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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栽培的箬竹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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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两位耿先生在重庆安顿下来之后，很自然地对西南地区的茫茫竹海展开了调查工作。1945年5月，“小耿”耿伯介在重庆歌乐山上采到了一种箬竹，研究之后发现竟然是此前从未发现的新种。这时候，侵华日寇在给中国带来8年深重灾难之后，终于无条件投降了，胜利的喜悦笼罩着每一个中国人，也洋溢在耿伯介的心里。他决定把这种新发现的竹子的学名命名为Indocalamus victorialis，前一个词是箬竹属的学名，后一个词则是拉丁语“胜利的”之意，所以今天我们就管这种竹子叫“胜利箬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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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局动荡，发表胜利箬竹新种的手稿一直压在耿伯介手里，直到1951年才在《植物分类学报》创刊号上发表。尽管已经过了5年之久，但从发表文章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感受到耿伯介当年命名时的兴奋之情。就这样，中国特产的植物，再一次和中国的历史联系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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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耿氏父子，还有一件有趣的命名故事。有一类叫做“隐子草”的禾草，它在开花时，只有部分禾穗（花序）露在外面，如果你剥开它的上部叶子，会发现里面还有一些隐藏的禾穗，这就是“隐子草”一名的由来。它的属名是Cleistogenes，来自古希腊语kleistos（闭合的）和-genēs（出生），指示的也是同样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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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植物学上正好也有一个术语叫cleistogenes，意思是闭花受精植物。国际植物命名法则规定，拉丁文植物学术语不能用做属名（太古老的除外），这样是为了避免有人在无意中发表植物的新名称。可能乍一看不容易理解这一点，但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一句话，说常山王张耳和陈余反目，陈余出兵攻打张耳，张耳“奉项婴头而窜”。很多人把这里的“项婴”误当成人名，以为张耳逃跑时还带了一个叫“项婴”的人的人头；实际上正确的断句为“奉项／婴头而窜”，意思和“抱头鼠窜”相同。假定中国人规定，有日常用语含义的汉字不能作姓，只有像冼、邝、遆、禤这样的专用字才能做姓，那么人们也就不会把“项婴”误当成人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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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1960年，加拿大植物学家、研究北极圈植物的权威约翰·帕克（John G. Packer）提出，Cleistogenes这个属名是“不合法”的，应该废弃。废弃这个名字的话，就要提出一个新的名字。帕克决定用耿氏父子的姓名来命名这个属，就是Ken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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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帕克是好心办坏事，因为国际植物命名法则规定，必须是拉丁文植物学术语才禁止用做属名，而cleistogenes是个英文植物学术语，所以不在被禁之列。因此，Cleistogenes这个名字是没有问题的，Kengia反倒成了一个多余的、必须废弃的名字。更麻烦的是，以后起新属名时也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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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这个缺憾，1990年，两位禾草研究者颜济和杨俊良又建立了一个Kengyilia属，用来纪念“老耿”耿以礼，汉语名字叫“仲彬草属”（耿以礼字仲彬）或“以礼草属”。将来会不会再有人再发表一个“伯介草属”呢？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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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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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南国的契丹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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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节的时候，我到了内蒙古赤峰市的宁城县，看到了辽代建筑大明塔。当年的大明塔位于辽中京外城内；今天塔还在，城却不存在了，只剩下城墙的土质残垣，在农田之间突兀耸起。和中京城一同消失的还有建立辽国的契丹人。今天大明塔周围的村民已经都是汉族人了，一到春节，就会在窗户和门上挂起满具东北特色的“挂钱”（一种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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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辽中京遗址的大明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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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契丹”这个名字却在很多中亚和欧洲的语言中留了下来。甚至到今天，有些外来语中还管中国叫“契丹”，比如在俄语中中国就是Китай（“契达伊”）。对此感到憋屈的朋友不必着急，俄罗斯人是从中亚人那里借来这个名字的，同样，我们也从中亚人那里借来了“俄罗斯”这个名字。其实俄罗斯本来只叫“罗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就是公元9世纪到13世纪的“基辅罗斯”，因为以今天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为国都而得名），这个名称的第一个音是大家熟知的那个舌尖打卷的颤音。中亚的阿尔泰语系诸语言虽然也有这个音，却没有把它放在词首的习惯，所以就在前面又加了个“俄”的元音，我们借来的正是这个被篡改过的名称——这样扯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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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西方，“契丹”（Cathay）则只是指长江以北的中国北方。这个词有这样的含义，和元朝时来华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有分不开的关系，因为正是他在他那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把中国北方叫“契丹”，中国南方叫“蛮子”（Mangi）的。因为马可·波罗详细描绘的金碧辉煌的元大都就在“契丹”国里，所以在西方人眼中，“契丹”一直是个美妙而神秘的国度，这个名称也就或多或少带有褒义。直到18世纪，欧洲人才开始看清中国的真相——物产丰富是真，制度却相当落后。于是欧洲人先是不以为然，继而终于用坚船利炮洞开了中国的大门。不过，Cathay这个词倒没有因此失去其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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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广西农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钟济新教授带领学生到桂林附近的临桂县宛田圩村实习。在当地农民的指点下，他们在距宛田圩50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片原始森林——这就是后来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花坪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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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一年，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改建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现华南植物园），陈焕镛任所长；广西农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改建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现广西植物研究所），陈焕镛兼任所长，钟济新出任副所长。第二年，也就是1955年春，华南所和广西分所共同向花坪林区派出了调查队。在钟济新等人的带领下，这年5月中旬，考察队员邓先福和李志佑在林区发现了一棵奇特的“杉树”幼树。第二天，又发现了高大的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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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人们在花坪林区进一步发现了这种奇特树种的更多植株，甚至还发现了一小片混交林。同年夏，钟济新将这批珍贵标本寄给陈焕镛。陈焕镛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匡可任在研究了这批标本之后，证实它和10年前发现的水杉一样，也是一种新的、原先认为已灭绝的活化石植物。于是他们骄傲地给它起名为Cathaya argyrophylla，汉语名是“银杉”。在这个名字里，Cathaya是属名，大意就是“契丹树”；argyrophylla是种加词，意思是“叶片银色的”，指的是银杉叶片下表面大部分为银白色，远远看去，整个树冠也都因此蒙上了一层银白的色调。1957年，陈焕镛在苏联植物学年会上宣读了发现银杉新属、新种的论文。1958年，银杉的学名在苏联的植物学杂志上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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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零星产于中国西南部广西、贵州和重庆等省区山区的树木，却以西方人称呼中国北部的“契丹”为名，初一琢磨，似乎有些名不副实。但是如果深究它的“家世”，却又令人感喟。在几百万年前的第三纪，银杉类曾经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欧亚大陆，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北方。那时候，它是地地道道的“契丹树”（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智人，更没有契丹人）。然而，在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的冰期中，不耐寒的银杉在中国北方全部死绝，仅在西南一些地形复杂的山区局部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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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银杉这样一种美丽的史前树种，在今天就孤独地生活在一个不属于它的时代，而且也正如它的学名所示的那样，一棵北国的“契丹树”，如今却孤独地生长在南国云雾缭绕的山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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