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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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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每个人都是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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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模块式大脑是如何引导我们否认并扭曲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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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还在疑惑,为什么有些受过教育的聪明人会无视过硬的证据,继续相信生物进化是谎言、全球变暖是骗局,那么不要再胡乱猜测了。这一切都可以用我所谓的“逻辑隔水舱”(logic-tight compartment)来解释——所谓逻辑隔水舱,是指大脑中的若干模块,作用相当于轮船中的水密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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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的不同功能互相区隔、彼此协作或者冲突,这个概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是进化心理学的核心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罗伯特·库兹班(Robert Kurzban)在《为什么每个人(除了我)都是伪君子》(Why Everyone (Else) Is a Hypocrite)中写到,大脑被进化塑造成了一个多模块、多任务的问题解决器官,用老式的比喻,它是一把包含了各种工具的瑞士军刀;用新式的比喻,则是一部安装了各种应用程序的库兹班升级版iPhone。人脑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自我”来产生内部一致、彼此连贯、相互间没有冲突的信念。相反,我们的大脑是由许多独立而交缠的模块组成的,它们之间常闹不合。这些模块当中,有的在短期内引导我们渴望甜而多脂的食物,还有的则在长期内监督我们的体型和健康,它们之间就是冲突的。除此之外,主导合作和主导竞争的模块也是冲突的,就像主导利他和主导贪婪的模块,以及主导诚实和主导谎言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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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科学理论和较老、较天真的信念之间产生冲突时,区隔效应也会发挥作用。2012年,在《认知》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美国西方学院的心理学家安德鲁·施图尔曼(Andrew Shtulman)和约书亚·巴尔卡塞尔(Joshua Valcarcel)发现,观察对象在某些科学论断和自己既有的天真信念一致时,会更快地认同这些论断是有效的。相比之下,和既有信念相左的科学论断在大脑中处理得较慢,也较不准确,这显示“天真的信念并不会在获知和它们不相容的科学理论后消失,而是会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与后者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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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在信念的区隔中或许也起到了作用。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2010年刊登的文章《有了疑惑你就喊!》(When in Doubt, Shout!)中,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者戴维·盖尔(David Gal)和德雷克·拉克(Derek Rucker)发现,当观察对象的坚定信念遭到动摇时,他们“比起那些信念没有被动摇的对象……会更加坚定地为原来的信念辩护”。两位研究者由此推断,某一个信念的热情传播者,其实可能正怀着“呼之欲出的疑惑”,他们坚持不懈地对人传道,或许正说明他们的信念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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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逻辑隔水舱”还受到道德情绪的影响。这些情绪会通过一个叫做“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过程,引导我们对数据和证据加以歪曲。比如,那个存放宗教偏好的模块会引导信徒们寻找特定的事实,以证明自身的信仰。再比如,那个包含政治倾向的模块,如果它是偏向保守派的,就可能引导资本主义者相信:任何呼吁减少工业污染,宣扬全球变暖的说辞都是自由派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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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拆掉“逻辑隔水舱”之间隔绝彼此的舱壁呢?2012年,在《公共利益中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上,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芬·莱万多夫斯基(Stephan Lewandowsky)及同事提出了如下策略:“首先考虑揭穿真相会在对方的心灵模块中造成怎样的沟壑,再换一种解释将这道沟壑填满……为避免对方对于误解更加熟悉,要多强调你想要传达的事实,少重复对方的迷信。在提到某个迷信之前要先明确警示,力求引起对方在认知上的警惕,使其免受迷信的影响……要考虑你所传达的内容是否会威胁到听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果是,你就要面临世界观逆火效应(world view backfire effect)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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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揭露真相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把坏的谬论换成好的科学。(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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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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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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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力量——选择的神经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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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脑已经衍生出一套能够依据价值和效率对选择进行评估的计算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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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可变间隔强化程序(variable-interval schedules of reinforcement)中紧盯着一只白鼠,通过按动标志不同的两个按钮,在浓度分别为8%和32%的蔗糖溶液之间进行选择?