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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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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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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创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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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之际，科学与宗教继续唇枪舌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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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举世欢庆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之际，我采访了几位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的人士，希望弄清这一重大科学理论为何至今仍备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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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布什（Anthony Bush）是英格兰布里斯托尔诺亚方舟农场场主，为人十分友善。他认为“疯狂的美国创世论者”在混淆视听，竟然说地球只有6,000岁。我反问他：“那你认为地球的历史有多长？”“根据我的计算，大约有10万年；如果从亚当、夏娃时期算起，则有2.1万年。”（实际上，布什先生的估算后面少了5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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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追问，有许多地质证据表明地球的历史更为久远，这该如何解释？比如地层中的沙岩——松散的沙子经受长年高压形成的坚硬岩层。布什解释说，地层好比树的年轮，会随着时间增长。这倒是个有趣的类比。只可惜，树木年年长大，却未见沙子变成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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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塔基州彼得斯堡的创世博物馆里，我被告知地球产生于公元前4004年，与美索不达米亚人（Mesopotamians）发明啤酒同时期（据说“这是世俗时间表”）。博物馆内食草恐龙的立体模型围满了孩子，其中有一头暴龙和一头犹他盗龙。标牌上写着，大洪水之前，这些恐龙的尖牙利爪是用来撬开椰子壳的。但蛇诱惑夏娃和亚当偷吃禁果后，恐龙就变成了食肉动物，人类也成了罪人，诺亚不得不把动物聚集到方舟上（立体布景重现了这一场景，岸上的人站在即将被洪水淹没的岩石上大声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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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后一个采访对象名叫乔治亚·珀德姆（Georgia Purdom），一位谦和聪慧的女士（俄亥俄州立大学分子遗传学博士）。她认为，一个人的世界观（宗教观还是世俗观）将决定他对信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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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并不赞同。人类基因组计划（the Human Genome Project）的前任负责人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是虔诚的再生福音教信徒，同时也坚信进化论。他在《上帝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God）一书中提出，DNA的古老重复序列（ancient repetitive element，简称ARE）产生于跳跃基因（jumping gene）。跳跃基因能够不断自我复制并嵌入基因组的其他位置，但不表达任何功能。对比人和老鼠的基因段可以发现，ARE出现的位点相同。柯林斯由此断定，“除非是上帝故意想迷惑、误导我们，把不完整的ARE准确地放在同一位置上；否则结论只有一个：人和老鼠拥有共同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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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德姆认为柯林斯的结论有误，因为“他首先不认同创世纪（Genesis）的圣经历史，是以自己对历史的认知为出发点，而不是根据圣经历史去理解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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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科学生搬硬套到圣经中绝非易事。在北佛罗里达大学的展览上，我和休·罗斯（Hugh Ross）就有过一番争论。罗斯是“信之有理”（Reasons to Believe）组织的创始人及首席圣经宇宙论者，同时也是古老地球创世论的支持者。他认为圣经的作者在诸多篇章里介绍了宇宙的膨胀：《约伯记》第9章第8节，上帝“铺张苍天”；《以赛亚书》第40章第22节，上帝“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在这些希伯来语句中，natah是关键词，意思是像毯子或帐篷一样“铺开”，也象征天空和恒星组成的苍穹。古代《希伯来书》的宇宙论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并借鉴了早期美索不达米亚人创立的宇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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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罗斯纯粹是事后诸葛亮。他遍阅经卷，专门截取那些看似与科学沾边的含糊句段。如果他们发现宇宙实际上是一个最终会崩溃的封闭空间，他们肯定又会以《约伯记》第9章第7节作为依据，上帝“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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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万变不离其宗。（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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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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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帝打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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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是一些人心灵的寄托，而且它还有一些附加作用：比如提供机会和场所，让你扩大社交圈子，找到一起逛街、一起打保龄的朋友。不过，别奢望宗教能让社会风气有多大改善，实际上，“慈悲”的宗教对此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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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社会健康的必要成分吗？研究者们各执一词。一方面，独立学者格雷戈里·保罗（Gregory S. Paul）2005年在《宗教与社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民主繁荣时期量化的社会健康、大众的宗教虔诚以及世俗主义相互关系的跨国研究》（这里的“世俗主义”，是指只关注现实社会，不重视宗教信仰或者没有宗教信仰）。他在文中指出，在18个发达国家中，宗教信仰度（以是否信仰上帝、是否奉行圣经直译主义1、参加祈祷以及服务活动的频率为衡量标准）和社会健康（以杀人案件发生率、儿童死亡率、平均寿命、性病感染率、未成年少女早孕率、堕胎率为衡量标准）呈现负相关。“一般而言，在发达国家中，对造物主的信仰度越高，杀人案件发生率、青少年死亡率、性病感染率、青少年早孕和堕胎率也越高。”的确，美国不仅在宗教信仰度方面首屈一指，在杀人案件发生率、性病感染率、堕胎率和青少年早孕率上也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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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阿瑟·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在《谁真的在乎》（Who Really Cares）一书中提出，一旦涉及慈善捐献和义务工作，“热心的自由派”、“冷酷的保守派”之类的荒诞说法面对林林总总的量化标准，很快就不攻自破。保守派的捐款比自由派多30％（甚至在控制收益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投入了更多心力，义务服务的时间也比自由派长。总的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慈善活动中的捐赠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多3倍，即便在非宗教性的慈善事业上，信教者的捐赠也比他人多14％，而且教徒中乐于帮助流浪者的比例比非教徒多出57个百分点。在社会健康方面，认为自己“非常快乐”的慈善捐赠人比非捐赠人多43％；自认健康状况良好或非常好的捐赠人比非捐赠人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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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左翼和右翼可否由宗教划分呢？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和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他们合著的《神圣与世俗》（Sacred and Secular）一书中，比较分析了32个国家过去10年内的37次总统和议会选举的选举制度。研究数据表明，70％的虔诚教徒（1周至少参加1次宗教活动）会投票给右翼党派，只有45％的非宗教人士（从不参加宗教活动）会支持右翼党派。这种影响在美国尤为突出。以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在预测哪些人会投票给布什，而哪些人会支持戈尔的问题上，宗教信仰超越了社会阶层、职业划分以及地区差异，成为迄今最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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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理论也许有助于解释上述差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一个人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交网络以及从中衍生的互信互惠原则”。例如，通过研究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这个项目主要调查各国人民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的数据资料，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发现，“参与宗教”的人数和“非宗教社团”（包括妇女、青年、和平、社会福利、人权以及环保团体，甚至保龄社团等等）成员人数之间存在一种正比关系。“在很多（但不是全部）信仰中，宗教机构为居民提供聚会场所，让邻里相交往来，并培养利他主义，由此巩固了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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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社会资本虽然能让人们为慈善活动慷慨解囊，也能为人们创造成为群体成员的机会，但在处理杀人、性病、堕胎、青少年早孕等弊病方面，无法与世俗社会资本相提并论。原因有三：第一，这些弊病皆另有起因；第二，世俗社会资本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更具优势；第三，这些弊病涉及个人自身道德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我把这种联系称为道德资本，它主要是在家庭中形成。家庭，作为在人类进化史上比宗教和政府更早出现的基本社会单元，无论是否信教，都能巩固强化道德对攻击行为和性行为的制约作用。（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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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经直译主义（biblical literalism）：完全依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圣经，在各种解经方式中，是比较极端的一派。信仰圣经直译主义的人通常无法接受进化论，他们主张圣经无谬误，相信其中的字句全都是真实事件的记录，包括对上帝七天创世都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