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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诞生之初，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备受争议。自然选择是否意味着永无休止的优胜劣汰？自然界真是强者的天下吗？让我们来还原一个真实的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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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7月2日，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共同发现者——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给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一封信中哀叹：“看到那么多知识分子无法理解自然选择的自动运作和必然影响，我实在备受打击。思来想去，我发现，尽管‘自然选择’这一概念和阐释方式对我们内行人来说清晰完善，但在信奉自然主义的大众看来，却艰深难懂。”华莱士认为误解源于“自然选择”本身。乍一听，似乎“有个独具慧眼的‘高人’在洞悉万象，发号施令”。此外，华莱士认为该术语暗示“‘自然选择’同时具有思想性和方向性”，容易产生歧义，建议改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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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华莱士不幸言中，由此产生的两种谬误流传至今：一、进化具有可预知的方向性；二、生存完全取决于对残酷竞争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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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误一错在把自然选择当作一种外力，而非一个过程。所谓的“选择”既不是为了善意的生存——好比养鸽人培育优良品种，也不是为了恶意的灭绝——就像纳粹在集中营屠杀囚犯。自然选择是无法预见的——它不能预测物种为了生存会发生何种变化。在给小女儿解释进化论的时候，我曾错误地把北极熊称为陆地哺乳动物和海洋哺乳动物间的“过渡物种”。实际上，北极熊并未向海洋哺乳动物转变，它们只是很好地适应了北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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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其实很简单：生物的特质越适应环境，就能繁殖出更多的后代。这个现象被称为“差别繁殖成功率”（differential reproductive success）。正如谬误二所言，身高体壮、敏捷凶猛的竞争者更容易繁衍后代。但事实上，那些弱小、迟钝却善于协作的生物体也同样生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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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排斥进化论是因为谬误二，它让人联想起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男爵（Alfred, Lord Tennyson）悲怨的哀叹——“自然就是尖牙利爪下的竞争”。达尔文的铁杆捍卫者赫胥黎在一系列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对生命的“角逐”做了进一步升华：自然界“最强壮、最敏捷、最狡猾的生物终日为了生存而战”。这一谬误就此流传下来。在本·斯坦（Ben Stein）最新的纪录片《驱逐进化论》（Expelled: No Intelligence Allowed）中，达尔文主义竟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大屠杀扯上了关系。出于对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的误解，安然公司（Enron）前CEO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把残酷的竞争看作进化的唯一力量，并把该理论应用到公司管理中，出台了臭名昭著的“分级淘汰”（rank and yank）员工评估系统。不仅造成大批员工失业，还引起诸多同行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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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2年，这种生命观就受到质疑。当时，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罗波特金（Petr Kropotkin）出版了《互助》（Mutual Aid）一书，驳斥赫胥黎和斯宾塞。在提及斯宾塞的“适者生存”论时，克罗波特金写道：“如果我们追问自然界：‘何谓适者？是那些不断彼此残杀的生物，还是那些相互扶持的生物？’我们立即就会发现，懂得彼此扶持的动物才是真正的适者。”时间告诉我们，物种之间既存在争斗，又需要彼此协作。达尔文主义正好说明了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合作的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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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与达尔文同一天（1809年2月12日）出生的还有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他在美国内战前夕的第一次就职演讲中，就力图调和人类的二元本性：“记忆的神秘琴弦，从每一个战场和爱国志士的坟墓伸向这片广阔土地上每一颗跳动的心和家庭，必将再度被我们善良的天性所拨响，那时便会高奏起联邦大团结的乐章。”（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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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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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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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尔文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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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和进化论并非水火不容、誓不两立，实际上，虔诚的基督徒也有理由追随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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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的民意调查表明，70％的福音派基督徒相信生物体永远保持着现在的形式，只有32％的新教徒和31％的天主教徒持有相同的观点。