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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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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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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帝打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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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是一些人心灵的寄托，而且它还有一些附加作用：比如提供机会和场所，让你扩大社交圈子，找到一起逛街、一起打保龄的朋友。不过，别奢望宗教能让社会风气有多大改善，实际上，“慈悲”的宗教对此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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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社会健康的必要成分吗？研究者们各执一词。一方面，独立学者格雷戈里·保罗（Gregory S. Paul）2005年在《宗教与社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民主繁荣时期量化的社会健康、大众的宗教虔诚以及世俗主义相互关系的跨国研究》（这里的“世俗主义”，是指只关注现实社会，不重视宗教信仰或者没有宗教信仰）。他在文中指出，在18个发达国家中，宗教信仰度（以是否信仰上帝、是否奉行圣经直译主义1、参加祈祷以及服务活动的频率为衡量标准）和社会健康（以杀人案件发生率、儿童死亡率、平均寿命、性病感染率、未成年少女早孕率、堕胎率为衡量标准）呈现负相关。“一般而言，在发达国家中，对造物主的信仰度越高，杀人案件发生率、青少年死亡率、性病感染率、青少年早孕和堕胎率也越高。”的确，美国不仅在宗教信仰度方面首屈一指，在杀人案件发生率、性病感染率、堕胎率和青少年早孕率上也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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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国雪城大学教授阿瑟·布鲁克斯（Arthur C. Brooks）在《谁真的在乎》（Who Really Cares）一书中提出，一旦涉及慈善捐献和义务工作，“热心的自由派”、“冷酷的保守派”之类的荒诞说法面对林林总总的量化标准，很快就不攻自破。保守派的捐款比自由派多30％（甚至在控制收益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投入了更多心力，义务服务的时间也比自由派长。总的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慈善活动中的捐赠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多3倍，即便在非宗教性的慈善事业上，信教者的捐赠也比他人多14％，而且教徒中乐于帮助流浪者的比例比非教徒多出57个百分点。在社会健康方面，认为自己“非常快乐”的慈善捐赠人比非捐赠人多43％；自认健康状况良好或非常好的捐赠人比非捐赠人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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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左翼和右翼可否由宗教划分呢？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和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他们合著的《神圣与世俗》（Sacred and Secular）一书中，比较分析了32个国家过去10年内的37次总统和议会选举的选举制度。研究数据表明，70％的虔诚教徒（1周至少参加1次宗教活动）会投票给右翼党派，只有45％的非宗教人士（从不参加宗教活动）会支持右翼党派。这种影响在美国尤为突出。以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在预测哪些人会投票给布什，而哪些人会支持戈尔的问题上，宗教信仰超越了社会阶层、职业划分以及地区差异，成为迄今最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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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理论也许有助于解释上述差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一个人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交网络以及从中衍生的互信互惠原则”。例如，通过研究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这个项目主要调查各国人民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的数据资料，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发现，“参与宗教”的人数和“非宗教社团”（包括妇女、青年、和平、社会福利、人权以及环保团体，甚至保龄社团等等）成员人数之间存在一种正比关系。“在很多（但不是全部）信仰中，宗教机构为居民提供聚会场所，让邻里相交往来，并培养利他主义，由此巩固了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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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社会资本虽然能让人们为慈善活动慷慨解囊，也能为人们创造成为群体成员的机会，但在处理杀人、性病、堕胎、青少年早孕等弊病方面，无法与世俗社会资本相提并论。原因有三：第一，这些弊病皆另有起因；第二，世俗社会资本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更具优势；第三，这些弊病涉及个人自身道德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我把这种联系称为道德资本，它主要是在家庭中形成。家庭，作为在人类进化史上比宗教和政府更早出现的基本社会单元，无论是否信教，都能巩固强化道德对攻击行为和性行为的制约作用。（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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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经直译主义（biblical literalism）：完全依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圣经，在各种解经方式中，是比较极端的一派。