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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blakeana之前,为什么还有一个乘号×呢?这表明它是一个杂交种,是由羊蹄甲(学名Bauhinia purpurea)和白花羊蹄甲(学名Bauhinia variegata)这两个野生种天然杂交形成的。因为是杂交后代,所以红花羊蹄甲虽然满树繁花,却常常不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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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植物和人毕竟是隔了太远的两类生物,多数香港人并不觉得这种华而不实有什么不好的象征。虽然有人提出异议,但1965年红花羊蹄甲仍被选为香港市花;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它又顺理成章地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花。因为羊蹄甲属和紫荆属近缘(清华大学的校花就是紫荆),花形也有点相似,所以香港人习惯称红花羊蹄甲为“洋紫荆”。然而这个“洋”字实在不确,红花羊蹄甲是地地道道的香港“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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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卜力,在1898年就任香港第12任总督。是年6月,中英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政府将深圳河以南的大片土地租借给英国,这就是香港的“新界”。卜力上任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接收新界。1899年4月,新界吉庆围的客家村民因为抗拒港英政府的收管,和英军爆发冲突。卜力毫不心慈手软,在5月份命令英军回击,重创了吉庆围村,炸塌了封锁村庄入口的大铁门,村民死伤惨重,这就是香港史上有名的“铁门事件”。后来,英军竟然把炸坏的铁门当作战利品运回英国,直到1924年才归还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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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力一辈子为英国政府尽心竭力,获得了众多荣誉,其中自然也包括邓恩以他的姓氏命名了红花羊蹄甲这件事。植物学上有个传统:若要用人名来为植物命名,一般只限于纪念和植物学相关的人物。但这毕竟只是“一般”,对达官显贵自然是例外的。当然,邓恩会分辩说,卜力不仅是政治家,人家业余也爱好植物学嘛。不错,正因为卜力是达官显贵,所以他的爱好才会被人重视。这就正如某些名人随便用毛笔划拉几个字,也有人捧为墨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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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的地位在哪个国家都是硬通货。英王乔治三世的王后夏洛特出身德国的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大公国,于是就有人把原产南非的奇异花卉鹤望兰的属名命名为Strelitzia,用来向她献礼。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间长达64年,又有人把原产亚马孙流域的王莲(它那巨大的叶子甚至可以承受一个30斤的小孩的重量)的属名命名为Victoria(这是一个字母不差地移用了女王的尊名)。至于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就更多了:东非有维多利亚湖,南部非洲有维多利亚瀑布,南极洲有维多利亚地,印度洋岛国塞舌尔的首都叫作维多利亚,而香港岛的港口也叫维多利亚港——其实,严格来说,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不是城市名,而是整个殖民地的名字;香港的行政中心(首府)的正式名字,本来就叫维多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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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寻访杜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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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是一种特别容易引人注意的鸟类。这种总是把蛋产在别的鸟的巢穴里的“寄生性”鸟类性格怯懦,羞于见人,但是叫起来却毫不羞赧,声音洪亮无比。如果没有观鸟经验,便会只闻其声不见其影——比如自从我来到北京,已经听了十几年四声杜鹃(学名Cuculus micropterus)的“光棍好苦”的叫声,然而直到我早已不是光棍,连女儿都已经诞生的时候,我还是没有一睹过这位超级大光棍的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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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东方西方,杜鹃都有很多模仿其叫声起的名字。在中国,大杜鹃(学名Cuculus canorus)又名布谷鸟,这“布谷”二字便是模仿其叫声;在日本,小杜鹃(学名Cuculus poliocephalus)被叫作hototogisu(ホトトギス),这也是模仿它的叫声;在英国,大杜鹃的名字则是cuckoo,这个名字和杜鹃属的拉丁属名Cuculus一样,也同样都是它的叫声的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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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又是一种特别容易和植物挂起钩来的鸟类。因为它是候鸟,如果在温带地区听到它的叫声,那就表明春天已至、万物复苏了。中国人之所以选取“布谷”二字来模仿大杜鹃的叫声,便是兼寓有播种的时节已到之意。在英国,被叫作cuckooflower(直译过来就是“杜鹃花”)的植物至少有10种,它们之间的唯一共性,便是都在人们听到杜鹃叫声的时候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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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人认知的“杜鹃花”和这些cuckooflower没有一点关系。杜鹃花是一大类植物,全部都是木本,以灌木居多,但也有些种也可以长成大树。最为人熟知的杜鹃花是广布于江南山区的映山红,在春末夏初盛开的时候,漫山遍野都笼罩在一片红光之下。据说这花曾经被杜鹃啼出的鲜血染过(“杜鹃啼血”是著名的中国传说),所以才会这么红,也因此才会叫作杜鹃花。