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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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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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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电击实验可以让我们看清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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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参与了一期《NBC日界线》的特别节目,在节目中重复了几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上世纪60年代的那个著名的电击实验。我和几位同仁严格仿照米尔格拉姆当年的实验程序:受试者先向一名“学习者”念出一列成对的单词[学习者由一位名叫泰勒(Tyler)的演员假扮],然后报出每一对的前一个单词,再由泰勒报出后一个,他一旦答错,一名权威人物[也是个演员,叫杰里米(Jeremy)]就会吩咐受试者按下一个盒子上的按钮,对泰勒施以15~450伏的电击(电击也是假的)。在米尔格拉姆当年的实验中,有65%的受试者将实验进行到底。我们的实验规模较小,拍摄时间只有两天,只够观察6名受试者,而这6人都以为自己在面试一部名叫《真疼》(What a Pain!)的最新真人秀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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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论是,人会盲从权威,乃至犯下罪行,因为人太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相比之下,我们的受试者却在实验的每一步都不情不愿,良心上也惴惴不安。第一名受试者埃米莉(Emily)一听说实验程序就直接退出,还紧张地大笑了一声说:“我真的不适合。”第二名受试者朱莉(Julie)对泰勒施加电击,加大到75伏时,泰勒发出呻吟,朱莉抗议:“我不想继续了。”杰里米催促:“你别无选择,我要你坚持到测试结束。”虽然我们这位演员用冰冷的语气发号施令,但朱莉还是守住了道德底线:“不行,抱歉,我知道接下去会怎样,我,我觉得这样不对。我不干了,我要退出。”事后,主持人克里斯·汉森(Chris Hansen)问她当时有何感想,朱莉说她抵抗权威是因为良心发现:“我不想伤害泰勒,只想退出,我感到生气,自己居然等到泰勒答错了五题才想到退出。抱歉,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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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三位受试者拉提法(Lateefah)在120伏时焦躁不安,到了180伏时更是身体扭曲。当泰勒惨叫着“啊!啊!让我出去!我不要继续了!让我出去!”拉提法向杰里米提出了如下道德恳求:“我知道痛的人不是我,但是我一听到他惨叫,听见他想出去,我的本能和直觉就似乎在叫我停下,因为我正在伤害别人,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伤害他,除了这是为了一档电视节目。”杰里米不为所动,冷冷说了一声“请继续”。拉提法加大电击,到300伏时,她的身体颤抖起来,这时汉森介入,终止实验,他问拉提法:“为什么杰里米说继续,你就继续了?”拉提法的回答让我们对人类的服从心理有了些许认识:“我不知道停下了会有什么后果,他——他就像没有情绪似的,我害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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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受试者是一个名叫阿拉尼特(Aranit)的男子,他不动声色地按完了第一组按钮,在180伏时停下向泰勒致歉——“真对不起,要弄疼你了”——然后又哄起他来:“加油,你可以的,快结束了。”实验结束,汉森问他:“电击他你心里难受吗?”阿拉尼特承认:“嗯,是,还真挺难受的,尤其是他不再答话的时候。”汉森又问他当时作何感想,阿拉尼特把责任一股脑推给实验中的权威人物杰里米,显示了心理学中的责任分摊原则:“是杰里米叫我继续的,我心想‘应该没有问题吧……’也就是说,我把责任全推给他了,自己什么都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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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亲人和同一组织的成员,我们是富有同情心、和蔼和善良的;而对其他部落的成员,我们是令人恐惧、残忍和邪恶的,这些都是人类道德本性中的倾向。电击实验所揭示的并非盲从,而是我们内心深处相互冲突的道德倾向。(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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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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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感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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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观察家庭、朋友和我们认同的社会群体,并用他们传出的信号修正自己的道德观,这是因为在进化之路上,这些特征有助于个人的生存和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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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回顾了我是如何重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的,我在实验中揭示:虽然大多数人都可能在权威人物的诓骗下伤害别人,但他们的态度是犹豫的,内心也不乏道德挣扎。米尔格拉姆为解释实验提出了“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把自己看成执行他人愿望的代理人”。在电击实验中,受试者由社会中的道德主体转变成了等级秩序中唯命是从的代理人。他这样写道:“有一个现象总是让我震惊,即我在全国各地的大学讲授服从实验,年轻人听了那些受试者的行为后目瞪口呆,还宣布自己绝对不会效仿,但就是这批年轻人,却在几个月后参了军,在战场上大肆施暴而毫无愧意,相比之下,电击别人的行径简直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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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敏锐的观察。对士兵在战场上的行为动机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对于这些研究,戴维·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中尉在富于洞见的著作《杀戮》(On Killing)中作了很好的总结。他说,士兵的主要动机不是政治、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兄弟义气。他这样解释道:“在情义深厚的男人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同辈压力,他们非常关心战友对自己的看法,宁愿战死也不愿意令战友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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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社会性的灵长类动物,我们会观察家庭、朋友和我们认同的社会群体,并用他们传出的信号修正自己的道德观,这是因为在进化之路上,这些特征有助于个人的生存和繁衍。我们不单是盲目地将自己交给权威,而是遵循道德共同体的指示,做出最合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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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有一期《心理科学展望》(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刊登了一篇论文,文中对米尔格拉姆的理论重新分析,还特别强调了“认同”的威力。文章的作者是3位心理学家,分别是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斯蒂芬·赖歇尔(Stephen D. Reicher)、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亚历山大·哈斯拉姆(S. Alexander Haslam)以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乔安妮·史密斯(Joanne R. Smith)。文中,3位作者把自己的范式称为“认同基础上的结盟”,他们这样写道:“实验的参与者可能对两种对象产生认同,一是实验主持人和他代表的科学界,二是学习者和他代表的一般大众。”他们认为,这个理论更好地解释了受试者为什么愿意在权威人士的命令下电击(或不电击)学习者:实验伊始,受试者认同的是实验主持人和他那个可敬的科研项目,可是当电压加大到150伏时,学习者开始大叫“喂,管实验的!我不做了,求求你,让我出去。我心脏不舒服,我不想继续了,放我出去。”这时,受试者的认同就转移到了学习者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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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实验里,150伏也正是受试者最有可能退出或抗议的时候。赖歇尔等人假设:“受试者在实验中听到了两个声音,它们互相竞争,争夺他的注意,并作出互相矛盾的指示。”在解释电压升到150伏之后受试者出现的道德挣扎方面,这个假设要比米尔格拉姆的“代理状态说”有力得多,因为米尔格拉姆只看到了受试者和权威主持者之间的关系,没有顾及受试者和学习者之间的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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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的模型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为那些纳粹官员开脱了罪责,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他们只是代理人,是受了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指使;这位艾希曼的行径,已经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了著名的概括,说他这是“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这样说来,那些官员还有道德责任吗?历史学家雅各布·洛佐维克(Yaacov Lozowick)在2002年的著作《希特勒的公务员》(Hitler’s Bureaucrats)中这样写道:“艾希曼和他的同伙杀害犹太人,不是意外地,不是漫不经心地,也不是盲从指令、甘当大机器里的小螺丝。他们是努力实施、用心设计,在许多年里遥遥领先。他们都是邪恶之峰上的登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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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一本名叫《过去好时光》(The Good Old Days)的书,列举了纳粹分子登上邪恶之峰的种种事实,比如党卫军中尉卡尔·克雷奇默(Karl Kretschmer)曾说过一句话:“看不得死人是一个弱点,要克服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杀人,杀多了就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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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神明保佑,习惯是可以改的,尤其是在道德群体的熏陶之下。(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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