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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长类社会中，对个体的挑战是要能够预见其他成员的行为。对于个体来说，一种办法是在它们的脑子中有一个巨大的智力库，它储存了作为它们伙伴的成员的一切可能的行动以及它们自己合适的反应。这正是那种叫做“深思”（Deep Thought）的计算机程序如何能达到国际象棋大师所应有的水准的方法。然而，计算机在对任何一种特别的情况筛选所有可能的应付方法时比人的脑子快得多。它们还需要某些其他的手段。例如，如果个体能够监控它们自己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像计算机的自动装置那样地运转，那么它们会对某种情况下该做什么而发展出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意识。根据推断，它们因此可能预见其他人在同样情况下的行为。汉弗莱称之为内眼（Inner Eye）的这种监控能力是意识的一种定义，它会给那些具有这种能力的个体以相当大的进化上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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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意识被确立，就不会倒退，因为具有较差的意识能力的个体将会处于不利的地位。相似地，那些稍占上风的个体将会进一步受到偏爱。一场军备竞赛会接踵而来，驱使这个过程永远向前，提高智力并增进自我认识。当内眼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敏锐的观察力时，坚持不懈就会出现真正的自我意识，一种反映的意识，一种“内我”（Inne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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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说是社会智力假说发展的一部分，它吸引了许多人的兴趣并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在一篇发表于1986年《科学》杂志上的关于灵长类研究的评论中，切尼•赛弗思和巴拉•斯马茨（Barbara Smuts）都特别提到智力在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远大于智力在满足技术要求时的重要性。而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考察了灵长类许多种的大脑皮层——脑的“思想”部分——的不同的量。他发现，那些在大的群体中生活因而面临更复杂的类似社会国际象棋比赛的那种有最广泛的大脑皮层。他总结道：“这与社会智力假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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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动物行为的革命，即推翻行为主义者关于动物没有心智能力的教条的革命中，有两方面的证据是重要的。一方面是设计一套具有开创性的实验，目的是在人以外的动物中发现自我意识即认识自我的迹象。第二方面是在天然栖息地中生活的灵长类中寻找使用巧妙设计欺骗行为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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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意识那样的个人经历，不是实验心理学家用常用的工具所能解决的问题。这可能是为什么许多研究者回避涉及非人动物的心智和意识的一个原因。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设计了一种自我认识的实验：镜子试验。如果动物能够认出它在镜子中的映象是“自己”，那么可以说它具有自我认识或意识。宠物的主人都知道，猫和狗会对它们在镜子中的映象作出反应，但是它们常常把它当作是另一个个体的映象，它的行为很快变得困惑和厌烦。（然而，就是那些宠物的主人会发誓，他们的猫和狗有自我认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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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验是盖洛普一天早晨刮胡子时突然想出来的。他要求让做实验的动物熟悉镜子，然后在动物的额头上涂一个红点。如果这动物把镜子中的映象看作只是另一个个体，它可能对稀奇的红点感到奇怪并且甚至可能去摸摸镜子。但是，如果这个动物认出这映象是它自己，它可能会去摸它自己身体上的红点。开始盖洛普用一只黑猩猩做试验，这动物的行为表明好像它知道这是它自己的映象。它摸摸额头上的红点。盖洛普的实验报告发表于1970年的《科学》杂志上，这个报告对动物心智能力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心理学家极想知道，在动物中有这种自我认识能力的比例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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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是比例不太大。猩猩通过了镜子试验，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大猩猩没有通过。在不太正规的情况下，有些观察者声称曾看到大猩猩使用镜子，好像它们认出了它们自己的映象，观察者以此为例表明这些动物能自我认识。这是一条心智能力的分界线，一边是具有自我认识而另一边缺乏自我认识，如果自我认识一边包括人和大猿，而其余的灵长类和其他动物在另一边，将是有道理的。然而，有些灵长类学家，根据他们对许多种猴的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观察，认为这个界限过于严格。最近出现了一种排除性的试验，即“设计巧妙的欺骗行为”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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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安德鲁•怀坦（Andrew Whitne）和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创造了这个名词，他们把它定义为“一个个体在不同的情况下从它正常具有的技能中使用一种‘诚实的举动’，使熟悉的伙伴也被欺骗的能力。”换句话说，一个动物故意对另一个动物撒谎。为了能够有意地欺骗，一个动物必须了解另一个个体是怎样看待它的行动的。这样一种能力要求有自我认识。如果欺骗行为果真发生，那也可能是罕见的：就像小孩喊“狼来了！”一样，如果你想保持你的信用的话，你不能老是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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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和怀坦在南非德拉肯斯伯格山观察一群狒狒，在找到了可以作这样解释的几个例子以后，对狒狒的欺骗行为产生了兴趣。