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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就同一问题对我进行“轰炸式”的提问后，最终还是把话题转到了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的社会影响上。我刚刚完成一本进化经济学的新书《市场精神》（The Mind of the Market）。书中，我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自然选择进行了关联，阐明了资本家如何长期运用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调控自由竞争：从20世纪早期的适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corporations）到安然公司（Enron）的前首席执行官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斯基林曾说，他在哈佛商学院时，最喜欢的书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斯坦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态度却非常热诚。直到我看完他的电影，才明白个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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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进化论》力求阐释：达尔文主义是无神论、法西斯主义和各种种族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人类正处于两种意识形态——科学与自然世界观和宗教与超自然世界观的战争中。前者导致了古拉格群岛1（the Gulag Archipelago）和纳粹毒气室的产生；后者带来了自由、公正和美国方式。从课堂和文化中驱逐智慧设计论，将把人类无情地引向毁灭。影片是黑白片，中间生硬地穿插了许多进化生物学家的采访片段，并按照由低到高的恶性级别一一罗列：暴徒痛打一个体重不足45千克的小个子；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里的一个角色被恶猩猩拿水管狂浇；在联合国，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用拳头猛敲桌子；试图攀越柏林墙（the Berlin Wall）的东德人被逮捕；纳粹用推土机将焚尸遗骸和大屠杀遇害者推入万人坑。影片的意图显而易见：达尔文主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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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进化论》是连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著名电影人）都望尘莫及的，完全可以获得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客观报道金棕榈奖（the Palme d’Or Award）。显然，它的市场是面向教会、宗教组织和保守基督徒的。在美国基督教媒体会议（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 convention）上，我看到斯坦和制片人受到热烈欢迎，与会者都收到了一份《驱逐进化论》的“资源汇集套装”，包括电影海报、保险杠贴纸（bumper stickers）、内容梗概、来自超前智慧设计发展协会（the pro-intelligent design Discovery Institute）的资料，甚至还有一个“挤压式”的口哨。此外，还有一张DVD，包括对支持智能设计论人士的采访，以及如何“与达尔文共进晚餐”的建议。通过阅读讨论指南、观看DVD和电影，你就会知道“好科学”应该支持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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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到，进化论其实与宗教无关呢？所谓的“好科学”只是好数据和好理论的产物，并不是“适用于圣经”的科学。在《驱逐进化论》以后，谁还会再把本·斯坦当回事？谁？没有人？（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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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是俄文“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简称的音译，群岛是取其象征含义，即古拉格下辖的各劳改营。作家借此来比喻苏联人民生活在失去自我的专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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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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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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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者的怀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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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战场上，科学家应该向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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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注重收集数据和统计资料，崇尚证据和实验的价值。我们这些“理性看世界”的人，手中还有一件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工具，那就是善于雄辩、身经百战的逻辑学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所运用的敏捷的推理方法。希钦斯曾在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访谈节目中对查利·罗斯（Charlie Rose）哀叹，因为食道癌，他要“提前一点离开队伍了”。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科学训练，但在应该如何看待非科学论题方面，希钦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我眼中，他那独一无二、令人羡慕的抽丝剥茧、一针见血的论辩技能，足以成为任何伪科学噱头制造者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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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可以很好地观察和仿效希钦斯的这种能力，即纯粹通过思维来探查和剖析那些唬人的鬼话。