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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这种想法，帕特森第一次提出了《生物朋克宣言》〔20〕。她呼吁重视研究的权利，并发誓将探索科学的工具交到每一个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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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养对于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帕特森说：“科学素养不等同于科学教育。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只是理解科学，但具有科学素养的人可以参与科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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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养还能让一个人的思想得到解放，帕特森这样说。她跟很多科学家不同，对于自己工作的政治含义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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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养赋予其所有者成为积极贡献者的权利，他们可以参与提高社会卫生健康水平，提高食物水源和空气质量，更好地与自己的身体以及周围复杂的世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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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不遗余力地呼吁生物黑客要冲破障碍，此外还有另一种同等强烈的冲动鼓动着她在生物领域的强大野心。谈话中，帕特森一直都很严肃，而且思路清晰，让你不敢质疑她是不是完全清楚自己的表达。同时，她也掩盖不住自己极客的光芒，那是一种如假包换的书呆子在谈论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时，身上迸溅出来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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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是在一个早期DNA合成项目中初次接触生物实验的。那时候她是以一个数据库工程师，而不是受过训练的生物学家的身份参与其中的，借助语言学的优势，她以一种典型的跨界人士模样融入到了这个领域中。帕特森成长于休斯敦地区。她的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她8岁那年，父亲给家里添置了一台IBM PCJr电脑，并帮助她学习编程。在家里，亲自动手是成长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我有疑惑的时候，他总是会出现在我身边解答问题。”她这样评价她的父亲。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她就加入了Usenet讨论组。这是那个年代的书呆子们可以证明自己极客身份的标志。她选了所有能参加的科学课程，同时又写了很多东西。上大学的时候，她学习创意写作，并且因为高级语言学课程不要求写很多论文，她也选了这些课。后来写作课程没有继续，但她坚持学完了语言学课程。她的兴趣渐渐从计算机语言学转向数据库，然后又转向生物信息学——用来处理和解读生物研究中产生的海量信息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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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期间，她攻读计算机科学专业，并在那个时候开始为IDT公司（Integrated DNA Technologies）编写软件。IDT公司是一家前沿的基因生产商，恰好位于她学校所在的爱荷华州。她说，这个公司本身具有坚实的DIY传统。他们如果不喜欢哪个设备，就自己努力去做个更好更便宜的版本（比如，用果蔬净化机改装成的离心机，还有用制动缸做的基因复制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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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还是去了旧金山海湾地区，对极客来说，那是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地方。2006年，她在CodeCon发表了一篇演讲。CodeCon是一个在旧金山成立的反对联盟，参与其中的都是出于政治原因或只是因为固执而不再从事商业编程的黑客。她的演讲大受欢迎。演讲结束后，她的男朋友在提问环节向她求婚。她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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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伦恩·萨萨曼（Len Sassaman），住在旧金山海湾地区，后来他们结婚了，于是她就留在了那里。萨萨曼很严格地遵守黑客准则。他和布莱姆·科恩（Bram Cohen）一起创立了CodeCon研讨会。科恩以编写了BitTorrent软件和流行的点对点文件共享协议而著名，同时也是音乐电影电视工业联合会的眼中钉。他很早便加入了密码朋克，一个电脑极客之间的松散组织，他们专注于利用密码学方法改善在线安全和隐私。