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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些类比有真理的内核，但没有人真正捕捉到大脑的复杂性。然而，对于大脑，我发现有一个大脑的类比是有用的（尽管还不是完全适用），将大脑比喻成一个庞大的公司。在这个比喻中，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管辖权限，在不同的办公室间有大量的信息流动渠道。但重要的信息，最终在首席执行官所在的指挥中心汇集起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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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大脑比喻为大公司是有效的，那么它应该能够解释大脑的某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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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信息是“潜意识”的——也就是说，首席执行官对在官僚机构内不断流动的、庞大的和复杂的信息一无所知。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的信息最终到达首席执行官的书桌前，可以把它比作前额叶皮层。首席执行官只需要知道足以引起他注意力的信息就够了；否则，他会被巨量的无关的信息吞没。这样的安排可能是进化的一个副产品，因为我们的祖先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在大脑中泛滥的多余的潜意识信息所压垮。幸运的是，我们对在我们的大脑中处理的数以万亿的计算全然不知。当在森林里遇到一只老虎时，我们不再会为我们的胃、脚趾、头发……的状态而烦心。所有的心思就是怎么逃跑。 “情感”是在低级水平上独立做出的快速决定。因为理性思维需要几秒钟，这意味着对紧急情况做出理性响应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大脑的低级区域，必须迅速地审时度势，做出一个情感决定，而不需高层的许可。害怕、愤怒、恐惧这样的情绪都是在一个较低级别做出的瞬间的危险信号，是由进化所产生的，以警告指挥中心可能有危险或严重的情况发生。对情绪我们只有微弱的意识控制。例如，无论我们如何练习，面对大量听众演讲时，我们仍然会感到紧张。《映射思想》（Mapping the Mind，又译《大脑的秘密档案》）的作者丽塔·卡特（Rita Carter）写道：“情感根本不是感觉，而是一组扎根在身体里的生存机制，它已经发展到使我们远离危险和推动我们去发现可能是有益的东西。” 大脑中有不断的争吵想要引起首席执行官的注意。不是由单一的矮人、CPU或奔腾芯片做出决策；而是指挥中心的各个分中心在彼此不断地互相竞争，争夺首席执行官的注意。所以思想不是流畅的、稳定的和连续的，而是不同的反馈回路不和谐地互相竞争。认为是“我”作为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整体在连续做出所有决策，是一种我们自己的潜意识心灵造成的错觉。我们在心理上感到我们的心灵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连续流畅地处理信息，完全负责我们的决策。但从大脑扫描得出的画面与我们所有的心灵的感受完全不同。麻省理工学院的马文·明斯基教授是人工智能的奠基人之一，他告诉我，我们的头脑更像是一个“思想的社会”，有不同的子模块，每一个模块试图与其他模块竞争。当我采访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时，我问他，意识是如何从这些混乱中出现的。他说，意识就像一场暴风雨在我们的大脑中肆虐。他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写道：“我们直观地感觉有一个执行官‘我’，坐在我们的大脑控制室里，扫描我们感官的印象和按动我们肌肉的按钮，这是一种错觉。意识原来是由分布在大脑中的事件的漩涡组成的。这些事件彼此争夺，想得到大脑的注意，当一个过程叫唤得比别的响时，大脑据理解释来自事实的结果，并炮制了一个单一的自我负责这一切的印象。” 最后的决定由指挥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做出。几乎所有的官僚机构致力于为首席执行官积累和收集信息，但首席执行官只与各部门的主管接触。首席执行官试图调解涌进指挥中心的互相冲突的信息。冲撞在这里停止。位于前额叶皮层的首席执行官做出最后的决定。大多数的决定是由动物的本能做出的，而人类在筛选来自我们感官的不同机构的信息后，做出更高级别的决定和更高层次的决策。 信息流是分层的。由于大量的信息必须上传到首席执行官的办公室，或下传到支持人员，因此信息必须安排在嵌套的网络的复杂阵列中，具有许多分支。这就好比一棵松树，指挥中心在顶上，金字塔的树枝向下流动，扩展到许多分中心里。当然，在官僚机构与思想结构之间是有差异的。任何官僚机构的第一条规则是：“机构要扩大到将分配给它的空间填满。”但是浪费能源是大脑不能承受的一种奢侈。大脑仅消耗大约20瓦的功率（一盏昏暗的电灯泡功率），但这可能是在身体变得不正常之前可以消耗的最大能量。如果它产生更多的热量，就会造成组织损伤。因此大脑经常使用快捷方式节能。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我们尚不知晓的、由进化所精心制作的大脑节能的聪明和灵巧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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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未来 “现实”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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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眼见为实”这句话。然而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实际上是错觉。例如，我们看到的一个通常的景观，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完整的像电影一样的场景。事实上，在我们的视野中有一个漏洞，对应视网膜中的视神经的位置。无论我们往哪儿看都会看到这个难看的大黑斑。但是我们的大脑用裱糊的办法，用平均的办法填平了这个洞。这意味着我们的视觉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假的，是由我们的潜意识产生的、欺骗我们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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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只看到我们的视野中心，称为黄斑，很清晰。但黄斑外周部分是模糊的，这是为了节约能源。但是，黄斑是非常小的。为了在微小的黄斑内捕捉尽可能多的信息，眼睛不断地扫视周围。我们眼睛的这种快速运动被称为扫视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下意识的，给我们一个我们的视野是清楚的和聚焦的错误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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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第一次在一张图中看到电磁频谱，极其绚丽，我很震惊。之前我完全不知道电磁频谱的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完全看不见的（例如，红外线、紫外线、X射线、伽马射线）。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眼睛所看到只是一个小小的、现实的粗略近似。（有句老话：“如果现象和本质都是一样的东西，就不需要科学了。”）我们视网膜上的传感器只能检测到红色、绿色和蓝色。这意味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黄色、棕色、橙色和许多其他的颜色。这些颜色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只能够通过混合不同量的红、绿、蓝才能近似其中的每种颜色。（你如果非常仔细地看一个老的彩色电视屏幕，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你只看到一组红、绿、蓝点。彩色电视实际上是一种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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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眼睛也在愚弄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看到深度。