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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药物开发过程如此复杂，涉及如此多的利害关系，以致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让它加速。”郝塞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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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郝塞尔在一家几乎是全国最大的生物技术制药公司工作了七年。“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因为这里面没有创新。我们之前研制了两种药物，赚了几十亿美元。7年中，我们再没研发过任何新药”，尽管在研究上，公司花了10亿美元。“这个投资回报率糟糕透了。简直让我抓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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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郝塞尔没有自己的黑客方法，也称不上是生物朋克了。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解决办法并不是靠技术，而是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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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塞尔相信，只有当制药公司合理地将利害关系人降低到一个时，药物研发的速度才有可能提高。而这个人就是病人自己。为此，他成立了粉军合作社公司（Pink Army Cooperative），他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药物开发合作社。公司的股份每股20美元。他说，只要你买一股，就能成为一家制药公司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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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逻辑论证是这样的：从根本上讲，癌症并不复杂。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癌症，它本身不过是人类遗传物质变质了而已。如果DNA是我们身体的操作指令，那么癌症就是代码的拼写错误，如果不改好，错误的代码就会沿着我们的身体这个网络散播开。利用最新的工具，我们可以在极高的分辨率下看清楚那些拼写错误。不过，即使这样，治疗癌症仍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用来定位病灶的工具的分辨率水平达不到DNA水平这样高。目前的药物还无法很精确地区分正确和错误的遗传代码。但是，郝塞尔说，治疗癌症所使用的方法是对病灶癌细胞彻底剿灭。他说，最后你能减缓或者阻止癌症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病人肯定备受折磨，因为他的身体接收的是经过加工的上世纪最好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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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塞尔并没有觉得抗癌旧法的主要突破障碍是科学本身，他把问题归咎于科学研究的体制。“如今，癌症治疗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改变思路障碍重重。很多人受到的科学训练就是用一种特定的思维去考虑癌症。”他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研制所有人都适用的药物。“临床药物的开发方式只能造出商业大片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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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癌症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疾病，用同样的手段去治疗这样的疾病是很不合理的。他说：“我开始思考，如果我明天得了癌症该怎么办？没什么不可能的，我是烟民。那我会想要非常对症的药物，我也不想知道这个药对你有什么效果。”他情愿从《连线》（Wired）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长尾”理论〔38〕的角度去考虑癌症药物开发的问题。亚马逊、网飞（Netflix）之类的公司解决了为众多的小众市场提供大量产品的问题，获得了成功，同样，一家制药公司应该能够经济地为每一种癌症量体裁药。郝塞尔不想用“一颗药抗所有癌”的思路去开发药物，这种方式无疑能让一家公司获得巨额利润，但是不能给所有病人同样好的治疗。他想创造一种方法，能让每个病人都能够自己说了算，这个药物到底对自己是不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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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粉军合作社背后的推动理念。作为一个合作社，粉军公司的目的并不是为股东们谋求巨大经济利润。相反，每位股东的股份都是相同的，每个人都能够随自己心意地参与到公司里。如果一种治疗方法对一个成员有效，那么这个信息将反馈到整个系统中。然后另一个成员也去试试这个方法是不是对自己也管用。每进行一次这样的实验，大家都会对自己的癌症有更深刻的了解。通过这种开源反馈系统，再加上日益增加的可以用来精确研究癌症遗传学的工具，郝塞尔希望能够打破他眼中大规模药物开发中的盛衰循环。当然，这种自我试验永远都有风险，不过正如郝塞尔说的那样，你都已经得癌症了，还有什么风险是承受不起的。他也不担心有人会出来加以整顿。当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对这个运营项目有同等的所有权时，所有人都在进行一种药物的临床试验，你该罚谁的款？你要停止的项目又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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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粉军的运营模式更多是停留在概念上，粉军并非一家正常运营的合作社。郝塞尔需要更多人加入，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和人员来启动一项有意义的研究。他相信，如果一个有魅力的病人加入进来，成为了自己临床试验的被试，大家对这个计划的热情就能够达到一个引爆点，从而将粉军从概念变为药物研究的实用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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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努力成为癌症领域的Linux系统。我们需要能够为自己投资的人。”郝塞尔说：“每股我只收20美金，和匹萨一个价。如果你连一个匹萨的钱都不愿意为自己投资，那你可得重新想想自己到底有多介意癌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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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 第9章 实验必然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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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生命这本天书从来都是有一定危险的。从最早的人类猎人开始追查猎物的习性和栖所开始，生物研究就伴随着“被研究对象要了小命”的可能性。无论研究对象是长毛猛犸象还是埃博拉病毒，这种真实的威胁使研究者产生了谨慎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孕育了规范着当今生物学的严格安全条例。这些条例非常普遍而且相当合理，如果换别的方法做科研的话，大多数生物学家根本无法想象，也毫无意义。但是，早期的创新者们得到推动科学发展的发现时是置身很大风险的，如果没有这些风险，现在生物学就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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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像画中，她的皮肤看上去如玻璃一样光滑，她戴着一件镶珠宝的土耳其风格头饰，身穿一件绣花长大衣。一把小刀从宽大的编织腰带中伸出来，但小刀裸露的刀锋看起来并没有她眼光锐利。