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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文植物名(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汉语植物名)也不过是世界上所有植物名称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语言中也有大量的植物名称,它们也都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这么多的植物名称固然是人类文化的宝库,却也给彼此的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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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马铃薯是原产南美洲的重要粮食作物。在汉语中,我们除了这个正式的名称外,习惯用“土豆”作为其通称。此外,在不同的地方,它还有洋芋、洋山芋、山药蛋、地蛋、薯仔等名字,而《中国植物志》中又管它叫“阳芋”。在别的语言中,马铃薯又被叫做potato(英语)、pomme de terre(法语)、Kartoffel(德语)、práta(爱尔兰语)、картофель(俄语)、ジャガイモ(日语)、감자(朝鲜语)……这么多名字,指的都是同一种植物,这就是“同物异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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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色金鸡菊,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外来入侵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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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植物的同物异名,不妨在上述那个老生常谈的例子之外,再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2012年7月,我从友人那里得知,新疆有一种叫做“雪菊”的植物,据说只生长在天山山脉的高海拔地区,是新疆特有的和雪莲齐名的珍贵野生植物。把它的花摘下来泡茶喝,据说可以调节三高、减肥养颜云云。起初我还真以为是什么稀有濒危植物,当我在网上看到雪菊的照片之后,差点儿从椅子上跌倒——这不过就是原产北美大陆、作为观赏植物引种到中国的“两色金鸡菊”而已,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栽培。怎么它到了新疆,就被吹捧成“稀有高寒植物”“天山雪菊”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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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了解,更使我义愤填膺。从2010年起,新疆当地开始炒作这种植物,很多农民便大量种植。然而到2012年,“雪菊”的炒作崩盘,价格一落千丈,很多农民收获的“雪菊”都卖不出去,损失惨重。这无疑是“同物异名”现象导致的一场悲剧——如果奸商们没有取“雪菊”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诱惑性名字,进而在其上编织“稀有高寒”的美丽谎言,如果人们都知道这种花叫做“两色金鸡菊”,它的英文名字是tickseed,那么这场炒作也就不太可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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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哪怕是去一趟超市,我们也能看到被称作“蛇果”的苹果、称作“奇异果”的猕猴桃、称作“提子”的葡萄、称作“车厘子”的樱桃、称作“碧根果”的美国山核桃。当有些人一本正经地分辩说“提子不是葡萄”的时候,我们便再次看到给熟悉的事物另起陌生的名字所造成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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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同物异名,自然还有同名异物。菩提树是佛教中的圣树,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在印度一棵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大彻大悟。然而,这种圣树是热带树种,在中国只能露天栽培于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省区。在靠北的长江流域,寺庙里只好用无患子树代替菩提树,却也管它叫“菩提树”。在更靠北的黄河流域,则用银杏充当菩提树。在青海的高寒地区(比如湟中的塔尔寺),连银杏也长不了,便只能用暴马丁香顶替菩提树了。这还不算完,现在的很多外语词典中,都把英语的lindenwood、德语的Linden、罗马尼亚语的tei、俄语的липа翻译成“菩提树”,于是搞出了“菩提茶”、“《菩提树》”(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一首歌曲)、“菩提树下大街”(德国柏林的一条大街)、“《菩提之恋》”(罗马尼亚的一首流行歌曲,后来被翻唱成《不怕不怕》)之类译名——然而这里的“菩提树”不过都是椴树的误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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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里面,bluebell(蓝铃花)则常常被作为同名异物的例子。在英格兰、西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新西兰,蓝铃花分别指代不同的植物。当这些地方的人们唱起苏格兰儿歌《苏格兰的蓝铃花》时,他们的眼前会浮现出自己熟悉的蓝铃花形象——而它们又都和苏格兰人眼中的蓝铃花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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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问题,在18世纪,瑞典非凡的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von Linné,拉丁化的拼写则是Carolus Linnaeus,1707-1778)创立了直到今天还被植物学界奉为圭臬的“植物命名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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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命名法则的细节虽然很复杂,但它的基本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林奈是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的。拉丁语是古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不过在林奈生活的18世纪,在民间已经没有人使用了。然而在那时候,不同的国家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有的还不止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学者为了能够相互交流,就只好继续使用拉丁语。林奈的很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那时的拉丁语已经近乎死语言,再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了,所以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可以保证命名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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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奈对大多数植物都采用了“双名法”的命名方式。