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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说自己是个人道主义者，但非常赞成持枪自由，因为她骨子里也有自由论者的独立精神。她告诉我她渴望生活在一个行动至上的社会里。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成员都拥有足够知识和方法来创造自己需要的任何东西。最近，就有一大批人因为缺乏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而受到了伤害。她进行这个“案板上的生物技术”项目的目标就是，让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免受伤害，而不是指望着社会机构什么的。帕特森希望可以用烧杯和小瓶子开发出一种廉价、可被普及的技术，用来保证发展中国家的牛奶供应安全，对抗那些为追求利润不惜使用有毒物质的无良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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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忙于自己的计划时，中国正在丑闻中挣扎。被污染的婴儿配方奶粉夺去了四个孩子的生命，并使数十万婴儿身患疾病。由于这种疾病，世人第一次知道中国乳制品生产商多年来一直在往他们的牛奶中掺入一种叫做三聚氰胺的化学物质。三聚氰胺本来是用来制造塑料和胶合剂的原料，不过它也可以骗过简单的蛋白质含量检测试验，使牛奶样品的蛋白质含量看起来更高。最终，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一名奶农和一个乳品经销商被法院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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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找到了污染源头，世界还是陷入恐慌中。毒奶粉已经广泛流入中国市场，很多人害怕，这些毒奶粉甚至已经流入其他国家。但更让人们害怕的是，这并不是中国乳制品生产商第一次使用这个伎俩。被污染的婴儿食品已流入国际市场不仅只是一种合理的猜测，而很可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过，谁都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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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宣称美国的食品供应十分安全。帕特森并不怀疑报告的真实性，只是她认为大家不该等别人告诉自己，自家餐桌上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吃。（FDA的内部测试结果于2008年11月公布，结果显示美国市场的婴儿配方奶粉中仅含有微量三聚氰胺。）她想自己找到答案，也希望别人同样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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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食品中的三聚氰胺的标准方法需要动用昂贵的实验室设备。即使有了资金、意愿以及空间，可以在自己家里摆上这么个“机器阵”，新科父母们也得拿到硕士或博士学位才能让机器们开动起来。这种事情破坏了技术的美感，而美感正是生物黑客非常看重的东西。标准检测法累赘、技术要求高而且管理严格。这使帕特森想在她的厨房里开发一种新的检验方法，她希望这种方法价格低廉而且操作简便得跟往手腕上滴牛奶一样。但她的计划并不是说起来这么简单。水母体内有一种能让它在黑暗中发光的基因，她需要把这个基因剪接到做酸奶用的细菌里，并在里面加一个控制基因转录的结构，使三聚氰胺可以诱导这个基因开始表达。这个细菌工具听起来制作工艺复杂，不过使用起来却非常简单。中国、喀麦隆和堪萨斯州的农村家庭就可以用帕特森的特制基因来检验牛奶，只要牛奶不变绿，便可以放心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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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创意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治愈疾病、提高人类健康水平。这些好点子通常都不会来自公司机构。要是指望大学实验室做这种事情，我们恐怕得等一辈子子了。”实验当中，她趁抽根烟休息一下的空当儿这样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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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开源软件领域展现给我们的那样，人们发现问题，然后决定找出解决之道，这样便产生了革新。如果开源软件中的这类创新达人能够发现一些生物问题，然后说：‘嘿，我能想办法解决它，我们可以借鉴计算机领域的经验，正是那些创新带领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和Web 2.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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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真正成为一个“黑客”，你必须得有帕特森身上的这种想捣鼓东西的原始冲动，这是个先决条件。在最有才华的黑客实践者手中，捣鼓是一种重要的创作形式。不过，相比独立艺术家创作浪漫主义绘画、天才发明家凭空想出好点子这类创作，二者秉持的理念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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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偷来了火种，革新观念就成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利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西方文化。在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中人类的后盾——普罗米修斯——反抗了宇宙秩序，将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带给人类，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普罗米修斯的英勇事迹告诉我们，勇敢独立的个体闯入众神的居所——知识被神秘危险之云覆盖的奥林匹斯山——才能获得革新。