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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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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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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授权的科学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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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期刊论文看科学与实践的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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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理查德·怀斯曼的搞笑实验室（Richard Wiseman’s Laugh Lab）在网上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来自70多个国家的35万参与者中，有55％的人认为世界上最可笑的笑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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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猎人去森林捕猎，其中一个人突然倒下，双目无神、呼吸停止。另一个人马上拿出手机拨打求救电话。他气喘吁吁地叫道：“我的朋友死了！我该怎么办？”接线员说：“请镇定下来，我会帮助你的。首先，我们要确定他是否真的已经死亡。”电话那端沉默了片刻，然后……一声枪响……“好了，现在确定了，接下来我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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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调查数据如此，但依照怀斯曼个人对实际研究进程所作的描述［参见他的新书《怪诞心里学》（Quirkology）］，“这其实是世界上最乏味的笑话才对——这种插科打诨只能让人微笑，却很少让人放声大笑。但是与许多探索一样，过程总是比结果更为重要。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应着眼于什么会使人发笑、笑声如何使人长寿、幽默怎样有利于民族团结、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喜剧动物”。这本书用第一人称叙述，包含了过程而不只是结果，作为科普书籍还是值得读一读的，它起码可以让读者了解科学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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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科学论著，我称之为“阐释叙述”——这类作品号称遵循了一种并不存在的“观察—假设—预言—实验”的科学模式，采用整齐简洁的“介绍—方法—结论—讨论”的步调，一步一步地平铺直叙。这类著作就像一部自传，还是喜剧演员斯蒂芬·赖特（Stephen Wright）所说的那种“自己正在写的、未经授权的自传”，除了自身这一固定类型外，任何其他类型的著作都被定性为虚构。正统科学著作就像“辉格史学”（Whiggish history）——从结论引出导致结论的阐述，将史实和事件利落地嵌入因果链中，由此得出必然的逻辑结论和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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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统科学论著，我称之为“实践叙述”——这类著作往往能够给读者展示科学的真正进程。这是一个交织着长期经验和主观直觉、任意猜想和偶然发现的过程。科学，就像生活一样杂乱和随机，充满了离奇的意外、意想不到的岔路、偶然的发现、意料之外的遭遇和无法预期的结果。近年来，那些以第一人称记载科学家自身实验经历的著作之所以会取得成功，部分归功于科学进程的混乱。这一特点，在以剖析生命特性为主题的著作中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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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和斯蒂芬·迪布内（Stephen Dubner）合著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一书中，作者通过某些特例对动机的力量（power of incentives）进行阐释。例如，大多数贩毒者和母亲住在一起，因为只有公司高层才能赚大钱，其他人还贫困潦倒、债台高筑。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在《经济学中的自然主义：为日常生活中的谜团寻找答案》（The Economic Naturalist: In Search of Explanations for Everyday Enigmas）一书中，运用效益分析原则阐释了一些生活中的特殊问题：为什么汽车取款机（drive-up ATM）的键区设有盲文点（Braille dots）（答案：因为在一台机器上同时设置驾车取款和步行取款两种服务功能的成本较低）；为什么红色的鸡蛋比白色的鸡蛋贵（答案：因为红色鸡蛋需求量小，能产这种蛋的母鸡体型相对较大，消耗的饲料也较多）；为什么雨天打车很难（答案：因为雨天打车人多，大部分出租车司机能较早完成当日任务额）；为什么牛奶要储存在矩形硬纸盒中而软饮料要放在金属圆罐中（答案：因为直接从圆罐中喝软饮料比较困难，但把牛奶灌装和储存在矩形盒子里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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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谴责过那种硬生生将科技读物排名在通俗读物之上的可耻行为，并建议后者将自己提升为更高级的“综合科学”，将优秀科学论著与数据、理论结合，形成一种富有吸引力和实用价值的新型著作。在这里，我还要加上剖析生活细节，尤其是对科学怪异边缘的挖掘，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对科学产生兴趣。如此一来，在阐释叙述中用“数据让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开头的话，就可以换用实践叙述的方式开头：“哈！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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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传记中，怪异比数据更能出奇制胜。（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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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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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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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现场，死而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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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电视节目上的蒙昧主义与混淆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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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经历过死而复生吗？我没有，也没人经历过。但有许多人却说他们经历过，他们的经历还在2009年12月成了一期《拉里·金访谈》（Larry King Live，美国著名谈话类电视节目）节目的主题。我也上了这期节目，在一桌子信徒中间扮了一回典型的怀疑论者。其余嘉宾包括CNN医学通讯员萨尼亚·古普塔（Sanya Gupta），“新纪元”作家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一位曾在球场上“死去”的橄榄球裁判，还有一个名叫詹姆斯·赖宁格尔（James Leninger）、认为自己是二战飞行员转世的11岁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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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普塔率先发言，他回忆说，念医学院那会儿，每位住院医生都要学习确定死亡时间，要求精确到分钟；而死亡在时间上往往有长有短，根据情况的不同，有人几分钟，有人数小时。古普塔说，有些掉进冰河“死掉”的人，其实并没有死，他们的体温迅速下降，重要组织得以保护直到救援来临。换句话说，经历所谓“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的人，其实没有真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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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定义问题在嘉宾主持杰夫·普罗布斯特（Jeff Probst，《幸存者》节目的主持人）介绍橄榄球裁判时再度出现。杰夫说他“七年前在橄榄球场上死而复生”；古普塔加了一句，说他“死了2分40秒”。他们问我这怎么解释，我说：“他没有死！古普塔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我们没法说清某人是几点几分几秒死的。死亡不是这样的。死亡过程得花上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才能完成。裁判其实没死，只是处于濒死状态而已。”实际上，裁判在倒下后不久，就由一台自动体外去纤颤器（defibrillator）恢复了心跳。这里没什么奇迹，不值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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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讨论充斥着含糊的措词，而乔普拉在含糊其辞方面无出其右，他是这么解释濒死体验的：“有些传统观念认为，‘体内的我’是为社会所诱发的集体幻觉。不是我存在于身体里面，而是身体存在于我里面；不是我存在于世界里面，而是世界存在于我里面。”说到死亡，他又说：“诞生和死亡是生命连续体中的时空事件。因此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死亡的反面是诞生，诞生的反面是死亡。生命则是诞生和死亡的连续体，就这么连绵不断地存在着。”我问他，既然詹姆斯·赖宁格尔小朋友的身体正在被二战飞行员占据着，那他自己的灵魂哪儿去了？乔普拉再度报以乔普拉式金句：“试想面朝大海的情景，今天你看见许多波浪，明天看见的波浪就少一些……所谓‘个人’，实际是普遍意识的一种行为模式。”他指着主持人继续说道：“‘杰夫’其实并不存在，我们称为‘杰夫’的，其实是持续变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又以特定人格、特定心灵、特定自我、特定躯体的形式出现。要知道，青少年时的杰夫不是今天的杰夫，婴儿期的杰夫也不是今天的杰夫，那么哪个才是真正的杰夫呢？”听了这话，杰夫和我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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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古普塔，作为医生会如何应付死而复生这种医学奇迹？他接着就犯起了诉诸无知（argument from ignorance）的错：“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很久，起初觉得可以完全从生理学角度解释，但我后来看到了，验证了，最后也相信了，这时候我觉得有些事是没法解释的。就在那一刻——濒临死亡的那一刻——确实发生了已有科学知识解释不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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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不了又怎样呢？不能用自然的方式解释清楚，并不代表要用超自然的方式解释。这只说明我们并非无所不知。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扎根于科学的核心，正是因为有它，才让科学事业如此富于挑战。（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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