所谓“双名法”,就是用两个词来为植物命名,第一个词叫做“属名”,首字母要大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姓”;第二个词叫做“种加词”,首字母通常都小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名”。比如林奈给银杏起的名字是Ginkgo biloba,第一个词Ginkgo是“银杏属”的属名(来自日语“银杏”一词的拼音),第二个词biloba则是银杏的种加词(意为“二裂的”,指银杏的叶片常常裂为两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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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桃的拉丁文名字是Prunus persica,第一个词Prunus是“李属”的属名,第二个词persica是桃的种加词,意为“波斯的”,所以这个名字直译是“波斯李”(当然啰,这个名字并不准确,因为波斯的桃最早是从中国传去的)。杏的拉丁文名字则是Prunus armeniaca,第一个词也是李属的属名(也就是说,桃和杏“同姓”),第二个词意为“亚美尼亚的”,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相信杏树起源于西亚的亚美尼亚地区。至于欧洲的李子(大名“欧洲李”,和中国的李子不是同一种),它的“姓”当然也是Prunus,“名”则是domestica,意为“家养的”,表明欧洲李是一种栽培植物。桃、杏、欧洲李的“姓”相同,同归为李属,说明它们具有相似的特征,在演化上具有共同祖先,正如同姓的人“五百年前是一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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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植物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同一属的两个种的亲缘关系没有原来想的那么近,便会为其中一个种“改姓”,把它挪到另一个属里面去。比如有的植物学家觉得桃和欧洲李差别不小,应该“分家”,于是把桃分到“桃属”Amygdalus里面,这样一来,桃的“姓”就由Prunus改成了Amygdalus。不过,它的“名”不变,还是persica,所以这时候桃的名字就是Amygdalus persica。这些植物学家同时也觉得杏也应该“另立门户”,划到“杏属”Armeniaca里面,于是为它另起名Armeniaca vulgaris,其中的vulgaris意为“普通的”(之所以不叫Armeniaca armeniaca,是因为这个名字的属名和种加词拼写完全相同,而这是植物命名规则所不允许的)。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是所有的植物学家都赞同,很多人还是倾向于让桃、杏和欧洲李“联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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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种拉丁文的“科学名称”(简称“学名”),世界各国的学者交流起来就容易多了。比如马铃薯虽然有那么多的名称,但是学名就只有一个:Solanum tuberosum。那种被另外起名为“雪菊”的北美植物,常用的学名也只有一个:Coreopsis tinctoria。至于各种“菩提树”和“蓝铃花”,也都各有学名,不相混淆。曾经困扰人们的植物命名问题,便这样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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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科学命名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繁琐的工作。学者们先要亲自采集或者派人采集标本(有时候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然后在标本馆中比对大量的标本,确定这些标本所代表的植物物种的范围和亲缘关系。接着,他们还要爬梳文献,找出相关的学名,如此才能为一种植物正确地定名。有时候,为了确定一种植物的正确学名,竟然需要几代人数十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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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对这种枯燥工作的奖赏,植物分类学家具有令人羡慕的为新植物命名的特权。他们可以用自己景仰的人、自己的良师益友甚至自己的爱妻娇儿(有时候也是自己讨厌的人)为新植物命名。新的植物学名一旦合格发表,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便不能被废除或代替,后来的学者只能老老实实地使用这个名字。于是,许多在史书中鲜有提及的人物,却在植物的学名中保留了自己的名字,并借此而不朽。除了人名,在植物学名中还能找到大量的地名、方言词等特殊词汇,它们无不携带着和植物相关的宝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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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植物学名也便承载了众多的历史和文化。看似冗长无趣的植物学名,其中往往蕴含着命名人的好恶,反映着植物学家的生平,甚至书写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气质。这些用拉丁文这种死语言的文字创造的名字,如果能够得以正确地解释和考证,便会成为信息丰富的史料,我们能够从中钩沉出一件件陈年旧事,不但可以匡补正史之缺,即使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往往不输明星们的八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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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将主要从中国植物的学名中挖掘有趣的故事。有些反映了西方人在中国采集植物的历史,是中国在历史上积贫积弱、国门为列强洞开的见证;有些反映了中国自己的植物学家艰苦创业、为摸清祖国植物资源的家底而奋斗不息的光辉历程;有些故事会让人扼腕叹息,或是捧腹大笑。此外,我也会讲述一些和植物的中文名称有关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同样能给读者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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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十分活跃的一个时代。很多有关名字问题的论述,都是那个时代的哲人们给出的。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孔子还说过另一句话:“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在劝勉他的学生学习《诗经》——孔夫子认为,《诗经》的一大功能,就是可以使人多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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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不光要“多识”于草木之名,也要“多解”于草木之名。认识名字,是我们发挥万物灵长的智慧的第一步;而只有用心了解和体会名字背后的信息,才会让我们把外在的知识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体验,真正感受到精神生活的无上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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