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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人中哪怕只有一个人产生了一个好点子，然后鼓捣了出来，喊出一句“找到了”，就能产生一个新的治疗方法，投资回报率就会很快增长。传统投资经教育我们，凭空挤出创新的金点子这种事是很烧钱的。一旦苦思冥想这个步骤完成了，投资者就希望能靠药物迅速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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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正如谷歌一样，生物技术产业中每诞生一个基因泰克这样的公司，就会激励成百上千的创业公司进入市场和倒闭歇业，这一点毫不夸张。单是在旧金山湾地区，就有9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的在卖病人用的药。如果免费的寿司、穿梭巴士和大量资金就能堆砌出效果惊人的药物，恐怕现在癌症早就已经变得像小儿麻痹症一样小菜一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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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到目前为止，生物技术产业消灭的最成功的东西，就是投资者口袋里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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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泰克公司成立四十多年后，2009年，生物技术产业分析师的报告称，上年度这个产业整体才终于实现了盈利。之前的四十年，投资者往不计其数的公司中投了数百亿美元，指望在生物技术产业领域赢得下一个大奖。随后的确出现了重大的医学研究进展，但是那些熟悉的疾病却仍然缺少真正有效的治疗办法，这无疑表明，从各方面来说，生物技术都没有达到之前的美好愿望。老年痴呆症、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36〕、帕金森、克罗恩病〔37〕，还有普通感冒。现在，癌症治疗方法空前之多，但是，患者即便身处世界上最先进的治疗中心，也还得经受残忍的外科手术、放疗以及化疗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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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疾病病因和发病机制的基础科学规模日益扩大，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的要求一个更好的解释：这么多新知识为什么只产生了这么一点治疗方法。最常见的一种回应就是，生物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很深奥的，虽然这是事实，但也不应该被过分强调。但是生物朋克则主张，科学家是在特定的体制下对此学科进行研究，如果要问责，这个体制难辞其咎。生物技术产业的孤注一掷的彩票式商业模式，唯一的追求就是下一种惊人巨药，这种商业模式受到了诸多审查。从历史角度看，下一个大产品的出现还得回溯到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评论家说，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了生物技术产业的核心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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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专利价值不菲，所以公司会隐瞒自己最新的研究发现，知道专利批准后才公之于众。生物朋克认为，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体制内，集体智慧难以施展。他们说，最聪明的那些人对最好数据的追求被打击了。知识产权体系原本是通过让发明者从发明中获利来刺激创新，而如今，在生物朋克眼中，它已经变成了低风险发展中的一场高风险赌注。当律师和发明者就权利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之时，真正的科学进展也停下了脚步。生物朋克渴望一种不同的商业模式，来复兴他们眼中真正的发明精神，就是那种曾造就了本·富兰克林和托马斯·爱迪生等发明史上的传奇英雄的精神。生物技术领域需要那种能在雷雨中放风筝的人，但是生物朋克相信，执着于知识产权会扼杀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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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郝塞尔（Andrew Hessell）是那种你会在技术世界，尤其是旧金山地区中遇到的典型人物。他魅力超凡而且口才不俗，喜欢穿黑色的尖领有纽扣的衬衫和牛仔裤。他的红框眼镜衬托出黑白相间的头发。在一大群人面前出现时，他一定会把脸修得很平整。他谈到自己曾丢下一切跑到泰国去思考了整整一年。每年，他有26周的时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演讲、开会、启动项目。不过他到底做些什么大家并不十分清楚。从表面看来，他可能是个唱片制作人，或者是在精品广告代理公司里吃创意饭的人。不过，他是我见过的生物技术方面消息最灵通人士——职业生命科学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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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塞尔相信，生物工程可以解决世界上的诸多难题，而且也尽力鼓舞他人能有同样的感觉。他认为，信息技术力量的指数增长仅仅是DNA操作技术力量指数增长的序曲。但是，郝塞尔的技术乐观主义在药物开发面前消失得一干二净。他认为药物开发简直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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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塞尔哀叹道，在计算机从满屋子的真空管发展到iPhone手机的60年左右时间里，药物开发的步伐从未加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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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药物开发过程如此复杂，涉及如此多的利害关系，以致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让它加速。”郝塞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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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郝塞尔在一家几乎是全国最大的生物技术制药公司工作了七年。“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因为这里面没有创新。我们之前研制了两种药物，赚了几十亿美元。7年中，我们再没研发过任何新药”，尽管在研究上，公司花了10亿美元。“这个投资回报率糟糕透了。简直让我抓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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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郝塞尔没有自己的黑客方法，也称不上是生物朋克了。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解决办法并不是靠技术，而是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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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塞尔相信，只有当制药公司合理地将利害关系人降低到一个时，药物研发的速度才有可能提高。而这个人就是病人自己。为此，他成立了粉军合作社公司（Pink Army Cooperative），他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药物开发合作社。