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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两党中，越来越多的人与科学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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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们相不相信——我觉得多数读者都是不会相信的——美国自由派正在对科学发动战争。是真的吗？此前，我们已经从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党人对战科学》中了解了共和党人和科学的过节。我本人也在2006年出版的《达尔文为什么重要》（Why Darwin Matters）里，对那些误以为进化论败坏道德的保守派作了严厉批评。2012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8％的共和党人相信，上帝在过去10,000年里造就了现在的人类”，民主党人的比例为41％。而公共宗教研究所在2011年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1％的民主党人相信地球正在变暖，共和党人的比例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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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许多保守派似乎都认为，早期胚胎在伦理上的地位要高于那些身患恶疾、可能用干细胞治愈的成年人。而在不久之前，美国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托德·阿金（Todd Akin）又谬言，女性的身体在“真正的强奸”时能够避免怀孕。可见，美国共和党人的科学素养是越来越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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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面列出的统计数字也表明，左派也开始与科学为敌了：在民主党人中，有41％是支持年轻地球说的创始论者，还有19％怀疑地球正在变暖。这些数字和美国“自由派拥护科学”的普遍印象似乎并不相符。再来看看那些“认知创始论者”（cognitive creationists）：按照我的定义，也就是承认人类身体的进化，却不承认人脑的进化的人。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2002年的著作《白板》（The Blank Slate）中就曾指出，自由派知识分子是尊奉“人脑是白板一块，几乎完全由文化塑造”的主力军。他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立了一个个听起来颇有奥威尔意味的极左组织，比如“科学为人民”（Science for the People），并在这些组织的策动下极力抨击进化心理学，因为这门学问提出了一个现在已获公认的观点，那就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至少有部分是由我们的进化史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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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极“左”的进步派又发起了更多反科学运动。对这些运动，科学记者亚历克斯·贝勒佐夫（Alex B. Berezow）和汉克·坎佩尔（Hank Campell）在2012年的著作《不进步的科学》（Science Left Behind）中作了记录。两位写道：“如果说保守派打响的是针对科学的战争，那么进步派打响的就是一场末日决战。”比如在能源问题上，两位作者就指出，进步的自由派一般都因为核废料的倾倒而反核，因为全球变暖而反对化石燃料，因为大坝破坏河流生态而反对水力发电，因为鸟类死亡而反对风能。总之，他们的潜台词就是“自然的都是好的，不自然的都是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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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纠缠的是性爱的纯洁和神圣，而左派的天条则似乎都和环境有关，他们沉湎的是空气、水，尤其是食品的纯洁和神圣，简直到了宗教狂热的地步。你可以试试和一个自由进步派谈谈转基因生物，他一定会用“孟山都”和“利润”之类的字眼对你展开轰炸。比如，笑星比尔·马厄（Bill Maher）就在2012年10月19日主持HBO台的《现场》（Real Time）节目时，问石原农场（Stonyfield Farm）的总裁加里·赫希伯格（Gary Hirshberg），孟山都的行为是该打10分（邪恶）还是11分（太邪恶）？然而事实上，我们在过去一万年里一直在通过育种和选种对生物进行基因改造，这也是喂饱几十亿人口的唯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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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调查也显示，温和的自由派以及温和的保守派对于科学的接受是大致相当的（具体领域还有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像威尔逊（E. O. Wilson）这样的科学家，以及像美国科学教育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这样的科学团体会与两党中的温和人士沟通，以此制衡极端派对于进化论和全球变暖的污蔑。借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说法，用极端方法保卫自由或许不是罪恶，但是在科学中，事实是重于信念的，无论那信念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因此在保卫科学的时候，极端是罪，中庸是德。（戈德华特是共和党政治家，作者此处借用他的名言：“我要提醒各位，用极端方法保卫自由并非罪恶，在追求正义时恪守中庸也不是美德。”）（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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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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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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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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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揭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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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人类是具有部族性的，这一点在政治上尤其明显。我们都知道在文化战争中，自由派将保守派的部族模式总结为：一群开悍马、好吃肉、枪不离身、好酒不断、鼓吹圣经、太过绝对、英制优先、足登皮鞋、精神伪善的吹牛大王。保守派则将自由派评价为：一群开混合动力车、爱吃豆腐、喜爱自然、保护鲸鱼、穿凉鞋、喝瓶装水、缺乏决断、政治善变、矫揉造作、还在尿床的小屁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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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许多模式中的这些特质都包含有真实成分，能够体现出不同道德价值所强调的重点。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用他的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对这类模式作出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虽然文化差异造成了道德的多样性，但是不同的道德观之间仍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和重复主题”。海德特认为，人们对于正误的判断基础在于“天生且普遍存在的五个心理系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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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伤害与关怀：哺乳动物进化出的依恋系统（attachment systems）使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人的痛苦，并由此触发仁慈、亲切和关怀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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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正与互惠：由进化的互惠利他主义产生公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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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派系与忠诚：由进化的派系同族意识产生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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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威与尊敬：由进化的等级社会结构演变成对权威和传统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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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纯净与圣洁：由进化的对疾病和污染的厌恶感衍生肉体纯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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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海德特和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杰西·格雷厄姆（Jesse Graham）对十几个国家至少11万人进行了道德调查，结果发现各地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差异非常一致：自称为自由派的人更关注第1点和第2点（伤害与关怀、公正与互惠），对第3、4、5点（派系与忠诚、权威与尊敬、纯净与圣洁）则关注较少。而自称保守派的人对这五个方面的关注度大致相等，但对第1、2点的关注强度略低于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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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用绝对的正与误来定义自由派或保守派，更科学的方法是承认二者强调不同的道德观念。在阐释这些差异时，我喜欢的一个例子是1992年的影片《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也译成《义海雄风》）。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在片中饰演一位倡导自由主义的海军中尉丹尼尔·卡菲（Daniel Kaffee），为被指控意外杀害一名战友的两名士兵辩护。在片尾的法庭辩论中，他盘问由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饰演的保守派海军陆战队上校内森·杰瑟普（Nathan R. Jessup）。卡菲认为杰瑟普下达了“红色代码”（code red），即非官方命令，可以用暴力形式对不忠诚的海军陆战队新兵进行法律约束，以致事态失去控制最终酿成悲剧。卡菲坚持要为他的当事人寻求个人公正。但杰瑟普认为，为了国家的自由和安危，个人自由是可以牺牲的。他的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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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手持武器来守卫边疆……你不想面对这个事实，是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在你不曾和别人提及的潜意识里，你想要我来执行这一职责。你需要我来保卫国家。我们惯用荣誉、军规、忠诚之类的词语。我们不惜生命保卫国家，这些词语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而你却将之视为儿戏。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向你这种人作解释。你在我提供的自由摇篮里成长安睡，却反过来质疑我提供自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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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因为担心过于强调派系忠诚会导致仇外情绪，我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公平、公正和自由的自由主义。但是进化心理学揭示了人们的部族天性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以及为什么篱笆筑得牢，邻居才能处得好。自从“9·11”事件后，我尤其感谢那些勇敢的战士，没有他们，我们无法在自由的摇篮里安睡。（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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