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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成了最早一批认识到动脉硬化可能会诱发心绞痛的科学家之一，詹纳认识到的这种慢性胸痛是冠心病的典型特征。这次，詹纳的发现同样是基于仔细的观察和亲自动手做血淋淋的工作。在做解剖的时候，他把死于胸痛的患者的心脏切开。他的手术刀穿透了堵塞的动脉，他把这段堵塞的动脉形容为“像骨头一样坚硬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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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能感受到医学史上最伟大进展的人来说，以上任何一个例子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让自己的想象力肆意驰骋。他没有把自己隔绝在专业化的小胡同里。他依赖自己强大的观察力和直觉。他仔细观察、随自己的兴趣去钻研，一点都不在乎什么是正统。综上，詹纳非常符合英勇的局外发明家的形象，也正是这些人书写了技术进步中的英美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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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纳受到挤奶女工的民间故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故事真实可信）启发，开发出了最早广泛使用的疫苗。这个故事本身成为了独特的科学传说，大家都喜欢这个故事，所以一遍一遍地传颂，直到最后，故事里的源动力在浪漫里消掩了。去掉了浪漫主义的外衣，詹纳所获成就的不完善、平凡、值得道德质疑的本质才能原始事实中展现出来。他的工作是很有坐牢风险的，但他却被推崇为历史上拯救生命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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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纳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种事的人：像牛痘、水痘这种温和一点的病疹，也许能给患者带来某种抵抗天花的免疫力。他注射第一支天花疫苗的30多年前，詹纳听说过伦敦医学会的弗鲁斯特（Frewster）医生（由于时间太久，弗鲁斯特医生的姓氏已经不得而知）撰写的一篇论文，里面提到了牛痘预防天花的可能性。1774年，多塞特郡有一位叫做本杰明·杰斯提（Benjamin Jesty）的绅士，不顾一切地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免受天花的折磨，他选择相信挤奶女工的传说，让自己的妻儿接触了牛乳房病灶。不过，看上去詹纳仍旧是第一位对这一发现怀有科学严谨态度或公共卫生责任感，并努力追寻疫苗这个概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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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蒙塔古夫人一样，詹纳选择了自己的儿子——小爱德华（Edward Jr.）作为第一个实验对象。尽管那孩子当时还是个婴儿，詹纳给他接种了从小爱德华的保姆身上取下的水痘脓液，几周之后，詹纳又给他接种了天花。小爱德华没有显现出感染的迹象。他儿子未满三岁时，詹纳就已经给他接种过三次天花，以测试免疫力能够持续多久。而小爱德华从未出现严重的反应。对詹纳来说比较悲惨的是，那时候医学科学还远没有发展出治疗肺结核的有效手段，因此小爱德华在21岁时便死于这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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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的儿子进行了试验后，詹纳把疫苗试验搁置了好久。1796年，他打算再试一次，这一次他用的是牛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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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距离人们对病毒产生科学的认识还有一个世纪，更不要说病毒的生物化学结构了。尽管如此，詹纳意识到，牛痘和天花这两种疾病一定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种共同点使挤奶女工获得了免疫力。由于牛痘对人类并有什么伤害，他预测让健康人感染牛痘，会使他们获得从接种天花能得到的益处，同时也不必承担感染天花致死的风险。他选择8岁的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作为被试。历史上对菲普斯父亲的职业的描述前后不一，有的说是詹纳的园丁，有的人说他是无家可归的工人。不管怎样，詹纳与菲普斯的父亲之间的关系都具有明显的剥削性质。后者绝不可能反对，而且詹纳也明白，若有任何不幸事故也不至于弄得满城风雨，因为这个小孩门楣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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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之前的试验一样，詹纳首先给这个小男孩接种了牛痘，这让他产生了些轻微病状。几周之后，詹纳给菲普斯接种了天花。同样，这个孩子也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即使英国皇家学会1797年拒绝承认詹纳论文中的实验结果，但是第二年詹纳私下印发了一些小册子，内科医生对这些小册子颇为赞许。医学史学家如今将这本名为“对天花疫苗原因和效果的调查”的小册子视为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代表着现代疫苗时代的开始。如今，天花已经被彻底消灭，只有在实验室里才能见到被封存起来的天花病毒，这些病毒只是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中被用作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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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代医学消费者习惯了无趣漫长的临床试验和FDA公布的各种指南，对他们来说，仅凭经验之谈就把致命的病原生物注射到儿童血液中，进行这样的不规范医学实验简直就是野蛮。蒙塔古夫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在与天花搏斗，饱受折磨，但她给儿子接种天花的决定，也很难算得上是理性或冷静的选择，而理性和冷静恰恰是真正的科学探索的标志性特征。接种本可能轻易地要了爱德华的命，而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感染天花。同时，麦特兰德在受胁迫的囚犯身上做的实验产生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惯例，这条惯例在20世纪的美国仍旧是可接受的。詹纳同样选择了儿童作为他最重要的实验中的被试，这根本不可能达到当今研究对象知情同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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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蒙塔古夫人和詹纳的事例能够给我们敲个格外响亮的警钟，医学前进的步伐从来都不是完全中规中矩的。真正至关重要的发现不可能没有任何风险，这一点毋庸置疑。医学研究中不确定的未知可能是会治愈你的良药，也可能是杀死你的凶手。这是一种概率游戏，但即使在控制最严格的21世纪，你也只有尝试才能有所发现。蒙塔古夫人承担了一位母亲能够承担的最大风险，今天的标准下，任何一个正经人都会将这种冒险行为看作虐待儿童。但是，历史将她视作英雄。尽管她不是一名科学家，但是她的名望和影响使18世纪的公共医疗政策发生了极为重大的改变，以至于当20世纪晚期，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正式被消灭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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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詹纳，而非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更有名望的科学家成为了疫苗之父呢？人们很容易将詹纳成功的关键归结为他外行的身份。他对不同科学分支都有广泛的热情，加上他缺乏精英学术血统，使他拥有了21世纪黑客的最佳声誉。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在体制外完成了这些事。