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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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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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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科学和伪科学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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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指责气候变化的否认者是在从事伪科学，面临这一指责的还有智慧设计论者、星相学者、UFO研究者、超心理学者、另类医学的从业者，以及其他偏离科学主流的人士。但实际上，科学和伪科学的边界是出了名的混乱，而且在定义上有很多分歧，因为这两个领域都太过宽泛，相互间的界限也格外模糊。而且，“伪科学”这个名词还常常被人肆意滥用，用来指代出于各种原因而让人讨厌的理论。在2010年出版的《夸夸其谈的谬论》（Nonsense on Stills）中，科学哲学家马西莫·皮柳奇（Massimo Pigliucci）退了一步，宣称在科学和非科学的划分上“没有石蕊测试”，因为“科学、非科学、伪科学之间的分界线要比波普尔（以及大多数科学家）主张的更模糊，也更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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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就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首先提出了“划界问题”，以研究如何在科学和伪科学之间划清界限。在波普尔看来，1919年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成功验证属于前者，而弗洛伊德的那些理论属于后者，因为弗洛伊德的传人只接受对理论有利的证据，并刻意忽视那些与理论不符的证据。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可以证伪的，如果在日食发生的时候，恒星的光芒没有如理论预言的那样被太阳的重力场弯折，那么广义相对论就站不住脚了。弗洛伊德的那些理论却不同，它们永远不可能证伪，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提出可以验证、可供推翻的假说。于是，波普尔提出了著名的“可证伪性”概念，作为划界的最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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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许多科学理论也都是不可证伪的，比如弦论、和意识有关的神经科学、宏观经济学模型以及地外生命的假设。拿最后这个来说，如果不是搜遍了宇宙中每个星系的每颗恒星周围的每颗行星，我们又怎能断言外星人必然不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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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史学家迈克尔·戈丁（Michael D. Gordin）在其著作《伪科学之战》（The Pseudoscience Wars）中补充道：“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自称是伪科学家的。没有人会在早晨醒来时对自己说：‘我要去伪实验室里做几个伪实验，试着用伪事实证明我的那些伪理论。’”戈丁援引详尽的实例指出：“科学家（不是铁板一块的‘科学界’）只有在觉得自己受到威胁时才会将一个教条称作‘伪科学’——让他们感到威胁的未必是新观念本身，而是因为这些观念动摇了科学的权威，影响了科学对各种资源的占用，或是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潮流。如果不是感到了威胁，这些科学家就不必对他们眼中的伪科学发起猛攻，而是继续自己的研究，愉快地忽略那些奇怪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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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把创世论叫做“伪科学”，不是因为他的支持者在从事坏的科学——他们从事的根本就不是科学，而是因为他们威胁到了美国的科学教育，突破了政教之间的樊篱，还在进化论的性质和科学研究的程序上误导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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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或许就有了一个解决划界问题的可行标准：科学家的行为能否反映某种观点是否有用。换句话说，一种革命性的新观点出现后，科学家是否有兴趣在研究中采用它？它能不能开创新的研究方向，带来新的发现，或影响既有的假说、模型、范式和世界观？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它就很可能是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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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科学和伪科学划分界限时，我们可以少讲点科学是什么，多讲点科学家在做什么。科学是一系列旨在验证假说、建构理论的方法。如果有一群科学家都在积极地使用一个新观念，并且这个新观念在那个领域扩散开来，融入研究，产生有用的知识，并通过演示、发表，尤其是通过新的探索和研究而得到推广，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是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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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用性作为划分标准的好处在于，它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平等主义而非精英主义，是客观而非充满偏见。让科学的“消费者们”在观念的“市场”里自行决定什么是好的科学吧，让这个过程从科学家开始，然后逐渐向科学编辑、教育者和读者渗透。至于那些伪科学的潜在“消费者”，就让怀疑论者去对付。总之还是那句老话：购买者自慎。