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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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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西藏植物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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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西藏，于10月解放了昌都地区。1951年5月，中央政府和西藏的噶厦政府代表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由此，西藏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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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后改名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开始组织西藏工作队，考察西藏的农业、地质和社会面貌。队员都以军人身份进藏。1952年，刚从英国回国未久的植物分类学家、著名植物采集家钟观光之子钟补求也参加了西藏工作队。他到过昌都、江孜、拉萨、日喀则、亚东等地，一共采集了2000多号标本，直到1954年3月才返回北京。就这样，钟补求和在他之前进藏的崔友文、贾慎修成为1949年以后第一批在西藏采集植物标本的中国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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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到1973年前，中国植物学工作者又曾数次入藏采集标本。由于当时的西藏交通不便，单枪匹马考察会遇到各种危险，他们大都是参加中科院组织的各种综合考察队，许多人一同考察：有的采标本，有的看植被，有的看地层……其中，兰科植物专家郎楷永先生在1965年、1966年和1968年三度进藏，由他和别人共同采集的标本数目，在这一时期里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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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3年，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综合科学考察——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终于拉开了序幕。来自14个省区、56个单位、50多个专业的40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1973年－1976年的4年间，对西藏做了全面的科学考察——1973年在藏东南，1974年在藏东南和藏南，1975年在藏南和藏中，1976年则兵分四路，分赴阿里、藏北无人区、那曲地区和昌都地区。每一年的考察中都有植物标本采集员参与，他们采集所得的大量的标本，至今仍然在西藏植物标本中占据大头。其中，1976年的藏北无人区考察最艰苦，也最引人入胜。如今，当年的队员已经出版了回忆录，从中你可以一窥郎楷永（他已经7次进藏）、李渤生、张经炜等深入藏北的科学壮士们的风采。与此同时，著名植物学家、号称是“中国认识植物最多的人”的吴征镒先生，也不顾自己腿脚不便，带上云南植物研究所的同事在1975年和1976年两度入藏考察，为这一时期的西藏植物标本采集锦上添花。后来在1983年－1987年间出版的《西藏植物志》，就是以这次考察采集的标本为主体编写而成的，到现在也仍然是了解西藏植物必须参考的第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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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以后，中国学者对西藏植物标本的采集一直持续至今。因为交通等条件逐渐改善，考察活动的次数越来越多，原先被视为畏途的察隅、墨脱等地，现在去一趟也不那么困难了。不过，像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那样大规模的植物标本采集也不再有了——哪怕是作为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后续项目的横断山地区综合科考、喀喇昆仑山——昆仑山综合科考和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考，规模也比不上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影响力就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在中国的科考历史上，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至于《西藏植物志》，也早已到了需要好好修订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第二版呢？现在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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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通过检查西藏采集的标本，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新种。在整理这些新种的名称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学者命名的新种，如果以藏语地名命名，往往使用更接近藏语发音的拉丁转写形式，比如“聂拉木的”拼成nylamensis，“墨脱的”拼成medogensis，“察隅的”拼成zayueensis；但也有学者在命名时，完全使用汉语拼音，比如“聂拉木的”拼成nielamuensis，“墨脱的”拼成motuoensis，“察隅的”拼成chayu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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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这好像不算是个事，但是，如果一名藏族人（比如说是一位藏族植物学家）看到这些藏语地名在植物学名中的种种拼写之后，他们又会怎么想呢？是否有语音上的削足适履之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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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6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制定了《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1976年，又修订了这一文件。但是，就像大部分人并不了解有关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一样，很多人也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规范性文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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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西藏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谅解很重要。