杜鹃花属的学名则是Rhododendron,这个词由古希腊语词根rhodo-(意为“玫瑰”)和dendron(意为“树木”)构成,直译是“玫瑰之树”,也是在摹状它的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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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杜鹃花的种类太多了,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全世界有大约960种杜鹃花,中国就有540多种。很多种类的杜鹃花的花色并不是红色,而是五彩缤纷,白色、黄色、暗红色、深紫色都有。然而,中国这数百种的杜鹃花绝大多数都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山高谷险、人迹罕至的横断山区,要看到它们可不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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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法国传教士谭卫道在四川采集了大量珍稀动植物的标本之后,西方人便意识到中国西南部山区是野生生物资源的宝库。20世纪初,3位英国“植物猎人”先后来到这里,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和可供繁殖的种子、根茎,其中就包括许多漂亮的杜鹃花。这三人的名字分别是:威理逊(Ernest H. Wilson)、傅礼士(George Forrest)、金顿-沃德(Frank Kingdon-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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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理逊在1899年-1918年间先后来华5次,其中有3次到四川西部和西康东部(现在已经并入四川)采集植物。由他带回英国和美国的杜鹃花有大白杜鹃、山光杜鹃、美容杜鹃、宝兴杜鹃等。威理逊深深为中国深山中丰富的园林植物所征服,他把中国称作“园林之母”,并且感慨地说:“在整个北半球的温带地区的任何地方,没有哪个园林不栽培数种源于中国的植物。”当然,正因为这样,他才要大量地采、采、采。因为威理逊在中国出色的采集活动,他被人叫作“中国威理逊”,连一个纪念他的植物属名也叫作Sinowilsonia(汉语名“山白树属”),其中的sino便是“中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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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理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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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礼士在1904年-1932年间来华7次,主要到了此前从未有人探索过的云南西北部和西部横断山区,所以尽管他采集的标本数(3万多份)还不到威理逊的一半,其珍贵程度却远超威理逊。傅礼士尤为注意采集杜鹃花,事实上,他7次旅行的后4次都是由英国杜鹃花协会资助的。傅礼士深知只有凭借熟悉本地植物的当地人帮助,他才能搜集到尽可能多的稀有杜鹃品种,所以他大量花钱雇用当地人为他采集,果然成效显著。由傅礼士带回英国的杜鹃花有200多种,包括似血杜鹃、凸尖杜鹃、朱红大杜鹃等,以及用他的姓氏命名的紫背杜鹃(Rhododendron forrestii)。傅礼士还在云南见到了一棵高达25米、树龄已有280年的大树杜鹃,让他惊叹不已。而他对待这棵杜鹃树的办法却是把它锯倒,锯下一段树干运回英国,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这么多的杜鹃花被傅礼士送到了英国,而他本人却最终留在了中国——1932年1月5日,因为心脏病发作,他死在了云南西部的腾冲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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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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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时间最晚的金顿-沃德,活动的地点也最西。他在1911年-1935年来华8次,除了到过横断山区外,也多次在西藏进行采集。他总共采集了100多种新的杜鹃花,包括毛柱杜鹃、假单花杜鹃、白喇叭杜鹃以及用他的姓氏命名的黄杯杜鹃(Rhododendron wardii)等。二战之后,金顿-沃德仍然几次前往缅甸北部和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采集,并经历了1950年8月15日那场里氏震级高达9.6级的墨脱-察隅大地震。金顿-沃德一生写了25本书记录他的探险经历,其中包括著名的《绿绒蒿的故乡》。可惜,他的绝大多数书都还没有翻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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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已经不想再感慨中国宝贵的生物种质资源的流失了,这话说多了,也便成了陈词滥调。我想到的是,在世界上的960种杜鹃花里,毕竟还有400多种是中国没有的。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一学英国这3位“植物猎人”(他们在英国都享有盛誉,傅礼士甚至被写进了给少年儿童看的科普书里),迈出国门,把这些异域的杜鹃花用文明的方式引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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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工作不算太复杂,因为这400多种非国产的杜鹃花,大多数都集中分布在分属于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伊里安岛上。而最近几十年来,不断有西方生物学家深入那里进行生物研究。仅就我所知,美国博物学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曾在那里研究过鸟类和人类学;而在2008年,还有一支加拿大考察队专门到那里去采集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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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考察队。我们的标本馆中,甚至连东亚邻国朝鲜、韩国、日本的标本都不全,遑论更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在经济腾飞的时候,我们的生物学研究还是如此“积贫积弱”。大国,真的不是一天就能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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