从政治角度看，60％的美国共和党成员属于神创论者，只有11％相信进化论；而在美国民主党人中，神创论的追随者仅占29％，44％则接受了进化论。2005年的一项哈里斯民意调查表明，有63％的自由主义者相信人和猿拥有共同的祖先，只有37％的保守主义者认同这一点。这些数据证明，拒绝相信进化论有宗教上和政治上的理由。一个人能否既是保守派基督徒，又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徒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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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化论能与神学兼容。基督徒信奉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创造宇宙是在10,000年前，还是在10,000,000,000年前，有什么关系？无论数字后面跟着多少个零，创世的壮举总值得人们崇敬。是上帝说几句话就创造了世界，还是自然力量创造了生命，又有什么关系？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创造过程，生命形式的复杂宏大都值得人们敬畏。基督徒（实际上，所有宗教信徒）都应该接受现代科学，以古代文献无法企及的深入细致来解读那些伟大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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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创论在亵渎上帝。在以智能设计为核心的神创论中，上帝就像个钟表匠，只会用手边的零件组装生物体。这样的上帝不过是个比我们高明不了多少的基因工程师。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必须摆脱这些人类行为，或者类似人类行为的束缚。就像新教神学家兰登·吉尔基（Langdon Gilkey）笔下所写：“基督徒的思想，应该远远超越人类艺术中那种简单的神、人同形同性论，所有源自人类艺术的直接类比都应该受到系统批判。”将上帝比作钟表匠，无疑是对上帝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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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化论解释了原罪和基督教模式的人类本性。作为一种社会性灵长类动物，我们演化出族内亲善和族间对抗。出于人类的本性，我们既合作又竞争，既无私又自私，既贪婪又慷慨，既爱好和平又渴望战争——总之，是既善良又邪恶。在进化过程中，道德准则和法治社会惩恶扬善，对我们的本性起着不可或缺的磨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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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化论为家庭价值释疑。下面要谈到家庭和社会得以建立的基本特性，这是人类和其他社会性动物共有的，包括依附与联结、合作与互利、同情与移情、解决冲突、关心社会、渴求荣誉，以及对团体社会规范的响应。作为一种社会性灵长类动物，人类进化出道德，以增强家庭和群体的生存能力。然后，在进化得相当成熟的人类道德天性的基础上，宗教才进一步制订出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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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化论说明了基督教具体的道德规范。基督教的很多道德信条都涉及人际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实话实说和婚姻忠诚。一旦触犯这些规则，就会导致严重的信任崩溃，而信任则是建立家庭和社区的基础。进化论阐释了人类发展成为单配偶制灵长动物的过程，以及通奸行为对信任的破坏。实话实说对我们社会中的相互信任也同样至关重要，因此，说谎是一种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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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化论阐释了保守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可以与亚当·斯密1的“无形的手”相提并论。达尔文阐释了复杂设计和生态平衡如何成为有机体个体之间竞争的无意识结果。亚当·斯密则描述了国家财富与社会和睦如何成为人类个体之间竞争的无意识产物。自然的“经济”折射出社会的经济。它们都是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构建的。既然大多数基督徒和保守派的核心价值观都可以在进化论中找到科学依据，他们理应接受进化论。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必要的争端必须到此为止，否则，就如同《圣经·箴言》所警示的那样：“扰害己家者，必承受清风。2”（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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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当·斯密：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之父。他的著作《国富论》被认作是西方经济学的圣经。他认为自由竞争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让市场经济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能够自发地合理配置资源，并促进社会和谐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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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受清风：文中提到的箴言原意接近“家和万事兴”，劝诫人们不要损害群体利益和家庭和睦，否则会自食恶果。文中引用这句箴言还与著名的“猴子审判”有关。1925年，一位教师因违反禁令，公开教授进化论而遭到逮捕。两位当时顶尖的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引来美国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这次辩论是进化论向上帝挑战的典型案例，后来被搬上百老汇舞台，多次翻拍成电影，电影的名字就叫《承受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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