你对于西藏文化了解多少呢？不必提轮回转世，不必提玛尼经幡，这些都太浅显、太流俗。不如先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用拉丁字母把西藏地名正确拼写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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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谁来纪念中国古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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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太原有一个很有名的陈醋品牌“宁化府”。醋厂总部位于太原市老城区的宁化府街。前几年我回太原，慕名前往醋厂总部参观。离宁化府街旧址还远，就闻到了陈醋的香味。到了那里，看到有好几个盛醋的大缸，有很多人排队等着买散装醋。我也买了两瓶包装好的醋，准备用来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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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府”之名来自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即位之后大封诸子为藩王，封到太原的是第三子晋王朱。朱有七子，第五子朱济焕封“宁化王”，他的府邸自然就叫“宁化府”。宁化府醋厂原本只是藩王府里的小作坊，酿出来的醋只供皇室私用。明亡之后，醋坊工匠回归民间，宁化府陈醋便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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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还有一些地名和明代藩王有关，比如老城区的“缉虎营”，本名“七府营”，是朱第七子广昌王朱济熇的宅邸，后来写成了谐音的“缉虎营”。朱济熇死后葬在太原北郊，那个地方后来就叫做“七府坟”。不过，晋王这一支虽然子孙昌盛（朱第四子朱济炫据说生了100个儿子），却没出过什么有名的人物，比起周王一支来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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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朱橚（sù）是朱元璋第五子，分封到开封。朱橚多才多艺，不仅会写杂剧，而且对医药也很感兴趣，曾经组织人马编写过《普济方》和《救荒本草》二书。其中，《救荒本草》虽然名为“本草”，实际上是一部食用野生植物专著。这本书记载了400多种可食的野生植物（大部分产于中原地区），每一种都以简洁的语言记述其形态和食用方法，还配有精美的插图。值得一提的是，朱橚本人亲自参加了《救荒本草》的撰写。他虽然贵为皇胄，行动却颇受限制。为了能够仔细观察研究野菜，只好在王府中建立植物园，派人去引种野菜，为此还惊动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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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荒本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此书对野生植物的关注，图文并茂的编排体例，还是通过建立植物园观察植物的研究方法，都启发了明清两代以至日本的学者，使东方的博物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很多现在应用的植物汉语名称，如“白屈菜”“兔儿伞”“野西瓜苗”等，最初也都来自《救荒本草》。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甚至称赞朱橚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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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橚之后，明代又出了另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时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中医史上最后一部集大成的本草学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博物学著作。在书中，李时珍不仅介绍了每种药物的药用信息，还收集了与药物相关的其他很多知识、典故，对很多药物名称的由来和名实之间的关系也做了详细考证。尽管书里有不少内容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颇为荒谬，但这是古代博物学类著作的共同特点。在古罗马最著名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的巨著《博物志》中，一样能够找到很多离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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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则是曾任山西巡抚的吴其濬（jùn）。吴其濬撰有《植物名实图考》，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考证植物的名实关系，对其用途的记载是次要的，因此作者在书中收录了很多并没有什么用途的植物。书中的插图尤为精美，很多至今仍然能够一眼看出来是什么植物。可以说，《植物名实图考》已经是脱离应用生物学、走向纯粹科学研究的著作了。只不过，这部书在1848年刊刻出版的时候，中国的国门已经洞开。几十年后，带着救亡图存的理想，中国第一代生物学人从西方引入了现代生物学，刚刚进入纯粹兴趣时代的中国博物学，终于没有迎来像17世纪－18世纪的西方博物学那样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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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植物的学名中，也能反映出中国博物学的落寞。西方最早的博物学家，现在都有纪念他们的属名，比如纪念亚里士多德的Aristotelia，纪念泰奥弗拉斯托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的Theophrasta，纪念老普林尼的Plinia。连一些和植物学无关，甚至根本不知名的人物，也都能在植物学名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荣誉。日本人也当仁不让，用他们历史上的博物学家命名了Ranzania（纪念小野兰山）、Yoania（纪念宇田川榕庵）、Keiskea（纪念伊藤圭介）等。但是，中国古代的博物学家呢？除了英国的植物学拉丁语大师斯特恩（W. T. Stearn）曾经好心地用李时珍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淫羊藿，后来又有国人用李时珍的名字命名了一个牡丹的品种外，我就再没有找到其他任何纪念中国古代博物学家的学名——不用说属名，连种加词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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