那些凯旋而归的人被称作英雄，但常常要为自己胜利果实付出巨大的代价。（宙斯用铁链把普罗米修斯绑在岩石上，命老鹰白天啄食他的肝脏。居里夫人最终死于辐射伤害。）传统上，只要把伟人们（大多数是伟人）的英雄般的科学进展及他们天才的工作串起来，就成了科技史。21世纪，大约每六个月，普罗米修斯式的创新英雄就会在他们的剧场里上奉献出一场这样的演出，例如史蒂夫·乔布斯在旧金山登台演说，为我们带来刚刚从库比蒂诺山（苹果公司总部所在地）深处抢来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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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并不很赞同英雄崇拜。部分是由于匿名习惯的影响：你打法律的擦边球的时候，匿名通常就成了一种职业需要。私自存取数据库中的资料这种黑客行为就不怎么合法。如果你有了一点点知名度，接下来别人就会问你：你最近从我这儿黑了些什么？相比天才想出的一些可疑的怪念头，机智和敏捷对黑客开说更重要。以这种观点来看，史蒂夫·乔布斯更像费尼尔司·泰勒·巴纳姆（P. T. Barnum）〔16〕，而不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照此而论，技术狂们并不看好普罗米修斯式的创造力。他们眼中的革新者不是英雄。他们是制造麻烦的人。这些“骗子”不是通过流血流汗辛勤工作获得重大发现的。他们只是喜欢自己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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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文化中，“捣鼓（tinker）〔17〕”的词义经历了丰富复杂的演化。今天，在这两个国家中，它是用来形容本土的一小撮“流浪者”的贬义词。正如这个词的字面意义，这群人过着类似于罗马人或者欧洲大陆的吉普赛人的那种流浪的生活，不过他们是不相关的民族。历史上，“tinker”曾作为名词使用，意为修锅匠，是指那些辗转于各个城镇、以给当地居民补锅修壶为生的流浪者。几个世纪以来，在英国和苏格兰，这个词也经常用来指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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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种意义上，“修锅匠”与“最没价值的工作”是一个意思。当个修锅匠就意味着做一个流浪者。他们不是积极为社会做贡献的成员。流浪修锅匠是体制外的人，不被大家信任。久而久之，在爱尔兰文学中，通常就被描绘成骗子、流氓和精明的小丑。〔18〕对于那些自视为社会上层的人，流浪修锅匠觉得他们不过是生活一成不变的蠢人，他们戏弄这些笨蛋，却又能与他们共处。这种形象伴随着粗鲁的成见传承下来，使如今的“流浪者”们被视为诡诈的骗子（看看电影《偷抢拐骗》里面的布拉德·皮特就知道了），这无疑让他们蒙受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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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前，“tinker”一词便具有了个更为一般的意义，即虚度时光和瞎胡闹。就像周六下午一头扎在车库里，拼了命地让功能强劲的卡玛洛汽车再提高一点点马力。不过这依旧是不能称之为工作的工作。把减震器顶起来然后给你的福特F150装上低压轮胎可不是什么非做不可的工作。捣鼓是那种为了好玩儿而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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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帕特森这样的生物黑客享受捣鼓的乐趣。不过他们的信条中也有调皮的成分：有趣的工作不意味着它不重要。“玩”这个字眼在黑客眼中可不是消遣而已。它代表了一种革新态度——欣赏巧妙的点子、奖励有竞争意识又才华出众的头脑。在国际象棋中，大师和菜鸟同样是用16颗棋子下棋。但在大师的手里，棋局变成了具有美感的东西，具有生猛的智慧力量。同样，有才华的玩客（tinkerer）能重新组合已有的引擎部件或者计算机代码，并用这种方式创造出全新的和充满变化潜力的东西。尽管新教徒式的职业道德教育我们要努力工作，但工作本身并不一定是个痛苦的过程。它不仅不会伴随着肝脏被啃掉的威胁，甚至可能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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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玩客精神融入生物学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概念。诺贝尔奖得主、法国遗传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很好地把演化本身比作一名玩客。在2003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篇文章中，以色列生物学家尤里·阿龙（Uri Alon）描述了演化是如何促使生命体越来越像工程系统一样运转。适应性是演化成功的关键。阿龙说，如果生命体已经有了各司其位的结构，他们只需要重新配置一下这些部件就能让他们适应得更好。同样是鸟兽，有的祖先人丁兴旺、称霸一方，有的祖上却是形单影只、勉强维生。后者肯定不会比前者活得更好，因为前者只需要稍稍改动一些结构就能保持与环境最适应的状态。“工程师会事先规划结构绘制蓝图，但演化不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它不停地组合一些零散物件，让它们相互磨合，直到能够运转起来。”阿龙写道，“因此，演化过程和优秀的工程设计最终选择的解决方案有很多共同之处，这是非常奇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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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普罗米修斯还远没有在炉火边的说书人眼中闪闪发光时，非洲大草原上，我们那些还不能直立行走的祖先可没有那么多闲功夫去想象山峰和天空上那些遥不可及的众神。对他们来说，超自然和自然是没有区别的。每一块岩石、骨头、木棍都有不可思议之处，他们甚至觉得自己看到的这些神奇的事物稀松平常。一天，一个能人〔19〕无聊地饿着肚皮坐在溪边，他（或者她）往水里丢着石块，并看着水面溅起水花。过了一会儿，一头史前猪或者一只原鸡走过来找口水喝。直立猿人的肚子轻声地咕咕作响，他捡起一块石头向野兽丢去，当然他这么做只是图好玩而已。这块石头居然就刚好打到了怪兽的双眼正中的位置。能人这下有吃的了。更重要的是，能人这下就有了工具。这一切都是只是因为一个纯粹为了消磨时光的举动。