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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这种社会知识过滤之外，还有一些真正的阴谋事件存在于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中，这些事件涉及一些隐秘的意图。20世纪早期，我研究中国发现的北京人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的中国考古研究的背后，可能是一项更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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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件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却给了我特别的启示，他们所得到的优秀文献资料表明，此类事情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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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1906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医学院毕业。他在学校学习的是比较解剖学，这也引起了他对人类进化问题的兴趣。像那时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布莱克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中国，而不是非洲。1919年，布莱克进入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北京协和医学院（Beij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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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里，布莱克想尽办法减少他的医疗工作量，这样使得他能够集中精力来研究他真正的爱好──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1921年11月，他和其他的探险队一起，在中国的北部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考察。他的这场旅行引起了他上司们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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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布莱克听说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两颗原始人类的牙齿化石，他决定在那里开展他新一轮的挖掘工作。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请求援助并争取到了一笔资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个举动表明了他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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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春天，周口店遗址的挖掘工作展开了。第一期的挖掘工作结束时，一个原始人类的臼齿化石被发现了。布莱克决定把这个牙齿和两年前发现的牙齿一起公布为一种人科新属，他称其为北京中国猿人（Sinanthropus）。接着，布莱克对此进行了世界性的宣传并使“北京人”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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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以后，布莱克仍然在周口店进行频繁的挖掘工作。在1928年的挖掘期结束时，一块下颌骨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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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财政问题开始浮出了水面。洛克菲勒基金会此前给予的财政援助在1929年的4月将会被考古工作所耗尽。所以，在1月，布莱克写信给了基金会的董事长，请求他创立一个新生代研究室（新生代包括最近的地质时期）来支持周口店的挖掘工作。4月，布莱克收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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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布莱克的这件事情上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大？细究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因为，基金会的财政援助可以通过科学家们的手转化为至关重要的人类进化研究，就像布莱克一样。同时，这也可以证明基金会的支持对这项发现甚至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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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韦佛（Valon Weifo）曾说过：“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一个观念的产生、酝酿、发展以及到后来被每个人所熟知、批判、完善和充分地应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资金的参与。但是在我们居住的现实世界中，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金钱对于思想的影响可能非常大。”（《美国慈善基金会》（U.S.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1967，纽约[New York]，哈勃与罗出版社[Harper &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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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瓦伦•韦佛来说，生物学是最重要的。他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了他的观点：“很明显，在1932年……生物学和医学领域都已经准备好接受物理学的加入……物理学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怎样工作？一个人怎样思考、学习、记忆和遗忘？……我们只有得到了关于这些行为运作的信息，我们的行为才能更加理智和有益于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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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事实的真相就变得清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把资金输入到中国的人类进化研究，同时他们也精心安排了以资金援助的方式进入生物研究领域以获得有效控制人类行为的方法。布莱克的北京人研究也可以被适当地理解成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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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当想起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时，会发现他最初的慈善直接指向的是浸礼会（Baptist churches）和传教。之后，在他的儿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领导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目标改变了。基金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些长期的项目，比如说公共卫生、医疗、农业和教育，这和最初的浸礼会相差甚远。