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的眉头微微上翘，表现出了大英帝国刚刚称霸世界时的所有机智、才能和骄傲。这位无名的肖像画家并未掩饰毁了女子容貌的那些疤痕。她的美丽打动了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他写道：“你美貌机智，任何凡夫俗子，都无法质疑你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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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丈夫刚刚成为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的时候，蒙塔古夫人感染了天花，这种疾病在她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如同21世纪的癌症和心脏病一般。大约30％感染此病的人会死掉。而那些像蒙塔古夫人一样，饱受发烧、呕吐、脓疱的折磨后幸存下来的人，也会毁容，此生再不能复原。虽然身处一个外貌至上的社会，她并没有退出公共生活。相反，她成为了一项惊人成果背后的驱动力，这项成果最终引发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卫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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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自人类有史以来，行医和对医疗知识的追求都相当糟糕。内科医生除了直接观察五种感官外，不做任何事。即使这样，像心脏、胃、大脑和肺的功能这种基础知识，几千年来人们都不得而知。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这些关于人类生理和健康的理解，其实都是通过痛苦而危险的探索实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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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之前，为了减轻疾病之沉重的那些医疗探索，到底是什么人开始和进行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的普遍看法，生物朋克有点异议。两位早年承担科学风险的研究者提醒了我们，医学专业化形成也没多久。像疫苗这样重要的发明，并没有用到现代分子生物学，或是体制内研究的现代标准。像安德鲁·郝塞尔一样的生物黑客声称，那些制度同时却被不相干的激励措施和不必要的限制条件扭曲了，导致科学家偏离了大胆进行科学创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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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到那个贵族做业余科学家、绅士兼任乡下医生的时代意味着什么？在原始好奇心和消除痛苦的愿望的激励下，两位绝对当得起“无可争辩的科学先驱”这种头衔的前辈不仅改变了医学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但是，他们的故事却无法对一个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那就是，重大发现可能带来福利，也可能导致这些发现所需的工作会带来恶果，两者该如何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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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古夫人在与天花的较量中胜出后不久，她的兄弟便死于同样的疾病。她到达土耳其时，是一名典型的所谓的“麻子怪兽”的悲剧受害者。但几个星期里，她目睹了一件让她震惊并因此改变的事情。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件中，她详细地描述了一种看起来比较粗糙的医疗过程，这段描述成为了医学史上堪称经典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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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医疗建议。我要给你讲件事，会让你希望自己也身在土耳其。在我国，天花是多么致命又多么普遍的一种疾病，但在这里完全无害。因为本地人发明了“接种”技术，反正大家就是这么叫的。有一群老妇人，每年秋天，到了酷暑消退的九月，她们便做起了接种的买卖。人们相互询问家里是否有要接种的人。他们会为此举行聚会，当人（通常是15或者16个人一起）都聚到一起后，老妇人就会带着一个坚果壳过来，里面装满了含有最好的天花“种子”的一种物质，然后问他们想把天花种在哪条血管里。她会很快地用一根长针划开对方指给她的那条血管（这不会比普通的擦伤更疼），再将针头上粘着的所有物质都抹到血管里，然后用一小片凹陷的坚果壳包扎伤口，再用这种方法划开4-5条血管，把天花种进去。……每年，成千上万的人都要接受这种小手术。法国大使愉快地说，他们通过消遣的方式处理天花，就像其他国家的人去矿泉胜地疗养一样。在这里，还没有谁因为接种而死去。你可以相信我对这种实验的安全程度非常满意，因为我打算在我的小儿子身上试一试。我很爱国，所以打算不遗余力地将这个大有用处的发明引入英格兰。如果我认识国内任何一位道德高尚的医生，愿意为此放弃一部分可观的收益，以换取全人类的健康，那我肯定会写信给这位医生详细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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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古夫人的描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不准确的。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最新评估，小剂量接种天花的病人中，仍有1～2％会死于这种疾病。但是，她亲眼目睹的是一种古老的接种方法，这种方法与完全发作的天花病例相比，存活率提高了十倍多。蒙塔古的天花病愈后不久，便在土耳其生下女儿。当时大使馆的外科医生查尔斯·麦特兰德（Charles Maitland）招来伊曼纽尔·蒂莫尼（Emmanuel Timoni）医生来接生，他是一位杰出的土耳其内科医生。蒂莫尼几年之前曾尝试派发一本用英文写成的有关天花接种的书，但他发现英国的医生对此没什么兴趣。蒂莫尼看到了蒙塔古夫人的痘疤，便问她可不可以让他给夫人的独子接种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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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在土耳其时对种痘过程的所见所闻，蒙塔古夫人非常有信心，所以她答应了蒂莫尼医生的请求。当时年仅5岁的爱德华，后来成为了一名作家、下院议员、多产的旅行家、声名狼藉的流氓，他在晚年的时候开始盛装打扮，就像他母亲早年的土耳其宫廷画像。在他60余年的人生中，他往返于欧洲与中东，丑闻如影随形，但是给他母亲留下疤痕并杀死过千百万人的疾病从未在他身上得手。1776年，他在帕多瓦（Padua）〔39〕被一根鱼骨噎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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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古夫人确信自己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儿子免受人类社会最可怕的瘟疫之一的折磨。她回到英格兰后，迅速让麦特兰德在乔治一世王室的面前给自己4岁的女儿接种。这个成功的展示让他很快得到许可来进行更广泛的实验。他的第一个实验组是6个犯人，他们因为参加实验而得到了官方许诺的有利处理。这六个犯人无一死去，而且之后再次接触天花的实验证明，其中一些人确实对天花产生了免疫力。麦特兰德之后又在孤儿身上继续实验。他展现出来的成功，或者至少是没有明显的失败，说服了英国上流社会，使他们相信天花接种的有效性。天花接种（variolation）这一医疗过程是根据天花的致病病毒（Orthopoxvirus variola）命名的。很快，很多欧洲社会名流也陆续接受天花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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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并非出身精英。他是一位牧师的儿子，1749年出生于伦敦以西120英里的伯克利镇。5岁时他父母双亡，8岁时，哥哥姐姐将他送进了一所免费的寄宿学校。这所学校曾经爆发了天花，所以校方决定给学校里的孩子接种天花，这里面就包括小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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