如果你相信使用工具是区分我们和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那么玩客精神可能是人类身上最强大的一种冲动，这是真正的原始本能。如果是这样，那发起生物黑客运动的冲动就显得不说自明了。自打生物技术出现，批评家们就经常质疑：“为什么会有人想利用生物技术来改进世界？”但是如果考虑到人类捣鼓东西的需求，可能更紧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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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帕特森的男友在比利时攻读密码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她从比利时的家里飞到洛杉矶，呼吁生物黑客们行动起来。第一次学术会议是个重要的事件，组织者们将会议主题定为“非法生物学？”（问号是刻意加到后面的）。那是一场奇怪的盛会。与会者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他们打算研究的团体。与此同时，这个会议主题激怒了一些DIY爱好者，他们觉得生物技术黑客把自己宣传成某种违法者很不明智，这会招来一些抵制活动。帕特森并不担心这个。2009年10月27日，帕特森在会前往DIYbio.org网站的邮件组里发了一封邮件，她写道：“我打心底里希望能在受到不公正对待前先发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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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着常穿的黑色皮革防水外套和机车靴，向公众发表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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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你们可以叫我黑客。当然它其实更该是别人赋予你的尊称，而不是自封的名号。”她说。帕特森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涉猎过的领域，包括语言学、数据挖掘和计算机安全。她说这三个领域有一个跟生物相同的特点——寻找模式。她放上来一张人类生化代谢通路的图表，里面标出了人体内所有的化学反应，它们组成了巴洛克式精细复杂的生理过程，大多数人把这种过程归结为“活着”的特征。帕特森给它起了个别名——“意面代码”，这本来是程序员们用来形容活干得很糟糕时的骂人短语。帕特森说，她不由自主地梦想如何把这些乱糟糟的东西理顺。“我看到这些时，我就会想，哇，这太酷了，我该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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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这种想法，帕特森第一次提出了《生物朋克宣言》〔20〕。她呼吁重视研究的权利，并发誓将探索科学的工具交到每一个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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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养对于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帕特森说：“科学素养不等同于科学教育。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只是理解科学，但具有科学素养的人可以参与科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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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养还能让一个人的思想得到解放，帕特森这样说。她跟很多科学家不同，对于自己工作的政治含义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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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养赋予其所有者成为积极贡献者的权利，他们可以参与提高社会卫生健康水平，提高食物水源和空气质量，更好地与自己的身体以及周围复杂的世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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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不遗余力地呼吁生物黑客要冲破障碍，此外还有另一种同等强烈的冲动鼓动着她在生物领域的强大野心。谈话中，帕特森一直都很严肃，而且思路清晰，让你不敢质疑她是不是完全清楚自己的表达。同时，她也掩盖不住自己极客的光芒，那是一种如假包换的书呆子在谈论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时，身上迸溅出来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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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是在一个早期DNA合成项目中初次接触生物实验的。那时候她是以一个数据库工程师，而不是受过训练的生物学家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借助语言学的优势，她以一种典型的跨界人士模样融入到了这个领域中。帕特森成长于休斯敦地区。她的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她8岁那年，父亲给家里添置了一台IBM PCJr电脑，并帮助她学习编程。在家里，亲自动手是成长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我有疑惑的时候，他总是会出现在我身边解答问题。”她这样评价她的父亲。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她就加入了Usenet讨论组。这是那个年代的书呆子们可以证明自己极客身份的标志。她选了所有能参加的科学课程，同时又写了很多东西。上大学的时候，她学习创意写作，并且因为高级语言学课程不要求写很多论文，她也选了这些课。后来写作课程没有继续，但她坚持学完了语言学课程。她的兴趣渐渐从计算机语言学转向数据库，然后又转向生物信息学——用来处理和解读生物研究中产生的海量信息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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