公司的股份每股20美元。他说，只要你买一股，就能成为一家制药公司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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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逻辑论证是这样的：从根本上讲，癌症并不复杂。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癌症，它本身不过是人类遗传物质变质了而已。如果DNA是我们身体的操作指令，那么癌症就是代码的拼写错误，如果不改好，错误的代码就会沿着我们的身体这个网络散播开。利用最新的工具，我们可以在极高的分辨率下看清楚那些拼写错误。不过，即使这样，治疗癌症仍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用来定位病灶的工具的分辨率水平达不到DNA水平这样高。目前的药物还无法很精确地区分正确和错误的遗传代码。但是，郝塞尔说，治疗癌症所使用的方法是对病灶癌细胞彻底剿灭。他说，最后你能减缓或者阻止癌症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病人肯定备受折磨，因为他的身体接收的是经过加工的上世纪最好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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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塞尔并没有觉得抗癌旧法的主要突破障碍是科学本身，他把问题归咎于科学研究的体制。“如今，癌症治疗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改变思路障碍重重。很多人受到的科学训练就是用一种特定的思维去考虑癌症。”他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研制所有人都适用的药物。“临床药物的开发方式只能造出商业大片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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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癌症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疾病，用同样的手段去治疗这样的疾病是很不合理的。他说：“我开始思考，如果我明天得了癌症该怎么办？没什么不可能的，我是烟民。那我会想要非常对症的药物，我也不想知道这个药对你有什么效果。”他情愿从《连线》（Wired）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长尾”理论〔38〕的角度去考虑癌症药物开发的问题。亚马逊、网飞（Netflix）之类的公司解决了为众多的小众市场提供大量产品的问题，获得了成功，同样，一家制药公司应该能够经济地为每一种癌症量体裁药。郝塞尔不想用“一颗药抗所有癌”的思路去开发药物，这种方式无疑能让一家公司获得巨额利润，但是不能给所有病人同样好的治疗。他想创造一种方法，能让每个病人都能够自己说了算，这个药物到底对自己是不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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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粉军合作社背后的推动理念。作为一个合作社，粉军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为股东们谋求巨大经济利润。相反，每位股东的股份都是相同的，每个人都能够随自己心意地参与到公司里。如果一种治疗方法对一个成员有效，那么这个信息将反馈到整个系统中。然后另一个成员也去试试这个方法是不是对自己也管用。每进行一次这样的实验，大家都会对自己的癌症有更深刻的了解。通过这种开源反馈系统，再加上日益增加的可以用来精确研究癌症遗传学的工具，郝塞尔希望能够打破他眼中大规模药物开发中的盛衰循环。当然，这种自我试验永远都有风险，不过正如郝塞尔说的那样，你都已经得癌症了，还有什么风险是承受不起的。他也不担心有人会出来加以整顿。当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对这个运营项目有同等的所有权时，所有人都在进行一种药物的临床试验，你该罚谁的款？你要停止的项目又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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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粉军的运营模式更多是停留在概念上，粉军并非一家正常运营的合作社。郝塞尔需要更多人加入，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和人员来启动一项有意义的研究。他相信，如果一个有魅力的病人加入进来，成为了自己临床试验的被试，大家对这个计划的热情就能够达到一个引爆点，从而将粉军从概念变为药物研究的实用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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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努力成为癌症领域的Linux系统。我们需要能够为自己投资的人。”郝塞尔说：“每股我只收20美金，和匹萨一个价。如果你连一个匹萨的钱都不愿意为自己投资，那你可得重新想想自己到底有多介意癌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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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 第9章 实验必然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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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生命这本天书从来都是有一定危险的。从最早的人类猎人开始追查猎物的习性和栖所开始，生物研究就伴随着“被研究对象要了小命”的可能性。无论研究对象是长毛猛犸象还是埃博拉病毒，这种真实的威胁使研究者产生了谨慎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孕育了规范着当今生物学的严格安全条例。这些条例非常普遍而且相当合理，如果换别的方法做科研的话，大多数生物学家根本无法想象，也毫无意义。但是，早期的创新者们得到推动科学发展的发现时是置身很大风险的，如果没有这些风险，现在生物学就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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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像画中，她的皮肤看上去如玻璃一样光滑，她戴着一件镶珠宝的土耳其风格头饰，身穿一件绣花长大衣。一把小刀从宽大的编织腰带中伸出来，但小刀裸露的刀锋看起来并没有她眼光锐利。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的眉头微微上翘，表现出了大英帝国刚刚称霸世界时的所有机智、才能和骄傲。这位无名的肖像画家并未掩饰毁了女子容貌的那些疤痕。她的美丽打动了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他写道：“你美貌机智，任何凡夫俗子，都无法质疑你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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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丈夫刚刚成为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的时候，蒙塔古夫人感染了天花，这种疾病在她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如同21世纪的癌症和心脏病一般。大约30％感染此病的人会死掉。而那些像蒙塔古夫人一样，饱受发烧、呕吐、脓疱的折磨后幸存下来的人，也会毁容，此生再不能复原。虽然身处一个外貌至上的社会，她并没有退出公共生活。相反，她成为了一项惊人成果背后的驱动力，这项成果最终引发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卫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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