅底弯曲甚至不如直立人的进步。是尼安德特人退化了，他们的发音变得不如他们祖先清晰了（确实，有些人类学家曾提出，尼安德特人的绝灭可能与低下的语言能力有关）？这种进化上的退化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自然界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例子。更为可能的答案是，尼安德特人面部和头骨的解剖学，是对寒冷气候的一种明显的适应。尼安德特人的中面部异常突出，他们大的鼻腔通道，使冷空气能在其中变暖而呼气中的水气能凝结。这种结构可能影响了颅底的形状而又不致于明显降低这个种的语言能力。人类学家对这一问题还在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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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解剖证据表明语言在人类的早期就已在进化，接着是语言技巧的逐步改进。然而，工具制作技术和艺术表现方面的考古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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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正如我已说过的，语言无法变成化石保留下来，但从人制作的物品中，理论上能窥探出语言的某些内情。正如我在前一章中说过的，当我们谈论艺术表现时，我们意识到现代人的心智在起作用，而那意味着一种现代水平上的语言。石器工具是否也能为了解工具制作者的语言能力提供一些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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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艾萨克所面临的任务是纽约科学院要求他提出一篇关于语言起源和性质的论文。他考察了从200多万年前开始到3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复杂的演进过程。他的兴趣不在于人们用工具做了什么，而更重视工具制作者在制造工具时施加的规制。规制的施加是一种人的执着的意念。这是一种要求复杂的口语才能得以充分实现的行为方式。没有语言，人类便不可能任意地将规制施加其所制作的工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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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记录显示，规制的施加在人类史前时期中是慢慢地出现的，像冰河运动那么缓慢。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了解到，从250万年前到大约140万年前的奥杜韦文化的工具具有随意性的性质，即打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无规律可循。工具制作者显然主要关心打出锋利的石片而不注意其形状。所谓的石核石器，例如刮削器、砍砸器和盘状器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甚至于紧接着奥杜韦文化出现而且一直持续到大约25万年前的阿舍利石器组合的工具，也只是最低限度地显示了工具制作者对所制成的石器的形状施加了影响。泪滴形手斧可能是按照制作者心中所想的某种样板制作出来的，但是石器组合中大多数器物的制作在许多方面还是与奥杜韦文化相似的；而且阿舍利工具组合中只有10来种石器类型。从大约25万年前起，远古智人包括尼安德特人，用事先制备出的石片制作石器，而且这些组合，包括莫斯特文化，也许包括了60种可辩认的石器类型。但是这些类型在长达20多万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变化，这是一种技术上的停滞，似乎表明它们不是充分发展的人的心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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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35000年前当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创新和随心所欲施加的规制才变得普遍。不仅生产新的更精致的工具类型，而且，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组合的典型特征的工具类型是以千年而不是以10万年的时间尺度变化着。艾萨克把这种技术多样化和变化的型式解释力显示某种口语形式的逐渐出现。他提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革命标志着进化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的间断。大多数考古学家一般都同意这种解释，虽然对于旱期工具制作者具有——如果有的话——什么程度的口语还有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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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尼古拉斯•托思不同，科罗拉多大学的托马斯•温（Thomas Wynn）认为，奥杜韦文化就其一般特征而言是像猿的，不是人的。1989年他在《人》杂志（Man）上发表的、与别人合作的论文中特别提到：“在这幅图画中，我们无需假定像语言这样的因素。”他主张，制作这些简陋的工具需要很少的认识能力，因此无论如何不是人的。然而，温的确作了让步：在阿舍利手斧的制作中有“几分像人的”，“像手斧这样一类的制品表明，最终产品的形状是打制者所关心的，而且我们能用这种意图作为小窗口看到直立人的心智。”温根据生产阿舍利工具的智力要求，把直立人的认识能力描述力等同于一个7岁大的现代人的认识能力。7岁小孩有相当高的语言技巧，包括以词指物和一定的语法知识，并且接近于达到能够不必求助于指指点点和手势而进行交谈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回想起莱特曼根据颅底形状判断直立人的语言能力等同于现代人6岁小孩的语言能力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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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证据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我们只是由考古记录的技术成分来作为指导的话，我们会认为语言开始得较早，通过人类史前的大部分时期缓慢地进步，而在比较晚近的时候有一次爆发性的提高。这是对由解剖证据得出的假说的一种妥协。然而，作为艺术表现的考古证据不容许有这样的妥协。岩厦和洞穴中的绘画和雕刻在大约35000年前突然出现在考古记录上。支持较早的艺术作品的证据，例如赭石条和在骨器上刻的曲线，充其量是罕见的，而且可能是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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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艺术表现被作为口语的唯一可靠的指示物——正如澳大利亚考古学家伊恩•戴维森（Iain Davidson）独自坚持的——那么语言不仅是在新近才变成完全现代的，而且也是晚近才开始有的。戴维森最近在一篇与威廉•诺布尔（William Noble）合著的文章中说，“在史前时期，制造与事物相似的形象只能出现在对于事物的含意有共同理解的社会中。”当然“对于事物的含意有共同的理解”是通过语言来居间促成的。戴维森和诺布尔主张，艺术表现是所指的语言赖以发展的一种手段，不是语言使得艺术成为可能。艺术必须先于语言，或者至少与它平行出现，因此最早的艺术在考古记录上的出现，标志了口头的、所指的语言的最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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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关于人类语言进化的性质和其发生发展的时间表的各种假说分歧很大，这意味着，证据或某些证据被作了错误的解释。不管这种错误解释是怎样的复杂，正在出现一种对语言起源复杂性的新的估价。由温纳—格伦（Wenner-Gren）人类学研究基金会在1990年3月组织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被认为为未来几年的讨论定了调。题为“人类进化中的工具、语言和认识”的会议指出了人类史前时期中的这些重要问题之间的联系。会议组织者之一的凯瑟琳•吉布森（Kaihleen Gibson）描述的情况如下：“因为人的社会智力、工具的使用和语言都依赖于脑量以及相关的信息加工能力的量的增加，没有哪一个能够充分成熟地突然出现，就像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那样突然从宙斯（Zeus）头上出现。更可能的是，像脑量的增加一样，这些智力能力中的每一项一定是逐渐进化的。此外，因为这些能力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能够孤立地达到现代的复杂水平。”解开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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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三方面的证据 如果根据考古记录（a）,语言是晚近并迅速地出现于人类史前时期中的。相反的，脑组织和脑量的信息（b）暗示语言是逐渐出现的，随着人属的起源而开始。同样地，声道的进化（c）暗示了语言的早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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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已说过的，这比复原史前历史进程有更多的危险。这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和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认识。希望让人类保持作为特殊动物的那些人，将欢迎那些表明语言是晚近、突然起源的证据，乐意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有联系的那些人，将不会为人类这种完美的能力较早地出现、缓慢的发展所苦恼。我推测，如果由于某种反常情况能人和直立人人群仍然存在的话，我们就会在他们中看到所指语言的逐渐发展的阶段。我们与自然界其余部分之间的裂隙将因此由我们自己的祖先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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