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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些植物的名字，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植物的名字从先秦时代就频繁出现在各种典籍文献中，在这些名字之中积累的人文知识，也便如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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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桃子来说吧，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种植这种水果了。现在学界公认，桃树就是在中国得到驯化的。《诗经·周南·桃夭》的第一句就是“桃之夭夭”，本意是说桃花开得十分繁茂，后人却取了“桃”的谐音，把这句诗变成了“逃之夭夭”，意思也变为调侃人逃得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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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也是和桃有关的著名典故，典出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中，陶渊明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安详宁静的田园世界，从此人们就管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叫做“世外桃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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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子·说难》中则记载了弥子瑕分桃的故事。传说春秋时的卫灵公喜好男色，宠爱一个叫弥子瑕的人。有一天，二人同游果园，弥子瑕摘了一个桃子吃，觉得味道甘美，就把吃了几口的桃子递给卫灵公吃，给卫灵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分桃”就成为指代男同性恋的著名典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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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和桃是亲缘关系很近的水果，和杏有关的典故也不少。比如唐代诗人杜牧写过一首有名的七言绝句《清明》，后两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因此成了酒家的代称。今天最有名的“杏花村”，自然是汾酒的产地——山西汾阳杏花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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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道士葛洪曾著有《神仙传》，书中记载了三国时吴国神医董奉的事迹。传说董奉隐居山林，每天为人治病，分文不取，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是重病患者被治愈，要在山上种杏树五棵；病不重的患者被治愈，则种一棵。这样过了几年，山上的杏树已经多达十万多棵，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自此以后，“杏林”就成了医学界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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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桃和杏这样的植物虽然有着许多相关的典故，但其名字本身比较普通，那么“远志”这样的名字，看一眼便觉得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了。远志是一种柔弱的小草，它的一个别名正是“小草”，但这样的一种小植物却被古人认为具有“益智强志”的威武药效，所以有了“远志”这个雄壮的大名。《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谢安本来打算隐居不仕，可是奈不住朝廷几次征召，只好出来做了大将军桓温的手下。有一天，有人送给桓温几种草药，其中就有远志。桓温故意问谢安：“这种药又叫‘小草’，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呢？”谢安知道他是在揶揄自己，迟迟不作答。一边的郝隆嘴快，回答道：“在山里的时候是远志，出山就是小草了呗。”于是谢安面有愧色。不过，后来谢安指挥东晋军队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了前秦的进攻。这么看来，谢安出来做官，才真真正正是“远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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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鼎鼎的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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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文植物名（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汉语植物名）也不过是世界上所有植物名称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语言中也有大量的植物名称，它们也都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这么多的植物名称固然是人类文化的宝库，却也给彼此的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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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马铃薯是原产南美洲的重要粮食作物。在汉语中，我们除了这个正式的名称外，习惯用“土豆”作为其通称。此外，在不同的地方，它还有洋芋、洋山芋、山药蛋、地蛋、薯仔等名字，而《中国植物志》中又管它叫“阳芋”。在别的语言中，马铃薯又被叫做potato（英语）、pomme de terre（法语）、Kartoffel（德语）、práta（爱尔兰语）、картофель（俄语）、ジャガイモ（日语）、감자（朝鲜语）……这么多名字，指的都是同一种植物，这就是“同物异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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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色金鸡菊，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外来入侵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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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植物的同物异名，不妨在上述那个老生常谈的例子之外，再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2012年7月，我从友人那里得知，新疆有一种叫做“雪菊”的植物，据说只生长在天山山脉的高海拔地区，是新疆特有的和雪莲齐名的珍贵野生植物。