例如，有一天，一只幼年雄性佛拂保罗走近一只成年雌性狒狒梅尔，它正在挖一块新鲜的块茎。保罗看看周围，看到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没有其他的狒狒，虽然它一定意识到它们在不远处。保罗放声尖叫，好像它处于危险中。保罗的母亲对梅尔占支配地位，它像任何一位为保护自己子女的母亲所会做的那样冲到现场，赶跑了这个表面上看来是冒犯者的梅尔。保罗因此而意外地吃到了梅尔丢下的块茎。保罗是否会这样认为：“哼，如果我大声尖叫，我母亲会认为梅尔正在攻击我。她会跑来保护我，而我将被留下来吃多汁的块茎”，如果真是这样，这会是使用设计巧妙的欺骗行为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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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和怀坦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并且非正式地与一些灵长类学家讨论过他们的野外观察。他们谈到了许多相似的故事。这些故事因为是奇闻轶事，是非科学的，所以它们很少进入科学文献的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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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和怀坦在1985年、1989年再一次向100多位同行进行调查，征求假定存在的设计巧妙的欺骗行为的报告。他们收到了300多份报告。报告的事例不限于对猿的观察，而且同样包括对猴的观察。有趣的是，没有一个报告声称在猴和猿这些高等灵长类以外的猴类如丛林婴猴和狐猴中看到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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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长类学家在寻找欺骗行为证据时面临的问题是：这种行为是否真是一个个体根据自我认识进行推理的例子？或者它是否只是不要求自我认识的学习的结果？例如，保罗可能只是知道，在它所遇到的情况下，大声尖叫会使它得到梅尔的块茎，在这个例子中它的行动是学习的反应而不是设计巧妙的诓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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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和怀坦把严格的标准应用于假定的欺骗行为的例子时，尽可能小心地排除学习的可能性，他们发现在1989年调查所收集到的253个例子中，只有16个可以说是反映了真正的设计巧妙的欺骗行为。所有这些例子都是猿，而且大多数是黑猩猩。我将举一个例子，这是荷兰灵长类学家弗朗斯•普洛杰（Frans Plooij）在坦桑尼亚的冈布河保护区中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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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成年雄性黑猩猩独自在一饲食区，这时一只用电子控制的箱子开了，里面有香蕉。就在那个时候，第二只黑猩猩来到这里，于是第一只黑猩猩迅速关上这箱子并且若无其事地从容走开，看上去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它一直等到入侵者离去，然后很快打开箱子，取出香蕉。然而它上当了。入侵者没有离去而是躲藏了起来，并且等着观察发生什么事情。欺骗者反受到了欺骗。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使用设计巧妙的欺骗行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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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一类的观察打开了了解黑猩猩心智的窗口。这些动物显然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反映意识，这是天天与黑猩猩工作在一起的研究者热烈赞同的结论。黑猩猩以它们彼此以及它们与人的相互作用的方式显示了强烈的自我认识。它们像人一样能够猜出别人的心思，但是其范围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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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来说，猜出别人的心思超出了简单地预测在某种情况下其他人会做什么的范围：它还包括其他人会如何感觉。我们都经历过对其他人在面对痛苦或不幸时表现出的同情或移情作用。由于共鸣，我们体会到其他人的极度痛苦，有时这种痛苦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遭受肉体上的痛苦。在人类社会中最强烈的产生共鸣的体验是对死的恐惧，或者简单他说死的意识，它在神话和宗教的形成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尽管黑猩猩有自我认识，它们对于死充其量似乎是迷惑不解的。有许多非正式的报道说，当一个黑猩猩的亲戚死亡时，个体甚至整个家庭会感到痛苦或迷惑。例如，在一个黑猩猩的幼仔死去时，它的母亲携带着小尸体转来转去几天后才把它丢弃。母亲所经历的似乎是手足无措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悲痛。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其他个体对于失去幼仔的母亲缺乏我们认作是同情的东西。不管母亲蒙受什么痛苦，她独自承受。黑猩猩在同情其他个体方面的局限性也扩大到作为个体的它们自身；没有人看到黑猩猩意识到它们自己的死亡或濒临死亡的证据，但是，再一次，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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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变成具有自我意识的，我们能说什么呢？人和黑猩猩从两者的共同的祖先分离以来，已有大约700万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在假定黑猩猩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以及通过考察黑猩猩便认为实际上就是在考察那个共同祖先时，必须非常小心。自从与人这一支分开以后，黑猩猩一定以各种方式在进化。但是，认为人和猿的共同祖先是一种过着复杂的社会化生活的大脑子的猿，它们应当会发展黑猩猩所具有的意识似乎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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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定，人和非洲猿的共同祖先具有相当于现代黑猩猩经历的自我认识水平。