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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人们在花坪林区进一步发现了这种奇特树种的更多植株，甚至还发现了一小片混交林。同年夏，钟济新将这批珍贵标本寄给陈焕镛。陈焕镛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匡可任在研究了这批标本之后，证实它和10年前发现的水杉一样，也是一种新的、原先认为已灭绝的活化石植物。于是他们骄傲地给它起名为Cathaya argyrophylla，汉语名是“银杉”。在这个名字里，Cathaya是属名，大意就是“契丹树”；argyrophylla是种加词，意思是“叶片银色的”，指的是银杉叶片下表面大部分为银白色，远远看去，整个树冠也都因此蒙上了一层银白的色调。1957年，陈焕镛在苏联植物学年会上宣读了发现银杉新属、新种的论文。1958年，银杉的学名在苏联的植物学杂志上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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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零星产于中国西南部广西、贵州和重庆等省区山区的树木，却以西方人称呼中国北部的“契丹”为名，初一琢磨，似乎有些名不副实。但是如果深究它的“家世”，却又令人感喟。在几百万年前的第三纪，银杉类曾经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欧亚大陆，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北方。那时候，它是地地道道的“契丹树”（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智人，更没有契丹人）。然而，在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的冰期中，不耐寒的银杉在中国北方全部死绝，仅在西南一些地形复杂的山区局部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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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银杉这样一种美丽的史前树种，在今天就孤独地生活在一个不属于它的时代，而且也正如它的学名所示的那样，一棵北国的“契丹树”，如今却孤独地生长在南国云雾缭绕的山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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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走在大学的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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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的一天，我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在博实超市门口马路对面，一位相貌平实的女孩拦住我，微笑地问：“请问您听说过《圣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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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指的是《新旧约全书》，那我不但听说过，甚至还读过部分篇章的拉丁文。但是我知道她想干什么。我并没有像网上的段子教的，以更热烈的情绪回问：“请问您听说过安利吗？”而是一言不发，转身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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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北京大学的校园本来并不在现在的位置，而是在北京市中心，二环里面。现在的北大校园北部原先其实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比如燕南园就是燕京大学的教师宿舍区。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不同的院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才从市中心搬到了燕京大学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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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之所以被撤销，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所教会大学。清末西方侵略者强行打开中国国门，传教士随军队一同进入中国，不仅带来了洋教，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民国时期，中国有许多教会办的大学，很多是用古雅的地理名称命名的——除了北京的燕京大学，还有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的震旦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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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54号院，著名史学家洪业曾在此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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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教会大学往往很早就开设了生物学系和农、林学系（比如燕京大学生物学系于1923年设立，就比北京大学早2年，比清华大学早3年），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生命科学人才。前面提到的研究蕨类的大师秦仁昌，本科就毕业于金陵大学。不过在教会大学毕业的华人植物分类学家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位以研究冬青著称的女分类学家胡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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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秀英于1908年生于江苏徐州农村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是家中的第三代基督徒。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她的父母比较开明，没有让她遭受缠小脚这种传统陋习的折磨。她的小学、中学都是在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中就读，因此不仅受到了完全新式的教育，而且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中学毕业后，她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课余的时候喜欢体育运动，棒球、曲棍球都打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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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胡秀英从岭南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因为日军全面侵华，便到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也是教会学校）任教，边教书边去野外采集植物。抗战胜利后，她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由此开始和冬青结下不解之缘。博士毕业后，她先是在哈佛大学工作，然后在1968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还是教会学校）任教。虽然已经年逾花甲，她仍然为了采集植物踏遍了香港的每一个山头，一手建立起香港中文大学的植物标本馆。她还热心于植物文化的传播工作，成了香港市民尊敬的“百草婆婆”。中国有一种卫矛，因为是根据她采集的标本定名的，为了向她致敬，就起名叫“秀英卫矛”（学名Euonymus huae）。不过这个种的学名在发表时被写成了Euonymus“hui”，根据拉丁文语法，-i是男性人名的后缀，所以必须改成女性人名的后缀-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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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秀英的一生与植物和宗教都紧密不可分割。巧的是，冬青的英文是holly，又与英文中“神圣的”一词holy发音相近，拼写仅差一个字母。是基督教让她从苏北的农村脱颖而出，成为民国时代凤毛麟角的西式青年；又是基督教让她投身于科学事业，成为颇有成就的植物分类专家。不过，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像“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科学定律之后就撒手不管、任其发展一样，基督教替中国教育事业最初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之后，就结束了这个使命。连燕京大学的校园在成为北大校园之后，也完全失去了宗教气氛。漫步在未名湖畔，不会再有人能从秀美的湖光塔影中感受到造物主的慈爱，却让人觉得当年高举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英魂，仿佛此刻正潜伏在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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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再说说胡秀英女士毕生研究的冬青吧。正如名字所显示的，冬青是叶子到冬天还不凋落的常绿植物。不过冬青的种类虽多，却都不太耐寒，在中国最北的天然分布只到秦岭南坡。当然，有些栽培种已经被引入到更靠北的地方，比如在北大校园里就引种了叶子边缘都是刺的枸骨，然而长势不好，有的已经全株枯萎而死。如果这种植物实在不适合京城的气候，那又何必非要强行引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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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低调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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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6日，我第一次去小五台山。小五台山位于河北蔚县、涿鹿两县的交界处，因为有5个山头巍然耸立，而高度低于山西境内的五台山，因而得名。其中东台海拔最高，为2882米，是河北省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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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京城的驴友活动已经十分频繁，绿野论坛尤其热闹。我参加的就是绿野组织的户外活动。因为参加者里有很多“新驴”，所以活动强度不大。6日晚到山脚下的赤崖堡村住下，7日凌晨开始爬山。随着参加者体力的不同，在爬山的过程中自然分成了几队，最快的登了顶，居中的到五花草甸然后止，自然也有体力不济的，连草甸都未能上去。我因为边爬边拍照，所以最高只到了草甸。壮观的景色，丰富的珍稀野花，令我目不暇接，到下午下山时，仍然没有拍够，恋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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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9月1日，我第二次去小五台山。这一回的活动由我组织，中巴车也是我在网上订的。参加者另有7人，其中一人是我的挚友刘冰，他当时本科刚毕业，到中科院植物所边替一些老师做项目边准备考研。我们仍住在赤崖堡村，但因为村民厌恶驴友在山上扔垃圾污染水源，从赤崖堡上山的路已在一个月前被封锁，我们只得改从偏北的山涧口上山。这一次时间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所以安排得十分充裕——9月2日一早上山，在山上搭帐篷住一晚上，3日中午再下山。尽管已经入秋，草甸开始枯黄，但在较低海拔处，许多秋季野花仍然开得十分灿烂。就在下山途中，刘冰发现了一种长得很奇怪的银莲花。我们各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刘冰小心翼翼地挖了一株作为标本，夹到他用黄表纸自制的标本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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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一个重大发现。几个月后，刘冰告诉我，植物所的王文采院士看了标本，发现不仅是一个新种，而且是一个非常特殊、孤立的新种。小五台山已经被中外植物学人调查了130多年，现在居然还能发现新植物，实在是个奇迹。他希望刘冰能够再多采一些标本，全面研究之后，就把这个新发现正式发表。闻听此讯，我对刘冰真是羡慕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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