把它的花摘下来泡茶喝，据说可以调节三高、减肥养颜云云。起初我还真以为是什么稀有濒危植物，当我在网上看到雪菊的照片之后，差点儿从椅子上跌倒——这不过就是原产北美大陆、作为观赏植物引种到中国的“两色金鸡菊”而已，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栽培。怎么它到了新疆，就被吹捧成“稀有高寒植物”“天山雪菊”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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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了解，更使我义愤填膺。从2010年起，新疆当地开始炒作这种植物，很多农民便大量种植。然而到2012年，“雪菊”的炒作崩盘，价格一落千丈，很多农民收获的“雪菊”都卖不出去，损失惨重。这无疑是“同物异名”现象导致的一场悲剧——如果奸商们没有取“雪菊”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诱惑性名字，进而在其上编织“稀有高寒”的美丽谎言，如果人们都知道这种花叫做“两色金鸡菊”，它的英文名字是tickseed，那么这场炒作也就不太可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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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哪怕是去一趟超市，我们也能看到被称作“蛇果”的苹果、称作“奇异果”的猕猴桃、称作“提子”的葡萄、称作“车厘子”的樱桃、称作“碧根果”的美国山核桃。当有些人一本正经地分辩说“提子不是葡萄”的时候，我们便再次看到给熟悉的事物另起陌生的名字所造成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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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同物异名，自然还有同名异物。菩提树是佛教中的圣树，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在印度一棵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大彻大悟。然而，这种圣树是热带树种，在中国只能露天栽培于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省区。在靠北的长江流域，寺庙里只好用无患子树代替菩提树，却也管它叫“菩提树”。在更靠北的黄河流域，则用银杏充当菩提树。在青海的高寒地区（比如湟中的塔尔寺），连银杏也长不了，便只能用暴马丁香顶替菩提树了。这还不算完，现在的很多外语词典中，都把英语的lindenwood、德语的Linden、罗马尼亚语的tei、俄语的липа翻译成“菩提树”，于是搞出了“菩提茶”、“《菩提树》”（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一首歌曲）、“菩提树下大街”（德国柏林的一条大街）、“《菩提之恋》”（罗马尼亚的一首流行歌曲，后来被翻唱成《不怕不怕》）之类译名——然而这里的“菩提树”不过都是椴树的误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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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里面，bluebell（蓝铃花）则常常被作为同名异物的例子。在英格兰、西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新西兰，蓝铃花分别指代不同的植物。当这些地方的人们唱起苏格兰儿歌《苏格兰的蓝铃花》时，他们的眼前会浮现出自己熟悉的蓝铃花形象——而它们又都和苏格兰人眼中的蓝铃花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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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问题，在18世纪，瑞典非凡的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von Linné，拉丁化的拼写则是Carolus Linnaeus，1707－1778）创立了直到今天还被植物学界奉为圭臬的“植物命名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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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命名法则的细节虽然很复杂，但它的基本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林奈是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的。拉丁语是古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不过在林奈生活的18世纪，在民间已经没有人使用了。然而在那时候，不同的国家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有的还不止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学者为了能够相互交流，就只好继续使用拉丁语。林奈的很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那时的拉丁语已经近乎死语言，再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了，所以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可以保证命名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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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奈对大多数植物都采用了“双名法”的命名方式。所谓“双名法”，就是用两个词来为植物命名，第一个词叫做“属名”，首字母要大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姓”；第二个词叫做“种加词”，首字母通常都小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名”。比如林奈给银杏起的名字是Ginkgo biloba，第一个词Ginkgo是“银杏属”的属名（来自日语“银杏”一词的拼音），第二个词biloba则是银杏的种加词（意为“二裂的”，指银杏的叶片常常裂为两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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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桃的拉丁文名字是Prunus persica，第一个词Prunus是“李属”的属名，第二个词persica是桃的种加词，意为“波斯的”，所以这个名字直译是“波斯李”（当然啰，这个名字并不准确，因为波斯的桃最早是从中国传去的）。杏的拉丁文名字则是Prunus armeniaca，第一个词也是李属的属名（也就是说，桃和杏“同姓”），第二个词意为“亚美尼亚的”，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相信杏树起源于西亚的亚美尼亚地区。至于欧洲的李子（大名“欧洲李”，和中国的李子不是同一种），它的“姓”当然也是Prunus，“名”则是domestica，意为“家养的”，表明欧洲李是一种栽培植物。桃、杏、欧洲李的“姓”相同，同归为李属，说明它们具有相似的特征，在演化上具有共同祖先，正如同姓的人“五百年前是一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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