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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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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的政治危机加深，而英国势力对西藏的渗透也愈加深入。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成功地挑拨了统治西藏的达赖和班禅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1888年，英国在西藏和锡金交界的隆吐山发动战争；1890年中英议和，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不仅使锡金正式和中国脱离关系，而且割让了后藏不少土地。从此西藏上层对清政府开始产生不满情绪。3年后，中英又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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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英国军官鲍尔（H. Bower）和医生索罗尔德（W. G. Thorold）是最早到达拉萨的植物采集家，他们于1891年从克什米尔进入西藏，经过位于藏西的西藏第二大咸水湖色林错到达拉萨，再取道昌都出藏。放在今天，这也是极好的一条“西藏游”线路。1896年，两位英国军官威尔比（M. S. Wellby）和马尔科姆（N. Malcolm）更是横穿了藏北无人区。虽然他们不是最早横穿藏北无人区的西方探险家，却是最早在那里采集植物标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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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洛（中间回头者）在西藏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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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英国更是悍然发动侵藏战争，在1904年攻占江孜，进抵拉萨。侵略者迫使西藏上层僧侣绕开中央政府，直接与他们签订了《拉萨条约》。190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在承认《拉萨条约》之余，又签订《中英新订藏印条约》，1908年又签订《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至此，英国势力完全进入西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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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拉德洛（F. Ludlow）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西藏采集的探险家之一。由他率领的考察队于1930年－1949年间在西藏东南部植被条件较好的地区采集了大量标本。这些标本质量很好，很多至今还未得到清理研究。珍贵美丽的波密杓兰，就以他的姓氏命名为Cypripedium ludlo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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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于中国北方的大花杓兰，是波密杓兰的近亲。杓兰的“杓”字，音义均与“勺”字同，按《现代汉语词典》，它是“勺”的异体字，但是在生物学界，“杓”字用得十分广泛，比如动物学界也有“杓鹬”之名。是否应该修改异体字规范，允许在生物名称中保留“杓”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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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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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第二篇 植物外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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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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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京人和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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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最早到达美洲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说是哥伦布船队到达“西印度群岛”的1492年，那就错了。公元10世纪的时候，北欧海盗维京人已经发现了美洲最东北角的格陵兰岛，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因为后来全球气候转冷，这些维京移民在15世纪全部死绝了，他们的存在因此成了人类文明发展中一段失落的历史。对了，也许你曾听说过，这次全球性的气候变冷，据信也是导致原先在草原上游牧的蒙古族为了生存被迫南下入侵农业文明，从而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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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科学发现也是这样：如果你的成就不能为其他人所知，不能和同行共享，那么你很可能会在科学史上失去应有的地位。只有在后来的科学史研究者埋首古文献的时候，你的名字才会被重新发现，勉强在科学史著作中用一两句话带过。用豌豆做遗传学实验的奥地利教士孟德尔就差点成了生物学界的维京人，他在1866年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要到34年之后才得到生物学界的广泛注意，成为遗传学的奠基之作，而那时候孟德尔已经去世16年了。而鲁迅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植物学界的维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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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其实是个理科生。他在10岁的时候就开始看《花镜》之类的植物图谱，养成了种花的爱好；18岁时考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这使他对中国的矿产颇有研究，后来还第一次提出黄土高原的第四纪风成说；24岁时又在日本仙台学医，著名散文《藤野先生》就是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的。鲁迅在29岁时（1909年）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在此期间，他经常和讲授植物学的教师一起带学生出去采集植物标本，采回来之后还亲自参与鉴定工作。其中一些标本现在还保存着。可惜，此时的鲁迅已经弃理从文了。1912年鲁迅北上北京，开始了他十多年的公务员生涯，再未做过科学研究。如今，无论是他对黄土高原由来所做的假说，还是他的标本采集活动，都不见于多数科学史著作。我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年谱》中才知道这些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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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要说中国最早采集植物标本的人，植物学界往往会说是钟观光。钟观光（其姓氏的外文习惯拼作Tsoong）是中国现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但是据中国科学院的薛攀皋先生考证，他采集植物标本的时间其实很晚，是在1912年才开始的，而大规模的采集更是要到1918年到北京大学任教之后。在钟观光之前，有一位名叫张之铭的学者曾在浙江宁波地区采集过植物标本，另一位名叫黄以仁的学者也曾在江苏、山东一带采集过植物标本。由于当时国内图书文献标本资料十分匮乏，无奈之下，张之铭和黄以仁只好把标本寄给日本植物学家松田定久鉴定。后来松田定久在1909年和1911年先后发表了张、黄二氏所采集的植物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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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之铭后来并未在植物学界发展。他是民国著名的藏书家，其书室号为“古欢室”。黄以仁虽然到河南大学农学系任教，但与中国植物学界的联系也不太紧密。钟观光则不然，他不仅一直是植物学人，两个儿子钟补勤、钟补求也都是植物学家，所以他的名字一直为业内人士所知。于是，不仅是鲁迅，连张之铭、黄以仁的采集活动也逐渐被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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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不算受外国学者委托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的中国天主教神甫邓西蒙，张之铭和鲁迅是中国最早的植物标本采集者吗？恐怕也不一定。也许在挖掘史料之后，还能发现其他更早的采集活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辉格式”（whiggish，指按照学者对当下的科学贡献大小来评价他们的地位）的科学史上，他们注定不会留下太多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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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为了纪念钟观光先生，美国植物学家梅尔（E. D. Merrill）把一种灌木的属名命名为Tsoongia（假紫珠属）；1963年，中国植物学家陈焕镛又把一种乔木的属名命名为Tsoongiodendron（观光木属）。我不禁想，如果有人能再命名一棵“鲁迅木”就好了；有可能的话，最好还能有纪念张之铭、黄以仁的植物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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