从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南方古猿类的生物学和社会结构来看，它们基本上是两足直立行走的猿：他们的社会结构不会比我们在现代狒狒中看到的更强。因此，没有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们的自我认识水平在人科存在的最初500万年问会有很大的提高。随着人属的进化而发生的脑子大小和结构、社会组织以及谋生方式方面的重大变化，可能也标志着意识水平在开始发生变化。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开始，肯定增加了我们祖先必须掌握的社会国际象棋的复杂性。比赛水平高超的棋手——有更锐利的心智，更敏锐的意识——在社会上和繁殖后代方面将会获得较大的成功。这是有利于自然选择的，它会把意识提高到越来越高的水平。这种逐渐显露的意识把我们变成一种新的动物。改造成一种根据自定的是非来制定专断的行为标准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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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些大部分只是推测。我们怎么能知道在过去的250万年中我们祖先的意识水平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怎么能够准确地确定，什么时候意识变成和我们今天经历的一样？人类学家面临的严酷的现实是，这些问题可能是无法回答的。如果我们难以证明另一个人具有和我一样的意识水平，如果大多数生物学家回避试图决定人以外动物意识的程度，那么人们将如何来识别早已死去的生物反映意识的迹象呢？比起语言来，在考古记录中意识的证据甚至更少。有些人类行为几乎肯定地反映了语言和自觉的意识，例如艺术表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的行为如制造石器，可以为语言提供线索但是不能为意识提供线索。然而，有一项使人能联想起人的意识的活动，有时这一活动在史前记录上留下了它的痕迹：就是有意地埋葬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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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仪式处理死者清楚地表达了对死的意识，从而也表达了自我认识。每一个社会都有各种处理死者的方式，作为那个社会的神话和宗教的组成部分。现代有无数种处理死者的方式，从对尸体只给以最小的注意，直到在很长的时期内非常小心地保护尸体，也许包括在一年或者更长的时期以后把尸体从一个特别的地点迁到另一个地点。有时，但不是常常如此，举行的仪式包括了埋葬。古代社会有仪式的埋葬为我们提供了机会，让以后的考古学家去冥思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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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意识埋葬的证据是比10万年前早不了多少的尼安德特人的埋葬。最动人的是稍晚一点大约6万年前在伊拉克北部扎格罗斯山区发现的埋葬。一个成年男子被埋葬在洞口；根据在骨骼化石周围土壤中发现的花粉判断，他的身体显然是放在一层可能具有医药价值的花上。有些人类学家推测，也许他是一个巫师。早于10万年前，没有任何可能反映有意识的仪式的证据。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提到的，也没有任何反映意识的艺术。没有这样的证据并不能肯定地证明没有意识。但是，也不能以此为例证来支持意识的存在。然而，如果远古智人的直接祖先，即晚期直立人没有比黑猩猩水平高得多的意识，我会觉得惊奇的。它们社会的复杂性、大的脑子、以及可能的语言技能都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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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已提出过的，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远古智人可能对死亡确实有一种认识，因而无疑地有高度发达的反映意识。但是他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样鲜明吗？可能不一样。完全现代的语言和完全现代的意识的出现无疑是相互关联、相互充实的。当人们像我们一样说话并像我们一样体验自身时，他们就变成现代人了。在从35000年以来的欧洲和非洲的艺术中，以及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伴随埋葬的复杂的仪式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一个有关起源的神话，这是所有故事中最基本的故事。这些起源的神话由反映意识的源头喷涌而出，这是对一切事物寻求解释的心声。自从反映意识炽烈地燃烧于人的头脑中以来，神话和宗教就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在科学的时代，它们可能将仍然是如此。神话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让非人的动物甚至自然物和自然力（如山和河）也具有似人的动机和情感。这种拟人化的倾向自然来自出现意识的背景。意识是通过在一个人自己的感情中进行模仿来了解他人行为的社会工具。把这些同样的动机转嫁到世界上非人的但是无论如何是重要的事物是简单而自然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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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是狩猎—采集者生存的基础，如同培育环境的自然要素一样。生命，作为所有这些要素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被看作是有目的的行动的相互作用，正像社会关系一样。因此动物和自然力在全世界以寻找食物为生的人们的神话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毫不令人惊奇的。同样的情况一定适用于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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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在我访问法国许多有装饰品的洞穴时，这种想法一直在我头脑中出现。我所看到的在我面前的形象，其中有些只是简单几笔勾划出来的，有些则显出细部，就它们对我思想的影响而言总是很强烈的，但是对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特别是半人/半动物形象是对我的想象力的挑战，而且我以失败而离去。我敢肯定，其中存在古代人起源神话的成分，但是我无法知道它。我们由晚近的历史知道，大羚羊对于南非的桑人有无限巨大的精神力量。但是关于马和野牛在冰河时代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只能猜测。我们知道它们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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