小组成员们都对有关当局持怀疑态度，因而建立了革命战友般的友谊，而权威机构则将他们无法破译的密码视为国家安全隐患和制作盗版的工具［密码朋克们将黑客和维基揭秘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当成自己人］。像今天的DIYbio一样，在线邮件组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全盛期的密码朋克运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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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活动家埃里克·休斯（Eric Hughes）在《密码朋克宣言》（A Cypherpunk’s Manifesto）中概括了密码朋克的反权威信条，它提出了数字时代的隐私问题，以及个人作为软件开发者在独创性和创新性活动中需要要求此项权利。帕特森通过创造性地重新组合《密码朋克宣言》〔21〕中的内容，写出了《生物技术朋克宣言》。休斯写道：“如果我们期望获得隐私，就必须亲自去捍卫它。”而帕特森说：“我们有疑问，而且我不知道等待别人来回答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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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演讲后的第二天，生物黑客聚在一起碰了个头，用极客们的术语说，应该是一个展览会。展览会上有一个项目是非常严肃的。出身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遗传学家兼生理学家休·林霍夫（Hugh Rienhoff）介绍了他正在进行的一项尝试性工作，即在自己的家庭实验室中诊断他7岁女儿身上未能确诊的遗传疾病。〔22〕而其它展览项目就比较具有娱乐精神了。想出为中学生设计的“自己动手做扣子”的项目，并教会他们用细菌来装饰自己的作品，这当然需要生物黑客身上的特有风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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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记台旁边，一群大学生弄了一大桌糊状的玩意儿。他们用洗洁精、外用酒精、盐和一大堆压碎了的水果提取草莓中细长的DNA链。这是生物技术课程DIY版中最经典的动手实验。〔23〕相比人类30亿左右碱基对的基因组，草莓那2亿对碱基显得要小多了。一个人类细胞中，每个染色体都有两个拷贝，而草莓有八个。换句话说，草莓里面塞满了DNA。它们又很容易被压碎，因此草莓是展示实验的理想材料，连小学生都能完成这个实验。草莓的DNA小样非常简洁，简直可以称之为优雅，因而作为学习遗传学的入门材料再适合不过。只要利用几种在家里就能找到的化学物质，任何人都能打破草莓的细胞壁并分离出它的核心遗传物质。最后，你用筷子就能把这些线状的生物DNA卷起来。这时，DNA便突然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再是电脑特效制作出来的具有科幻色彩的双螺旋模型。它就在这儿，在你的眼前。这就是所有生物中最关键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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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也有自己的展台，她在展台边，为戴着紫色手套的志愿者们演示她独创的实验。她打算用几种简单材料（基本都是家里能找到的）来提取发酵酸奶用的细菌中的质粒。质粒一般是指细菌中的环状DNA，它们独立于细胞中的拟核而存在。拟核DNA是细胞复制必不可少的，而质粒可以自行复制，细菌的生存也不依赖质粒。不过细菌之间可以交换质粒，这使它成为了遗传工程操作中的理想工具，遗传工程科学家可以借此将一种细胞里的基因插入到另一种细胞中。帕特森把质粒称为遗传工程中的苦力。20世纪70年代，人类首次实现了基因剪接，自此质粒就成为了生物间细胞转移DNA片段的最有力的工具。第一次基因剪接实验中使用的质粒来自于大肠杆菌，它在之后的生物技术中也常被用作受体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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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考虑大肠杆菌可能致命，但它生命力不够顽强，因而不能拿来做厨房生物实验。这也是帕特森想用厨房常见的细菌来进行试验的原因。酸奶是一种腐坏的乳制品，不过却出奇美味。人类食用酸奶的历史已经有上千年了。同时，人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把酸奶里的乳酸菌吞下肚里。与大肠杆菌的相比，乳酸菌更易存活而且存活时间更久。帕特森同时指出，乳酸菌还有一个优点——你很容易就能买到它们。生物朋克永远乐于用那些能从超市里买到的材料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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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用微量移液管从“棕牛”（Brown Cow）牌黄桃味酸奶的盒子里吸取了一点挂在顶上的液体，将其接种到装有脱脂牛奶的小试管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这样：即将富含细菌的液体注射到牛奶中，细菌利用牛奶里的糖生长繁殖。同时，帕特森也指出，如果你想自己做酸奶，第一步也是这样。但是满桌的瓶子和工具显然能告诉我们，她要做的可不是制作酸奶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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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脂牛奶旁边放着一瓶“艾维克利”（Everclear）牌酒精、盐、纸巾和多效隐形眼镜清洗液。