没有?那你实在是太幸运了。为了那篇名为《老鼠的选择——刺激强化程度与质量的函数关系》(Choice in Rats as a Function of Reinforcer Intensity and Quality)的硕士论文,我浪费了整整两年的宝贵时光在斯金纳箱1(Skinner boxes)中做这种老鼠选择实验。那时我简直快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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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开始,行为主义的神秘黑匣就向神经学家敞开了。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里德·蒙塔古(Read Montague)出版的《为什么选择这本书》(Why Choose This Book)就是这方面的最新论著。在书中,蒙塔古指出,人类大脑已经衍生出一套计算程式,能够以价值和效率为标准对选择进行评估,“那些能准确估算选择成本和长期效益的人比其他人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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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也像经济一样,充满了多用途多种类的有限资源分配[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厄尔(Thomas Sowell)语],能量效率则是分配的最终依据。正如蒙塔古所说:“依据‘猎物是猎食者的能量电池’这一原则,猎食者在进化过程中衍生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捕捉、处理、存储和能量再利用的计算程式。”由于这套高效率的神经选择计算处理程序会随着遗传基因代代相传,大脑为此消耗的能量只相当于灯泡能耗的1/5。遗憾的是,这些高级计算程式的运行会受到诸多阻碍。譬如说,成瘾性药物会导致大脑多巴胺系统(dopamine system)的错误传导。多巴胺系统负责奖励那些对生物体最为有益的选择,比如获取食物、建立家庭和结交朋友等。而受到药物误导的多巴胺系统则会转为奖励其他次要的选择。人的思想有时也会产生类似药物的作用,即接管奖励信号,并将它传导入多巴胺神经元。这其中也不乏极端和错误的想法。例如,“天堂之门”2(the Heaven’s Gate)的邪教信徒相信自杀后便可以登上在海尔波普彗星(Comet Hale-Bopp)附近等候的外星飞船。而很多自杀性爆炸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宗教或政治方面的极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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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与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一书中,我曾提出,当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时,道德情感可以控制其他情感和情绪,譬如饥饿和性欲。把这些情感或情绪看作高效计算程式的代码,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计算处理进程的了解。需要能量时,我们首先会感觉饥饿,而不是计算食物的相对热量价值,随着食物的摄入,满足感也会逐步增长。与此相似,在选择性伴侣时,大脑中的计算程式会让人更容易受到优秀基因的吸引,这样的优秀基因代码包括端正的面孔、健美的身体、清新的肤色,以及腰臀比例为0.7∶1的女人或是比例为1∶0.7的男人。同样道理,在面对利己或无私的道德抉择时,人们会为自己的善恶选择而产生相应的自豪感或犯罪感。然而,以对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已经将道德程式的计算结果设为固定值。倒是饥饿、欲望和得意等类似情绪更像计算程式的直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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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们应当如何正确利用上述抉择理论呢?蒙塔古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简称fMRI)证明,某些品牌可以“通过预测奖励线路(reward prediction circuitry)改变大脑多巴胺的运输区域”,譬如可乐,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大脑中的一个重要决策区域中,可乐代表的不单是一个品牌,更是某种特殊的“味道”。就像可乐成为味道的代码、饥饿成为热量需求的代码、性欲成为繁殖需求的代码一样,快乐感和犯罪感也成了道德和不道德行为的代码。依此类推,如果能够将道德作为一种品牌推向市场,那么人类的大脑就会将评估和选定正确想法,为自己设置线路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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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这本激进论著的作者——已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我建议首先将自由原则作为品牌推向市场:在不妨碍他人同等自由的情况下,所有人都有思考、采信和按照抉择行动的自由。(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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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金纳箱(Skinner boxes):1938年,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设计制作的实验装置。箱子的构造尽可能地排除了一切外部刺激,白鼠可以在箱内自由探索。箱内有一根突出的杠杆。杠杆的上方有电灯,下方有一食盘。箱外有一电动鼓转动计时并记录杠杆被压动的次数。当箱内的动物压动(如啄、碰等)杠杆时,就会得到一粒食丸的强化。以此来研究动物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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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堂之门(the Heaven’s Gate):美国新兴教派中相信UFO存在的一个分支教派。这类教派的共同特点是都相信飞碟、外星人的存在。其中许多人认为,人的灵魂原本也是从外星球来的,只是为了追求物欲,才进入了躯体。天堂之门的教徒相信海尔波普彗星是他们的“指向标”——从外星球派出的太空船将人们带往“他们的世界”的时间的标志物。彗星后面紧跟着的飞碟就是来接他们回去的。1996年10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郊区的一套豪华别墅里,39名天堂之门的教徒集体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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