年轻的小洛克菲勒开始雇用一些科学家到他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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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改变开始反映出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研究。基金会由五个部门组成──国际卫生部、医学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人文科学部。每一个部门都由一个出类拔萃的学术科技人员进行管理，并建议由基金会的理事会来向他们分发资金。（富斯迪[Fosdick]，《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1952，纽约，哈勃出版社[Har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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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自己成为校长时，这种改变则到达权利的顶峰，就像马克斯•梅森（Max Mason）博士。梅森是一个数学物理学家，他也是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前任校长。按照富斯迪的说法，梅森“在涉及新的项目上强调结构的统一。并不是说五个项目中每个项目就代表基金会的每个分部；本质上，这五个项目是一体的，面向的都是人类行为的一般问题，而这个整体的目的是要在了解这些行为的基础上控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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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科学家们起草了一项合作计划，经过基金会董事会的批准，他们开始实施这项计划。一些评论家并不在乎对蚯蚓再生习惯和其他晦涩项目的研究，他们有着他们自己的目标。韦佛说：“很显然，在我们了解人类行为之前，我们不得不对一般的生物体进行研究，并获得大量的信息，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关于简单生命形式的研究，实验生物学是进行这种科学探索的方式。实验生物学，在解决一系列问题过程中，可以提供从心理上到行动上的必要支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用科学方法来控制社会的意图（除了科学家谁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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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保障的新生代研究实验室之后，布莱克又重新开始了他的世界宣传。之后布莱克回到了中国，周口店的工作却进展缓慢，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北京人。但是在12月初，这个挖掘期接近结束的时候，W.C.裴（W.C.Pei）有了历史性的发现。裴后来说：“大约在第二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近乎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胡德[Hood]，《戴维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1964，多伦多[Toronto]，多伦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oronto]）。早在1930年，布莱克就已经发表了关于头骨的两篇论文，并在这两篇论文中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同时，也开始了头骨的世界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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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G.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先生到达北京，勘查北京人化石发现地并对化石进行检验。在这段时间，布莱克对史密斯简要地介绍了北京人。后来，史密斯去世，很显然，他的工作做得不错。12月，布莱克写信给正在美国度假的北京医学院的董事亨利•霍顿博士，在信中，他非常坦率地说道：“如果每次当我想到那些冷漠的宣传活动时就会脸红的话，那么我想到车速信号（G. E.S.）时就会永久地面红耳赤了。”布莱克获得的新荣誉确保了他能够继续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政支援，也给了他更多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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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布莱克的北京人研究放进一个更大的工程中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明确的目标，同时也反映了这项巨大的科学工程背后的意图──通过科学家们来控制人类的行为。这种控制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我们不能忽视对这种控制行为的监督（更多的人已经在开始做了）。达尔文主义只是这种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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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止的考古学：关于人类起源与意识演化的考古学全球之旅 3.匈牙利维特沙洛斯公园里的熊脚印：秘密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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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匈牙利旅游期间，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我的《被掩藏的人类历史》匈牙利版在本地上市的时候是销售得最好的。托它的福，在匈牙利时，我参与了很多国际性的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并且还受邀参加了在大学讲堂举行的讨论国际前沿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演讲。一次，在大学生们热情洋溢的气氛中完成了我的演讲后，很多学生购买了我的书，但是那些传统的科学家们，却为难安排我演讲的教授，要求他不能让我的演讲获得成功，要不然就去除他的教授称号。那位教授后来告诉我，我的演讲活动让这些在布达佩斯（Budapest）开会的科学家们如坐针毡，他们决定不再让我在任何的匈牙利大学里进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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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最近的一次匈牙利之行并没有受此影响。因为我的精神得到了滋养和休息。我待在由国际奎师那意识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ciousness）匈牙利分部拥有的修行所，我是那里的成员之一。大约30年前，我在那里成为了奎师那意识协会的创始人圣恩A.C.巴克提韦丹塔•斯瓦米（Shrila A.C.Bhaktivedanta Swami）的信徒。事实上，我是被他从古代印度的梵文作品那里汲取的教导所吸引，这些梵语作品是最初吸引我寻找远古人类证据的原因。所以，在修行所期间，我情不自禁地作了一些考古学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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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01年4月15日的中午，我步行到了匈牙利的古代遗址维特沙洛斯（vertesszölös）。那天的天气非常不错──阳光明媚，温暖适宜。这个遗址在布达佩斯西部的乡村，已经变成了一个户外的博物馆公园，这些原始的遗址被放在一些有着玻璃窗的建筑物中以供游人们观赏。有趣的是，男性和女性的洗手间不是以印刷的符号所区分，而是在两个不同的洗手间的门上分别雕刻着想象中的维特沙洛斯雄性猿人和雌性猿人的头像。在《考古学禁区》中，我简要介绍了维特沙洛斯遗址。这个遗址是匈牙利考古学家拉斯慈洛•维尔特斯（László Vértes）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在这块遗址中挖掘出的人类枕骨（头骨的后面部分）是最重要的维特沙洛斯考古成绩。这一发现的准确地址如今标注在山边的一块铜匾上。一些原始人类小孩的牙齿也在那里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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