我们眼睛的视网膜是二维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两个相距几英寸的眼睛，所以左脑和右脑合并这两个图像给我们一个虚假的三维错觉。对于更远处的物体，通过观察当我们的头移动时它如何移动，可以判断它有多远。这就是所谓的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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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视差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孩子们有时会抱怨“月亮在跟着我走”。因为大脑难以理解像月球这样遥远物体的视差，因此仿佛月亮总是在他们“身体”后面的一个固定距离上，但它只是一种由大脑取捷径引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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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未来 裂脑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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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奇特的裂脑患者的病例中，可以看到大脑的实际结构不同于一个公司的企业层次结构。大脑的一个不寻常的特点是，它有几乎相同的两半，或称半球，左半球和右半球。科学家们一直在想，为什么大脑要有这种不必要的两个半球呢，因为大脑即使去除一个半球仍可以运作。正常的企业层次结构没有这种奇怪的特征。此外，如果每个半球都有意识，这是否意味着在我们的头颅中有两个独立的意识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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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学院的罗杰·沃尔科特·斯佩里（Roger W．Sperry）博士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奖，他显示大脑的两个半球是不准确的彼此的复制品，但实际执行不同的任务。这一结果在神经学中引起轰动（也催生了一个引起怀疑的自助书籍的作坊式行业，主张将左脑、右脑的二分法用到你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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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里是治疗癫痫的医生，这些癫痫病人患有由于两个半球之间的反馈回路偶尔失去控制引起的癫痫大发作。就像一个麦克风，由于一个反馈回路失控，它在我们耳边尖叫一样，这种发作可能会危及生命。斯佩里医生开始通过切断连接两个大脑半球的胼胝体，使它们不再沟通和共享身体左侧与右侧之间的信息。这通常停止反馈回路和癫痫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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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些裂脑患者似乎完全正常。他们是敏捷的，可以进行自然的对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但是仔细地分析这些人表明，这些人有一些地方是很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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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当思想在两个半球之间来回流动时，两个半球是相辅相成的。左脑偏重于分析和逻辑思维。发现左脑是具有语言技能的地方，而右脑更具有整体性和艺术性。但是左脑是占主导地位的，作出最后决定。命令从左脑通过胼胝体传到右脑。但如果连接被切断，这意味着右脑现在摆脱了左脑的控制。也许右脑可以有它自己的与占主导地位的左脑的愿望相矛盾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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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一个头颅内可能有两个意志在活动，有时候相互斗争以争夺对身体的控制权。这就产生了奇异的情况，左手（由右脑控制）好像是外星人的附属物一样，开始独立于你的愿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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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病例记录，病例中的人想用一只手拥抱他的妻子，却发现自己的另一只手在做完全不同的事，它递了一个钩子到她的脸上。另一个女人说，她用一只手挑选一件衣服，却发现自己的另一只手抓住一件完全不同的衣服。还有一个人晚上睡觉时难以入眠，以为他的另一只反叛的手会掐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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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裂脑病人认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卡通世界里，一只手试图控制另一只手。医生有时称此为异手症（又称奇爱博士症），因为在这部《奇爱博士》电影的一个场景中，一只手对抗另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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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里医生在详细研究裂脑患者后得出结论，在一个单一的大脑中可能运行着两个不同的意识。他写道，每个半球“的确是代表这个半球的意识系统的，知觉、思维、记忆、推理、意愿、情感，在特征上全都在一个人的水平上，还有……左半球和右半球可能是同时有意识的，两种思维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思维的体验是平行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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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采访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医生，一位裂脑患者研究的权威时，我问他，怎样做实验才能检验这一理论。他告诉我，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与每个半球分别沟通而无须知道另一半球的情况。例如，戴上特殊的眼镜可以让每只眼睛分别看到提出的问题，就可以容易地针对每个半球提问。困难的是要从每个半球得到答案。因为右脑不能说话（语言中枢仅位于左脑），所以很难从右脑得到答案。加扎尼加医生告诉我，为找出右脑在思考什么，他创建了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采用拼字的办法可以让不会说话的右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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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询问病人的左脑，他毕业后想做什么。病人回答说他想成为一名绘图员。但当他问病人右脑同样的问题时，事情变得很有趣了。不会说话的右脑拼写出来的话是：“赛车手”。右脑不让占主导地位的左脑知道他对未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右脑确实有它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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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塔·卡特写道：“这其中的可能含义是意识相互斗争。这暗示着在我们的头颅里可能都有一个一言不发的俘虏，他有着与我们日常所相信的我们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人格、野心和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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