在看到一个卖药的江湖骗子如何欺诈印度穷人之后，这位纯文学作家在2003年的《石板》（Slate magazine）杂志专栏中愤怒地进行了声讨，其中一句话可以称得上至理名言：“没有证据就能作出的论断，不需要证据便可以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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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家，在对某个论题表示支持或进行驳斥时，如果有证据，我们当然更倾向于使用证据，而不仅仅依靠逻辑分析。希钦斯由电视系列节目《行星地球》（Planet Earth）中的一集而引发出的对于神创论固有缺陷的反思，是他富有洞察力的思考以及有效运用反证的精彩案例之一。这一集讲述的是生活在地下的生物，希钦斯在观看时注意到盲螈（blind salamander）其实是有“眼睛”的，“仅剩的那一对轻微凹陷就是标志”，他在2008年《石板》杂志的评论中记述道，“我还在尝试领会其中的含义时，戴维·阿滕伯勒爵士（Sir David Attenborough，《行星地球》的解说）那迷人的嗓音就告诉我，这些地下世界的居民如何花费了千百万年的时间放弃了它们曾经拥有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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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创论者在眼睛问题上做过许多文章，认为自然选择的阶梯式渐进过程不可能塑造眼睛这样的器官，因为眼睛“复杂到了不可简化的地步”，也就是说，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部件，这个器官都会失效。就连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都对眼睛问题感到棘手：“眼睛具有许多无可比拟的‘发明创造’，能针对不同距离调节焦点，能接纳不同数量的光，还能校正球差和色差。要说所有这些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我坦白承认，这似乎是极其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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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上帝创造了眼睛，那么创世论者如何解释盲螈呢？“他们最多能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希钦斯深思道，“不过，地下蝾螈先有眼睛后变盲也可能是自然选择的另一种体现，细想一下就会发觉，这种可能性似乎非常高，到了几乎可以肯定的地步”。为了进一步确定他的直觉，希钦斯询问了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道金斯表示赞同：“上帝有什么必要去创造一种眼睛退化的蝾螈呢？如果他想创造盲螈，为什么不直接创造盲螈？为什么要给它们一对假眼睛，既没有用处，看起来又好像是从有视力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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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希钦斯并未止步于此，他还把关于退化的反事实论据应用到了宇宙本身：“把传统论点颠倒过来考虑，会发现颠倒后的论点和原论点一样具有辩证意义。以有神论的一个老问题为例，‘为什么是存在而不是虚无？’现在，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劳伦斯·克劳斯教授（Lawrence Krauss）等人关于可以预见的宇宙热寂的发现……因此，这一问题可以而且必须被改述为：‘为什么我们短暂的‘存在’会很快被虚无所代替？’只有摆脱对线性进程（linear progression）的固有信仰，认识到人类已经经历而且还将经历许多退化，我们才能够找出那些信仰神之天意和神之设计的人的粗陋愚蠢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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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逻辑结合优美的行文（就是在常见的一大堆数据上面摆上一行行文字）在辩证方面的用途，虽然不能被夸大，但确实应该被科学家用作思想战场上的另一种说服工具。（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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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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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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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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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科学和伪科学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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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指责气候变化的否认者是在从事伪科学，面临这一指责的还有智慧设计论者、星相学者、UFO研究者、超心理学者、另类医学的从业者，以及其他偏离科学主流的人士。但实际上，科学和伪科学的边界是出了名的混乱，而且在定义上有很多分歧，因为这两个领域都太过宽泛，相互间的界限也格外模糊。而且，“伪科学”这个名词还常常被人肆意滥用，用来指代出于各种原因而让人讨厌的理论。在2010年出版的《夸夸其谈的谬论》（Nonsense on Stills）中，科学哲学家马西莫·皮柳奇（Massimo Pigliucci）退了一步，宣称在科学和非科学的划分上“没有石蕊测试”，因为“科学、非科学、伪科学之间的分界线要比波普尔（以及大多数科学家）主张的更模糊，也更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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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就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首先提出了“划界问题”，以研究如何在科学和伪科学之间划清界限。在波普尔看来，1919年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成功验证属于前者，而弗洛伊德的那些理论属于后者，因为弗洛伊德的传人只接受对理论有利的证据，并刻意忽视那些与理论不符的证据。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可以证伪的，如果在日食发生的时候，恒星的光芒没有如理论预言的那样被太阳的重力场弯折，那么广义相对论就站不住脚了。弗洛伊德的那些理论却不同，它们永远不可能证伪，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提出可以验证、可供推翻的假说。于是，波普尔提出了著名的“可证伪性”概念，作为划界的最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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