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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唐大帅“复辟”后昆明的样子吧：“当时所谓受唐继尧招安的土匪，大大小小有十多起，大的头头如普小洪……等，整个昆明城成了土匪的世界。以普小洪来说，走到哪里害到哪里……做生意的，被普小洪见一个抓一个，吊打勒索，有一文拿一文，有两文拿两文，抢光了才算。土匪来昆明，到处设司令部，大东门外的桃源街整条街都成了普小洪的产业。他还在东寺街摆赌，派武装人员守护……一时间昆明处处是匪，都是赌……”到了1927年，唐继尧再次被他的手下推翻。新上任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在站稳脚跟之后再次开始剿匪，终于击毙了吴学显，云南的匪患这才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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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贵州、云南的低山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名叫“锦香草”的低矮植物。这种植物有巨大的圆形叶子，上面生有粗毛，老百姓给它另起了个生动的俗名——熊巴掌。100多年前，上述的第二位马神甫第一次采到了这种植物，所以锦香草的学名叫Phyllagathis cavaleriei，就是为了提醒后人不要忘记他——我觉得其实也是在提醒后人不要忘记过去那个悲惨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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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巴西的蒂牡花属（Tibouchina）植物，和锦香草是近亲。“蒂牡”是属名中的前两个音节tibou的音译。植物学界有回避音译植物名称的传统，但并不排斥一些音义兼顾的译名，蒂牡花的“牡”字，可以表明这类植物属于野牡丹科，因此也算是一个音义兼顾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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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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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都是四川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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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植物分类学家要比他们21世纪的同行幸福多了，要命名新植物根本不用自己跑腿采标本，自有各式各样的人自愿帮他们干活，其中有很多人是外交官、传教士，比如前面提到的在云南死于非命的马伯禄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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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的弗朗谢（A. Franchet）就是这样一位享清福的植物分类学家。在他命名的近2000种中国植物中，绝大多数的标本是3位法国天主教神甫拼死拼活在中国西南地区替他采的，这3位天主教神甫分别叫作谭卫道（J. P. A. David）、赖神甫（P. J. M. Delavay）和法尔日（P. Farges），其中谭卫道的事迹后面我还会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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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谢给中国植物命名的方法颇为省事：属名往往是现成的，比如乌头、槭树、龙胆这些属欧洲都有，林奈早就定好属名了。至于种加词，首先当然是用采集者的姓氏——如果你看到一种中国植物学名的种加词是davidii、delavayi或fargesii，那八成就是弗朗谢命名的。采集者的姓氏用过以后，再用中国的地名。比如谭卫道曾经在四川宝兴县采集了大量标本，因为宝兴县政府驻穆坪镇，所以弗朗谢用moupinensis或moupinense作了很多新种的种加词。不过，弗朗谢用得最多的地名，还是省级行政区的名字，比如云南，比如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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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四川”这个名字的词源一直有一种误解，以为它是来自省内的四条大川。不过具体是哪四条大川，就说法不一了。有人说是“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也有人说是“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当然，这个误解由来已久，至少从清朝初年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就开始了。“四川”这一名称的真正由来，在于它是“川峡四路”的简称。所谓“川峡四路”，是北宋年间设置的益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四“路”（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省）的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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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究其根源，“川峡”之“川”，本义还是指河流，而“四”无论在四川的哪种词源解释中都是一个数目字。这两个字都在最古老的汉字之列，所以它们的笔画如此简单，“四”是五画，“川”只有三画。在汉字简化之前，“四川”是中国笔画最少的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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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面唠叨的这些汉字知识也许对中国人有点意思，但对于包括弗朗谢在内的大多数法国人来说，恐怕实在无足轻重，他们才懒得学汉字——哪怕是加起来一共才八画的“四川”二字。在他们看来，“四川”这个名字的发音才是更重要的。毫无疑问，法国人会觉得“四川”实在是个拗口的中国地名，因为“四”的韵母和“川”的声母的发音都是法语中所没有的。后者用t＋ch来模拟还像那么回事；可是前者实在是太难发了，没办法，只好用u（读如“于”）代替。就这样，“四川”被包括弗朗谢在内的法国人拼成了Sutchuen，比如濒危植物崖柏的学名就是Thuja sutchue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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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讲德语的人不喜欢这种拼法。法语的tch到德语里非拼成tsch不可——君不见，德国人管自己的国家叫Deutschland（“德意志”就是其中的Deutsch的音译），在这个词里就有这个tsch。至于“四”的韵母，德语也没有，没办法，就用e（读如英语中弱读的a）代替吧，反正就算不比法国人的办法好，也坏不到哪儿去。这样，“四川”就成了Setschwan——奥地利植物分类学家韩马迪（H. Handel-Mazzetti）就是这么做的，比如四川香茶菜被他叫作Plectranthus setschwa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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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是上面的法式拼音还是德式拼音，都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只在本国境内流传。到了20世纪初，基于英语拼写的邮政式拼音终于成了西方各国通用的汉语拉丁化方案。用邮政式拼音拼写的最有名的中国地名，大概要数Peking（北京）了。时至今日，北京大学的英文名仍然是Peking University；而位于北京香山脚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的国际通用代码也是PE，正是Peking的缩写。应用邮政式拼音的规则，“四川”又被拼成了Szechwan——看上去颇像一个东欧地名。使用这种拼法的植物学名如四川冬青Ilex szechwanensi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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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制订了更科学合理的汉语拼音方案，到这个时候，才出现了现在大家熟悉的拼法——Sichuan。使用这种拼法的学名如四川艾Artemisia sichuanensis、四川红门兰Orchis sichuanic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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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同样都是四川（含重庆）的植物，却因为时代的不同、国运的不同，有了至少四种不同的名字，这也算是历史在植物学名中留下的有趣印迹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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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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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大熊猫与珙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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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国花，没有国鸟，也没有国兽。没有国花和国鸟的原因是人们意见太不容易统一，而没有国兽的原因，除了国际上不太流行这一国家象征的评选外，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反正不管怎样评选都是大熊猫当选，评不评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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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很多西方人心目中，如果要用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加上“真实存在”这个定语，是为了把龙排除在外）象征中国的话，那肯定非大熊猫莫属。我看过美国的两则政治漫画，一则是讽刺美国印钞太滥，对中国经济造成危害，画中是一只大熊猫嚼着印有华盛顿头像的竹叶，边嚼边露出表示难吃的失望神情；另一则是反映中国将要修通前往东南亚的高速铁路，画中是一只大熊猫高兴地坐在经过中南半岛的火车上，身后是三只华南虎。说实在的，我挺欣赏这两幅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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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发现了大熊猫？这又是一个类似于“谁发现了美洲”的充满政治性的问题。无疑，中国人要比西方人早知道大熊猫的存在。据说古文里的“貘”和“貔貅”，最早就是指大熊猫。即便不考虑这些久远的记载，当1869年法国传教士兼标本采集员谭卫道在四川宝兴第一次见到大熊猫标本时，他所见的也并非活体，而是由当地的猎户猎杀大熊猫之后剥制的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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