桌子上还有一台上网本、量杯、勺子、保鲜膜、酸奶、九个小烧杯、一台小型离心机、一个敞开式凝胶电泳盒以及一个电子天平，这个你从任何一家卖水烟枪和烟卷纸的商店都能买到。桌子下面有一个小冰箱。桌子上放着几副紫色手套。不过帕特森说：“我们的安全设施有点少，这让我很担心。”她也没有实验需要的维持无菌环境的设备，即便是乳酸菌，也需要这些设备才能在严苛的桌面实验中存活下来。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她指示一个志愿者去大厅的另一头那边的FBI招募展位，那里特工们在派发纪念品和消毒液，好吸引生物极客们加入生物防御项目。笔形的小瓶子上面写着：今天FBI的大门向你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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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森在展台忙活的时候，几个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凑过来，站在一旁看她做实验。他们之前不是就职于业界公司的生物技术实验室，就是在大学里面做终身教授。他们微笑着，就像家长在看孩子玩一样。但他们的表情没有显示出一丝不屑。他们看起来像是回忆起了自己第一天进实验室时，或是在几十年前那个下雨的午后，他们第一次在自己的厨房桌面上摆开了化学工具时的情景。他们回想起了引领自己一路走来的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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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傻瓜中的哪一个会带给我们下一个重大发现？这些有趣的项目会不会积累起来，直到有一天达到了一个神奇的临界点，那时候革新的魔力会将这种“乐趣”转化为严肃而重要的东西？在帕特森的理想世界中，创造力的成果源自黑客，而不是权威。不仅如此，如果革新出自黑客手中，那它的益处可能会更快地惠及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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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 第5章 在野外诊断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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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内瑞拉的高地平原上，贫穷的农民依靠贫瘠的热带土壤勉强维生。牛仔们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而草原每年都要受到洪水和干旱的交替摧残。草原依旧能维持外来野生动物的生存，可自身却毫无生机与活力。啮齿类动物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活得特别好，其中便有水豚，它们身长有四英尺，口鼻扁平，是世界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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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国家西部中央地区的一个小型农业城镇瓜纳里托（Guanarito），我们更为熟悉的啮齿类动物才是这里的隐患。1989年，医生开始收治来自瓜纳里托高烧不退的农民。这些农民身体虚弱，处于脱水状态，鼻子和牙龈出血，还会吐血。这类患者中的三分之一会死去。很多患者最初被诊断为患有登革热，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常见的热带疾病，委内瑞拉境内每年就会有成千上万例确诊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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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这是一种新的疾病，因为这里是最先发现病例的地方，所以这种疾病以小镇命名为瓜纳里托出血热。瓜纳里托全是贫穷的农村人口，医疗设施简陋，却得面对突如其来的一种新型危险传染病的威胁。工作在委内瑞拉海岸的科学家在小鼠和大鼠的粪便中发现了导致这种传染病的病毒。十二月到次年三月的旱季中，清理农田的农民经常会接触到这些动物粪便，而半数以上的瓜纳里托出血热病例正是在这几个月间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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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传染病例出现的时候，吉多·努涅兹-穆希卡（Guido Nunez-Mujica）只是个小孩儿。他在梅里达长大，现在依然住在那里。那是委内瑞拉安第斯山脉中的一个城市偏远居民区，里面居住了25万人，距离传染病最初爆发的地点约130英里。他在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当权时成年，进入洛斯安第斯大学读本科。最近几年，洛斯安第斯大学中，支持和反对查韦斯总统的两派学生间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些冲突渐渐演变成了暴力事件。努涅兹-穆希卡对总统并没有特殊感情，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上，他跟总统先生是立场一致的。这个国家农村里的穷人饱受折磨，因为他们得不到富人视为理所应当的现代生活中的基本福利。查韦斯相信他的国家能消除这种不公平。努涅兹-穆希卡则相信生物技术能改变目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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