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指责他最有创意的想法其实是激进而错误的。当面临选择怎样将发现向前推进时，他做了不得不做的事情。他选择在儿童身上进行试验，却因此拯救了千万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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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采访过的那些认为自己是生物黑客的人里，没有一个人想回到那个研究者需要功利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深思熟虑的时代。他们完全没有在人体上，至少是除自己以外的人体上做实验的欲望。他们想承担的、甚至有技术能力去承担的那些风险，与可能有危险的科学项目并无太大关系，而是与有潜在危险的做科研的想法有关，他们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通过更深刻地回望过去来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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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兼科学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凯尔蒂（Christopher Kelty）将“绅士科学家”视为一种标志性的形象，这种形象连同不法之徒、黑客一起隐匿在体制外生物学的华丽篇章当中。这并不意味着生物黑客公然要求安全条例和伦理道德回到18世纪的水平。但是，他们都对科学抱有浪漫主义情怀，正是这种情怀鞭策着两个世纪前的同行们不断前行。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仍旧保持着极其神秘的色彩，散发着诱惑之光。绅士科学家通过新发现将自己的科研努力隐藏在尖端与秘密的语言中，和人性的升华中。他们有史诗般的雄心壮志，且不可避免地成了多面能手，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专业化所需要的知识。他们在自家的实验室里工作，那里堆满了论文和落满灰尘的书籍，杂乱地摆着烧杯和烧瓶，里面装着的都是疯狂科学家的传说，由异域野兽看守，而这些野兽都是远征不祥的岛屿和海洋时的战利品。他们让自己沉浸在奇迹当中，有些时候因此产生了令人惊奇的科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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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显而易见的是，以前时代的绅士科学家更容易与科学、医学以及最终他们自己的身体产生联系。21世纪，随着分子生物学因专业化和官僚主义成为门槛如此高的学科，对DIY爱好者来说，绅士科学家无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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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实并不总是挡在复古未来主义幻想的理想图景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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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生物学家会告诉你，专业化对于科学知识的发展非常重要。将知识向前推进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先对前人的成果了然于心。随着科学进步，前人的成果持续累积，变得越来越多。通识的魅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但是职业科学家则认为这根本就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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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绅士科学家的生活中也并不全是奇迹和发现。正如詹纳并不怎么因为实验对象的选择而谴责自己一样，为现代科学和医学的诞生鞠躬尽瘁的研究者中，大部分也都毫不犹豫地拿自己做实验。在艾萨克·牛顿爵士进行光学研究的时候，他盯着镜子里太阳的虚像，盯得险些失明，并将缝衣针用力扎进自己的眼窝中，一边推挤眼球后部一边记录下由此产生的色点。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Hunphry Davy）故意吸入不同的化学物质，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化学物质的性质，他也因此意外地成为了麻醉学的先驱。最著名的是，他会把自己关在密闭的房间里，朝里面吹入最新开发出的笑气（即一氧化二氮——译者注），并记录下这种气体会让自己产生愉悦感的结果。尽管他经常注意到气体使痛觉麻木的效果，但他从未想过建议将它用在手术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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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纳的良师益友约翰·亨特（John Hunter）常常受到科学家同行的钦佩和尊敬。亨特将科学的严谨带进了生物学研究和医学实践当中，这使他获得了所谓科学手术之父的美誉。与詹纳类似的是，他的社会背景也很卑微，最终成为了一名专业外科医生，而这种职业在当时被看作社会下层人所从事的工作。亨特接受的医学训练是以亲自动手实践为主，而不是学院派，因而相比学问，他更看重的是实验过程。与同时代的内科医生类似，他也毫不犹豫地在自己身上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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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假说认为淋病和梅毒是同一疾病的两种不同症状，他很想验证这种假说的真伪。现在大多数学者相信，他为了弄明白这一点，往自己的命根子上注射了一名淋病患者身上的脓液。两种疾病都感染过之后，他认为这种假说是正确的。他这一举动的影响是，这种错误的结论（他的症状其实是由两种不同的细菌引起的）使性病的研究停滞了几十年。由于这两种疾病的有效治疗方直到几个世纪之后现代抗生素发明之后才产生，亨特1793年死于心脏病发作前一直饱受淋病和梅毒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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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 第10章 癌症厨房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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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施朗登（John Schloendom）对死亡这个话题很着迷，不过我在他实验室跟他见面的那天，他看上去并不像这样的人。他穿着一件印着棕榈树图案的亮橙色polo衫，和黑色的裤子。他身材瘦削、性格活泼、十分爱笑，他笑起来的时候，一簇金棕色的胡子下面会露出一排又白又亮的牙齿。施朗登出生于慕尼黑，在他身上，你能同时看到一些德国文化中的典型特质和很不典型的特质。他痴迷于死亡这个话题，但并没有海德格尔〔41〕和赫尔佐格〔42〕式的强烈的严肃感。施朗登觉得，死亡是一件荒唐事。而且，是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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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他的时候，施朗登告诉我，他的新公司刚刚获得了一笔50万美元的投资，资助他实现自己的一个想法——控制人类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杀死癌细胞。这位28岁的年轻科学家认为，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一项治疗癌症的可能进展，也可能是一种真正治愈癌症的方法。不过，他还有更大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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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解决死亡一直以来都是个十分明确的目标。问题只是怎么能实现。”他这样告诉我。说这话的时候，他大笑起来，不过显得非常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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