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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橚之后，明代又出了另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时珍。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中医史上最后一部集大成的本草学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博物学著作。在书中，李时珍不仅介绍了每种药物的药用信息，还收集了与药物相关的其他很多知识、典故，对很多药物名称的由来和名实之间的关系也做了详细考证。尽管书里有不少内容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颇为荒谬，但这是古代博物学类著作的共同特点。在古罗马最著名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的巨著《博物志》中，一样能够找到很多离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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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则是曾任山西巡抚的吴其濬（jùn）。吴其濬撰有《植物名实图考》，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考证植物的名实关系，对其用途的记载是次要的，因此作者在书中收录了很多并没有什么用途的植物。书中的插图尤为精美，很多至今仍然能够一眼看出来是什么植物。可以说，《植物名实图考》已经是脱离应用生物学、走向纯粹科学研究的著作了。只不过，这部书在1848年刊刻出版的时候，中国的国门已经洞开。几十年后，带着救亡图存的理想，中国第一代生物学人从西方引入了现代生物学，刚刚进入纯粹兴趣时代的中国博物学，终于没有迎来像17世纪－18世纪的西方博物学那样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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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植物的学名中，也能反映出中国博物学的落寞。西方最早的博物学家，现在都有纪念他们的属名，比如纪念亚里士多德的Aristotelia，纪念泰奥弗拉斯托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的Theophrasta，纪念老普林尼的Plinia。连一些和植物学无关，甚至根本不知名的人物，也都能在植物学名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荣誉。日本人也当仁不让，用他们历史上的博物学家命名了Ranzania（纪念小野兰山）、Yoania（纪念宇田川榕庵）、Keiskea（纪念伊藤圭介）等。但是，中国古代的博物学家呢？除了英国的植物学拉丁语大师斯特恩（W. T. Stearn）曾经好心地用李时珍的名字命名了一种淫羊藿，后来又有国人用李时珍的名字命名了一个牡丹的品种外，我就再没有找到其他任何纪念中国古代博物学家的学名——不用说属名，连种加词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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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化自觉的程度如何？从这样的细节中就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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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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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第三篇 学名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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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170020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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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槐还是日本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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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几次看到植物命名法规上的一条死规定：一个学名一旦合格发表，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便不能被废除或代替，后来的学者只能老老实实地使用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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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哪怕一个学名明显有错误，只要已经约定俗成，我们也只能忍受着名实之间的乖舛，世世代代地把它用下去。所以，当1753年林奈为一种原产于西地中海地区的蓝色球根花卉起名Scilla peruviana（种加词的意思是“秘鲁的”）时，这种花的名实不符的悲剧就已经注定。其实林奈见到的标本产自西班牙，只不过是由一条叫做“秘鲁号”的船只运送到瑞典罢了，然而林奈却误以为这种花原产秘鲁——那个几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国家。尽管在今天，这种花已经“改姓”，被叫做Oncostema peruviana，但是你看，它还是甩不掉“秘鲁的”这个错误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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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植物Oncostema peruviana（汉语名暂拟为“地中海蓝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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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倒是日常用语中的俗名显得更准确一些，比如这种花在英语中一般叫做Portuguese squill, squill是由属名Scilla演变而成，Portuguese则是“葡萄牙的”之意，而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位于西地中海地区，也是这种花的老家。然而，在英语中这种花也被叫做Peruvian lily（秘鲁百合），甚至更加离谱的Caribbean lily（加勒比百合）或Cuban lily（古巴百合）。这个时候，学名能够消除同物异名问题的优势又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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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秘鲁是西班牙曾经的殖民地，直到今天还以西班牙语为国语，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情感关系比较密切。相比之下，如果一种原产中国的植物被冠以“日本的”之名，那问题就大了。尽管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以致专门有一个词形容这种地缘上的毗邻——“一衣带水”，可是中日之间的那些历史仇怨，唉，不说也罢。顺便说一句，我有很长时间以为“一衣带水”这个词应该断做“一衣／带水”，但后来惊讶地发现其实应该是“一／衣带／水”，意思是说只有衣带那么宽的水域阻隔。尽管这样古怪的节奏让人念起来觉得别扭，但细细一品，倒颇有点“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的古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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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树是北方人非常熟悉的一种树，它是中国的特产，耐寒，耐旱，耐瘠薄，易于生长，从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就用作庭园树种了。和槐树有关的典故很多，洪洞大槐树和“罪槐”大概是最有名的两个了。今天有很多人，都把他们的家族史追溯到明朝初年的洪洞大槐树之下；而北京景山公园的“罪槐”则见证了在它上面自缢的明崇祯帝的最后时刻。这样说来，槐树伴随明朝始，伴随明朝终，颇有一点传奇的感觉。现在有20多个城市以槐树为市树，包括石家庄、太原、西安、兰州、银川等省会城市，当然还有首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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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令人耿耿于怀的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树种，学名竟然叫做Sophora japonica，翻译过来就是“日本槐”。日本虽然也有槐树，却全都是从中国引种的，把槐树叫做“日本槐”，可谓岂有此理！然而，这个学名也是林奈在1767年亲自拟定的，所以已经被植物学界确定为规范了。尽管现在槐树也已“改姓”，叫做Styphnolobium japonicum（不过这个学名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可是你看它的种加词，除了词尾为了符合拉丁语的语法而略有变化外，还是“日本的”这个词！你想把japonicum改成chinense（中国）？对不起，植物分类学家是不会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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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回林奈又为什么犯错呢？原来他是根据一位叫克莱因霍夫（C. Kleynhoff）的德国医生采集的一张槐树标本来给槐树命名的。克莱因霍夫曾经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工作了20年，其间他到过日本，并在那里采集了一些植物标本。这张槐树标本就是在日本采集的。林奈看到标本上注明了“采自日本”，便不假思索地用japonica为槐树起了名——这个永恒的误会便这样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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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2007年，林业局曾经向国务院上交材料，申请把丹顶鹤定为中国的国鸟。丹顶鹤是国人最熟悉的鹤类，而鹤在中国极富文化意味，按说选丹顶鹤为国鸟应该很合适吧？可是有人质疑，丹顶鹤的学名是Grus japonensis，翻译过来就是“日本鹤”，中国的国鸟怎么能叫“日本鹤”呢？由此可见名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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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字的故事 银杏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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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西方人在日本“发现”的中国植物，就不能不提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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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年9月，德国博物学家坎普佛（E. Kaempfer）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师来到日本长崎。长崎和中国的澳门一样，本来是个小渔村，后来在16世纪中期的时候被葡萄牙人占据，成为他们的殖民地。1641年，德川幕府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在赶跑葡萄牙人之后，实行锁国政策，把长崎作为日本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而且只允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停泊。坎普佛到长崎的时候，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自我封闭的东方神秘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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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崎，坎普佛见到了银杏树，这是西方人第一次见到这种独特而珍稀的东方树种。银杏的叶子是少见的扇形，正中常常有一个缺口，把叶片的先端一分为二；更奇异的是它的叶脉，总是呈二叉分支，这在现存的种子植物中绝无仅有。作为一名博物学家，坎普佛理所当然地把这种奇树写进了他的著作《异域采风记》（Amoenitates Exoticae），还采了一些种子，后来带回欧洲，种在荷兰乌德勒支的植物园里。银杏的拉丁语属名是Ginkgo，这个词就来自坎普佛在《异域采风记》中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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