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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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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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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错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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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价值能够用数据来衡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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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现代科学兴起以来，它和宗教、道德以及人类价值观之间的那堵几乎坚不可摧的墙就被不断加高。几个世纪以来，从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到乔治·摩尔（G. E. Moore），“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一直被虔诚而机械地重复着，有时它还会被演绎成“实然与应然问题”（is-ought problem），即“是”这样并不意味着“应该”这样，好像如此宣称就可以关闭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究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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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分野我们应有所怀疑。如果道德和价值不应该建立在“是”（也即事实）的基础上，那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所有的道德价值最终都必须根植于人类的本性。我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善与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的书，在这本书中，我为道德情感的进化起源以及科学指示道德决策的途径构建了一个科学实例。作为一种群居的灵长类物种，人类已经进化出一种分辨正确与错误的深层感觉，用以强化和奖励互惠与合作，阻止和惩罚过度自私和搭便车的行为。人类的社会结构就建立在人类本性的结构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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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伦理学是一个以进化伦理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新领域，该领域新近的拥护者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不仅是一位坚毅的怀疑论者、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神经科学家。在《道德的图景》（The Moral Landscape）一书中，他大刀阔斧地劈开了这堵“实然与应然问题”的墙。通过丰富的实验证据，并结合逻辑严谨的论述方式，哈里斯对其第一原理（first-principle）进行了论证。哈里斯的第一原理是有意识生物的福利，通过量化的方法来判断X是否会增加或减少福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道德价值体系。例如，强迫犯有通奸罪的妇女穿着布袋，并将酸液浇在她们脸上是对还是错？哈里斯的回答相当犀利：根本无需高科技知识，甚至无需宗教教条就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文化价值观”侵犯了当事妇女的福利，因而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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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都属于区别善恶的智慧之树上的“低低悬挂的果实”，科学和宗教都可以很轻易地采摘到成熟的果实并满怀信心地宣布诸如撒谎、通奸和偷盗等行为都是错误的，因为人类关系是建立在诚实、忠诚和对财产的尊重之上的，而这些行为破坏了这种信任。只有在道德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这类东西挂钩时，道德的图景才会出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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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哈里斯对以科学为基础的道德进行研究的勇敢举措让我心悦诚服，但我们该如何解决税收等争议不断的冲突呢？哈里斯的道德图景中包括很多高峰和低谷——对于道德取舍问题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来回答——所以在我眼里，自由主义者、保守党、自由党、茶党、绿党以及其他人可以在不同的高峰上共存。我认为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但如果占据多个道德高峰上的大多数人通过法律来强迫那些处在另外高峰上的少数人为他们每个人的社会福利计划埋单，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算有再多的科学数据似乎也不足以消除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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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哈里斯请教这一问题。他说：“‘自己活也让别人活’通常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减少人类争端的策略，但只有在涉及的利益不大，或是行为的后果不甚明朗的时候才适用。所谓的‘就算有再多的科学数据似乎也不足以消除争端’就是说根本无法消除争端，因为如果抛开科学数据就只能进行空洞且无益的争辩。我承认我们时常会遇到这种状况，尤其是在涉及经济问题的时候，但这并不能说明此类问题的正确答案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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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如此。尽管我们目前还想不到应该如何用科学解决这个或那个道德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可解。科学是一门解决可解问题的艺术，我们应该把它用在能用的地方。（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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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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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科学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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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两党中，越来越多的人与科学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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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们相不相信——我觉得多数读者都是不会相信的——美国自由派正在对科学发动战争。是真的吗？此前，我们已经从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党人对战科学》中了解了共和党人和科学的过节。我本人也在2006年出版的《达尔文为什么重要》（Why Darwin Matters）里，对那些误以为进化论败坏道德的保守派作了严厉批评。2012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8％的共和党人相信，上帝在过去10,000年里造就了现在的人类”，民主党人的比例为41％。而公共宗教研究所在2011年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1％的民主党人相信地球正在变暖，共和党人的比例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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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许多保守派似乎都认为，早期胚胎在伦理上的地位要高于那些身患恶疾、可能用干细胞治愈的成年人。而在不久之前，美国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托德·阿金（Todd Akin）又谬言，女性的身体在“真正的强奸”时能够避免怀孕。可见，美国共和党人的科学素养是越来越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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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面列出的统计数字也表明，左派也开始与科学为敌了：在民主党人中，有41％是支持年轻地球说的创始论者，还有19％怀疑地球正在变暖。这些数字和美国“自由派拥护科学”的普遍印象似乎并不相符。再来看看那些“认知创始论者”（cognitive creationists）：按照我的定义，也就是承认人类身体的进化，却不承认人脑的进化的人。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2002年的著作《白板》（The Blank Slate）中就曾指出，自由派知识分子是尊奉“人脑是白板一块，几乎完全由文化塑造”的主力军。他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立了一个个听起来颇有奥威尔意味的极左组织，比如“科学为人民”（Science for the People），并在这些组织的策动下极力抨击进化心理学，因为这门学问提出了一个现在已获公认的观点，那就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至少有部分是由我们的进化史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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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极“左”的进步派又发起了更多反科学运动。对这些运动，科学记者亚历克斯·贝勒佐夫（Alex B. Berezow）和汉克·坎佩尔（Hank Campell）在2012年的著作《不进步的科学》（Science Left Behind）中作了记录。两位写道：“如果说保守派打响的是针对科学的战争，那么进步派打响的就是一场末日决战。”比如在能源问题上，两位作者就指出，进步的自由派一般都因为核废料的倾倒而反核，因为全球变暖而反对化石燃料，因为大坝破坏河流生态而反对水力发电，因为鸟类死亡而反对风能。总之，他们的潜台词就是“自然的都是好的，不自然的都是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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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纠缠的是性爱的纯洁和神圣，而左派的天条则似乎都和环境有关，他们沉湎的是空气、水，尤其是食品的纯洁和神圣，简直到了宗教狂热的地步。你可以试试和一个自由进步派谈谈转基因生物，他一定会用“孟山都”和“利润”之类的字眼对你展开轰炸。比如，笑星比尔·马厄（Bill Maher）就在2012年10月19日主持HBO台的《现场》（Real Time）节目时，问石原农场（Stonyfield Farm）的总裁加里·赫希伯格（Gary Hirshberg），孟山都的行为是该打10分（邪恶）还是11分（太邪恶）？然而事实上，我们在过去一万年里一直在通过育种和选种对生物进行基因改造，这也是喂饱几十亿人口的唯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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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调查也显示，温和的自由派以及温和的保守派对于科学的接受是大致相当的（具体领域还有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像威尔逊（E. O. Wilson）这样的科学家，以及像美国科学教育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这样的科学团体会与两党中的温和人士沟通，以此制衡极端派对于进化论和全球变暖的污蔑。借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说法，用极端方法保卫自由或许不是罪恶，但是在科学中，事实是重于信念的，无论那信念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因此在保卫科学的时候，极端是罪，中庸是德。（戈德华特是共和党政治家，作者此处借用他的名言：“我要提醒各位，用极端方法保卫自由并非罪恶，在追求正义时恪守中庸也不是美德。”）（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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