信仰圣经直译主义的人通常无法接受进化论，他们主张圣经无谬误，相信其中的字句全都是真实事件的记录，包括对上帝七天创世都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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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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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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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现论能否打破还原论的魔咒，使神性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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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意大利数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开始寻找一些自然定律。他晃动钟摆，将球滚下坡道，观察木星的卫星，他所做的一切无意间将一个“妖精”带到了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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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械论世界观（mechanical worldview）大获成功，以至到了19世纪初，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 erre-Simon Laplace）能够“设想一种智慧生物，他们可以洞晓自然界某一特定瞬间的所有力量，以及构成世界的所有物质的位置……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万能公式，推演出宇宙中最大物体和最小原子的运动。有了这种理解力，就没有任何东西无法确定了”。［这种生物被称为拉普拉斯妖（Laplace’s d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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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初，科学有望实现拉普拉斯妖的壮举。拉普拉斯妖撒下了一张广阔的“因果关系网”（causal net），将过去和未来所有的前因后果都联系起来，试图把所有复杂的现象还原为简单的要素。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尖锐地指出还原论的哲学本质：“所有的解释总是像箭头一样向下递推：从社会到人、到器官、到细胞、到生物化学、到化学，最终推到物理学。”但在这样一个囊括万象、自圆其说的宇宙中，上帝的位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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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的答案是：将神自然化。考夫曼是加拿大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大学生物复杂性与信息学研究中心的创建人，也是复杂性理论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新书《重塑神圣》（Reinventing the Sacred）中，运用一套全面的涌现和自我组织理论（theory of emergence and self-organization），颠覆了还原论者的因果顺序。他认为该理论“不会打破物理定律”，也无法用物理定律来解释。考夫曼宣称，上帝“不过是我们为自然界、生物圈和人类文化中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所起的一个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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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夫曼的涌现宇宙理论里，还原主义并不算错，只是不够完整。在科学史上，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还有一些谜团它尚不能解开，例如生命的起源、生物圈、意识、进化、道德和经济等。还原论者是如何解释生物圈的呢？“一种方法就是按牛顿的思路，写出生物圈的进化方程，并求解方程。但这一点根本办不到。”考夫曼断言，“我们无法预知生物圈里会出现哪些新功能，因此我们就无从知晓应该把何种变量（比方说肺和翅膀等）代入方程。在牛顿的科学理论框架中，我们要预知变量、变量之间所遵循定律和初始边界条件，然后才能计算出系统的预期行为。但是，这种方法无法帮助我们预言生物圈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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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夫曼提醒说，这可不仅仅是一个计算能力的认知问题，还涉及不同层次、不同原因的本体论问题，是在更高级别的复杂层次上涌现出来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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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道德和经济的自我组织及涌现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本体性差异。在《市场心灵》（The Mind of the Market）一书中，我描述了经济和进化这两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如何在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中学习和成长、自身催化、形成自驱动反馈回路（self-driving feedback loop）等。由此，我由衷地感激考夫曼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他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这一现象“不能从物理学中推演出来。它们拥有自身的因果动力，是宇宙中自然涌现出来的真实实体（real entity）”。考夫曼认为，这种自然涌现的创造过程“如此令人震惊、无法抗拒，如此令人敬畏、感激和敬仰。对很多人而言，堪称神迹。上帝，一个完全自然的神，正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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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斯图尔特·考夫曼在地球上两个最神圣的地方——意大利的科托纳和加利福尼亚的依沙兰——举办的有关科学与宗教交叉研讨会上共度了一段时光。他是我认识的最具神性的科学家之一，具有无比的热情和普世的宽容。他的“2.0版上帝”是一个值得崇拜的神。但我怀疑这个上帝能否取代1.0版的上帝——耶和华（Yahweh）。要知道，后者在青铜时代的纲要已经在人类的大脑和文化中传播了6,000年。（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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