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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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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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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家也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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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中的造假﹑欺骗和谎言显示出（大部分）科学具有自我纠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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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典礼的讲话中，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菲利普·费曼（Richard P. Feynman）清晰地阐释了科学诚信（scientific integrity）：“首要原则就是不能自欺欺人——自己是最容易被自己欺骗的……只有没有欺骗自己，才容易做到不欺骗其他科学家。此后，你只需要养成诚实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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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像费曼在加州理工的同事戴维·古德斯坦（David Goodstein）在他2010年的著作《事实和欺诈：来自科学前沿的告诫》（On Fact and Fraud: Cautionary Tal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Science）中谈到的那样：遗憾的是，一些科学家确实在试图愚弄他们的同事；而且认为按常理每个人都是诚实的这种想法，可能会使一个人更容易被故意欺诈所愚弄。自然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她不会有意欺骗，只有人类才会。古德斯坦力图从揭穿科学的“神话”入手，找出科学家撒谎的原因。这类“神话”包括：“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绝不应该是个人利益、晋升或者其他奖励”“科学家在收集数据时，要保持客观公正”“科学家绝不能武断地相信某个观点，或者过分夸大某个观点”“科学家绝不能允许当权者影响他们的判断”。诸如此类的所谓格言，根本没有体现出科学工作的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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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科学家都会强烈地受到地位和奖励的激励，他们并不比其他专业领域的人更客观，在维护某个观点时，他们的固执程度不会低于思想家，他们也会因为当权者的压力而动摇。了解了这些后，我们就会明白，正如古德斯坦所说：“在科学中造假的人，很少会因为想往科学里掺假而造假，他们总是相信他们往里掺的都是真理。”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的副教务长，古德斯坦对此颇为了解，因为他的职责就是调查科学研究中的不端行为。在调查中古德斯坦发现，几乎所有的科学欺诈行为都存在三个危险因素：“第一，都处于职业压力之下；第二，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如果研究一切顺利，所研究问题的答案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第三，在他们的工作领域中，个体实验不需要精确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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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现学术欺诈，首先就必须定义它，用古德斯坦的话来说：“科研不端行为（research misconduct）被定义为申请、实施、评论研究，或报告研究成果时的伪造﹑篡改或剽窃。”其次，过程中必须“严重背离科学界的行为规范”。再次，不端行为必须是“故意明知故犯的，又或者是无视行为规范鲁莽操作而犯下的”。还有最后一点，就像在任何一个法庭上一样，对于欺诈的指控必须证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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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明确结论的科学欺诈案例包括：英国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L. Burt）的孪生子研究（伯特伪造了众多的孪生子数据，不得已又编造了一些孪生子研究人员）；斯隆－凯特琳研究所（Sloan-Kettering Institute）的癌症研究员威廉·萨默林（William Summerlin）在白鼠身上诱导移植健康黑皮的实验（后来发现移植的黑皮是他用黑色记号笔加深的）；物理学家维克托·尼诺夫（Victor Ninov）声称发现118号元素（有人预言了这种元素的存在，尼诺夫则运用造假数据证明了它的存在）；当然，还有臭名昭著的皮尔当人（Piltdown Man）骗局（后来证明那是一个猩猩的下颌骨，只不过被染了色并人工作旧而已）。还有一些结论尚不明确的案例，譬如马丁·弗莱施曼（Martin Fleischmann）和斯坦利·庞斯（Stanley Pons）“发现”的冷核聚变（cold fusion）。对于这个案例，古德斯坦的结论是，两位科学家很可能“自己真的相信他们掌握了些知识，只不过这些知识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把自己给骗了”与故意欺骗别人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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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些科学家确实是在故意造假。鉴于科学家对研究基金竞争之激烈，对学术地位追逐之热衷，人们应该惊讶于学术欺诈没有达到更猖獗的程度。学术欺诈相对稀少（与政治上的腐败相比）的原因在于：科学自有一套专门设计的流程，目的就是通过同僚合作、研究生培养、同行审查、实验确证以及结果复制，来侦查出欺骗行为（不论是骗了自己还是欺骗别人）。尽管科研中的开放和诚实与理想状态相差甚远，但大环境是确实存在的。从长远来看，在这个环境中，欺骗、欺诈和骗局终将被暴露和剔除，就像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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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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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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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错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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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价值能够用数据来衡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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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现代科学兴起以来，它和宗教、道德以及人类价值观之间的那堵几乎坚不可摧的墙就被不断加高。几个世纪以来，从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到乔治·摩尔（G. E. Moore），“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一直被虔诚而机械地重复着，有时它还会被演绎成“实然与应然问题”（is-ought problem），即“是”这样并不意味着“应该”这样，好像如此宣称就可以关闭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究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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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分野我们应有所怀疑。如果道德和价值不应该建立在“是”（也即事实）的基础上，那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所有的道德价值最终都必须根植于人类的本性。我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善与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的书，在这本书中，我为道德情感的进化起源以及科学指示道德决策的途径构建了一个科学实例。作为一种群居的灵长类物种，人类已经进化出一种分辨正确与错误的深层感觉，用以强化和奖励互惠与合作，阻止和惩罚过度自私和搭便车的行为。人类的社会结构就建立在人类本性的结构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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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伦理学是一个以进化伦理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新领域，该领域新近的拥护者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不仅是一位坚毅的怀疑论者、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神经科学家。在《道德的图景》（The Moral Landscape）一书中，他大刀阔斧地劈开了这堵“实然与应然问题”的墙。通过丰富的实验证据，并结合逻辑严谨的论述方式，哈里斯对其第一原理（first-principle）进行了论证。哈里斯的第一原理是有意识生物的福利，通过量化的方法来判断X是否会增加或减少福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道德价值体系。例如，强迫犯有通奸罪的妇女穿着布袋，并将酸液浇在她们脸上是对还是错？哈里斯的回答相当犀利：根本无需高科技知识，甚至无需宗教教条就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文化价值观”侵犯了当事妇女的福利，因而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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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都属于区别善恶的智慧之树上的“低低悬挂的果实”，科学和宗教都可以很轻易地采摘到成熟的果实并满怀信心地宣布诸如撒谎、通奸和偷盗等行为都是错误的，因为人类关系是建立在诚实、忠诚和对财产的尊重之上的，而这些行为破坏了这种信任。只有在道德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这类东西挂钩时，道德的图景才会出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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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哈里斯对以科学为基础的道德进行研究的勇敢举措让我心悦诚服，但我们该如何解决税收等争议不断的冲突呢？哈里斯的道德图景中包括很多高峰和低谷——对于道德取舍问题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来回答——所以在我眼里，自由主义者、保守党、自由党、茶党、绿党以及其他人可以在不同的高峰上共存。我认为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但如果占据多个道德高峰上的大多数人通过法律来强迫那些处在另外高峰上的少数人为他们每个人的社会福利计划埋单，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算有再多的科学数据似乎也不足以消除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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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哈里斯请教这一问题。他说：“‘自己活也让别人活’通常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减少人类争端的策略，但只有在涉及的利益不大，或是行为的后果不甚明朗的时候才适用。所谓的‘就算有再多的科学数据似乎也不足以消除争端’就是说根本无法消除争端，因为如果抛开科学数据就只能进行空洞且无益的争辩。我承认我们时常会遇到这种状况，尤其是在涉及经济问题的时候，但这并不能说明此类问题的正确答案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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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如此。尽管我们目前还想不到应该如何用科学解决这个或那个道德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可解。科学是一门解决可解问题的艺术，我们应该把它用在能用的地方。（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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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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