（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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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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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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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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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科学家会犯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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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绑架者请他检查它们。”“北美野人拍到了他的照片。”其中“他”指的是多瑟瑰牌啤酒1广告中的虚构人物，即“世界上最有趣的男人”。多瑟瑰（Dos Equis）啤酒的广告语大都夸张炫目（例如“在上辈子里，他是他自己”），而上面的两句是我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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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目中，历史上最有趣、我最想与之共饮一杯啤酒的科学家是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l Wallace），他是19世纪的博物学家，也是自然选择的发现者之一（另一位是达尔文），2013年11月7日就是他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我在2002年为他写的传记《在达尔文的阴影之下》（In Darwin’s Shadow）中指出，华莱士是一位伟大的综合家，他从生物学数据中归纳出了几条重要原则，由此革新了生物地理学、动物学和进化生物学。他曾经用4年时间考察亚马孙雨林，但在返乡途中遭遇沉船，丢失了大部分标本。他在对马来群岛一次长达8年的考察中发现了自然选择现象，当时他身患疟疾发热，在病中想到了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也最有可能生存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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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的思维能够带来伟大的发现，但它同样能使一些科学家铸成大错。以华莱士为例，他就是颅相学、招魂说和通灵术的忠实信徒，他还不顾同行的怀疑和反对，到降灵会上去搜集资料。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坚决反对他的这些迷信，还怒斥道：“我宁愿活着做个清道夫，也不愿意死了之后，有人在降灵会上雇个‘灵媒’，让他替我说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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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的探索精神使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反对优生学，抗议穷兵黩武；他维护女性权利，也提倡保护野生动物。但在领导反疫苗运动一事上，他却站在了错误的一方。他是一流的美文作家，却相信了著名诗人爱伦·坡（Allan Poe）的一则轶事：据说，后者写诗来抵偿他在旅馆的账单。最坏的是，他在人脑进化的问题上背离了达尔文，主张人脑不可能单靠自然选择产生（理由是，其他灵长类动物靠小得多的大脑也照样生存），因而必然出自某种至高力量的手笔。达尔文为此朝他怒吼：“希望你没有把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赶尽杀绝才好！”（这里的“孩子”是指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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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是我所谓“异端科学家”的第一人。这类科学家眼界开阔，对革命性的观念和可笑的想法兼收并蓄。这类人在天体物理领域屡见不鲜。马里奥·利维奥（Mario Livio）2013年写了一本名叫《聪明反被聪明误》（Brilliant Blunders）的书，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通向成功之路非但是由错误铺就的，而且奖品越大，可能的错误也越大。”利维奥的例子包括达尔文那个错误的泛生论，即认为父辈的性状可以通过所谓的“胚芽”遗传给子辈；还有开尔文严重低估了地球的年龄，利维奥认为，这个错误不是因为他忽略了放射性，而是因为他漠视了对流之类的热传导机制；还有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错误地将DNA描述成三螺旋结构（因为他一心和沃森、克里克赛跑，忙中出错）；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维护稳恒态宇宙，并把证据充足的对立观点轻蔑地称作是“大爆炸”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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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爱因斯坦在公式中加入“宇宙常数”的“最大错误”，利维奥却宣布爱因斯坦其实从未那样说过——爱因斯坦的原意是物理学理论要有“简单之美”，因此在公式中加进宇宙常数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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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错误应该如何避免？利维奥引用伯特兰·罗素的话说：“不要对任何事情完全肯定。”他还介绍了一条怀疑论的基本原理：“怀疑往往被视为心虚的象征，然而它也是一个有效的防护机制，在科学中不可或缺。（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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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瑟瑰最早诞生于1897年，是一款由墨西哥裔的德国酿酒师Wilhelm Hasse创造的下发酵拉格啤酒。其品牌名称Siglo XX是“20世纪”的意思，并以此纪念当时即将到来的20世纪。瓶身标签上的双X字母，即是罗马数字X，两个X即为20的意思，代表20世纪。Dos Equis即“双X”之意。多瑟瑰琥珀啤酒最早于1973年开始出口到美国，之后在美国非常热销。在墨西哥国内，这款多瑟瑰已经成为了啤酒的代名词。在2007年的广告宣传中，多瑟瑰被冠以“世界上最有趣的人”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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