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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调查也显示，温和的自由派以及温和的保守派对于科学的接受是大致相当的（具体领域还有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像威尔逊（E. O. Wilson）这样的科学家，以及像美国科学教育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这样的科学团体会与两党中的温和人士沟通，以此制衡极端派对于进化论和全球变暖的污蔑。借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说法，用极端方法保卫自由或许不是罪恶，但是在科学中，事实是重于信念的，无论那信念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因此在保卫科学的时候，极端是罪，中庸是德。（戈德华特是共和党政治家，作者此处借用他的名言：“我要提醒各位，用极端方法保卫自由并非罪恶，在追求正义时恪守中庸也不是美德。”）（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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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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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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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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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揭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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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人类是具有部族性的，这一点在政治上尤其明显。我们都知道在文化战争中，自由派将保守派的部族模式总结为：一群开悍马、好吃肉、枪不离身、好酒不断、鼓吹圣经、太过绝对、英制优先、足登皮鞋、精神伪善的吹牛大王。保守派则将自由派评价为：一群开混合动力车、爱吃豆腐、喜爱自然、保护鲸鱼、穿凉鞋、喝瓶装水、缺乏决断、政治善变、矫揉造作、还在尿床的小屁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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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许多模式中的这些特质都包含有真实成分，能够体现出不同道德价值所强调的重点。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用他的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对这类模式作出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虽然文化差异造成了道德的多样性，但是不同的道德观之间仍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和重复主题”。海德特认为，人们对于正误的判断基础在于“天生且普遍存在的五个心理系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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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伤害与关怀：哺乳动物进化出的依恋系统（attachment systems）使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人的痛苦，并由此触发仁慈、亲切和关怀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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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正与互惠：由进化的互惠利他主义产生公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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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派系与忠诚：由进化的派系同族意识产生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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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威与尊敬：由进化的等级社会结构演变成对权威和传统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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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纯净与圣洁：由进化的对疾病和污染的厌恶感衍生肉体纯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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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海德特和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杰西·格雷厄姆（Jesse Graham）对十几个国家至少11万人进行了道德调查，结果发现各地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差异非常一致：自称为自由派的人更关注第1点和第2点（伤害与关怀、公正与互惠），对第3、4、5点（派系与忠诚、权威与尊敬、纯净与圣洁）则关注较少。而自称保守派的人对这五个方面的关注度大致相等，但对第1、2点的关注强度略低于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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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用绝对的正与误来定义自由派或保守派，更科学的方法是承认二者强调不同的道德观念。在阐释这些差异时，我喜欢的一个例子是1992年的影片《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也译成《义海雄风》）。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在片中饰演一位倡导自由主义的海军中尉丹尼尔·卡菲（Daniel Kaffee），为被指控意外杀害一名战友的两名士兵辩护。在片尾的法庭辩论中，他盘问由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饰演的保守派海军陆战队上校内森·杰瑟普（Nathan R. Jessup）。卡菲认为杰瑟普下达了“红色代码”（code red），即非官方命令，可以用暴力形式对不忠诚的海军陆战队新兵进行法律约束，以致事态失去控制最终酿成悲剧。卡菲坚持要为他的当事人寻求个人公正。但杰瑟普认为，为了国家的自由和安危，个人自由是可以牺牲的。他的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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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手持武器来守卫边疆……你不想面对这个事实，是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在你不曾和别人提及的潜意识里，你想要我来执行这一职责。你需要我来保卫国家。我们惯用荣誉、军规、忠诚之类的词语。我们不惜生命保卫国家，这些词语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而你却将之视为儿戏。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向你这种人作解释。你在我提供的自由摇篮里成长安睡，却反过来质疑我提供自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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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因为担心过于强调派系忠诚会导致仇外情绪，我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公平、公正和自由的自由主义。但是进化心理学揭示了人们的部族天性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以及为什么篱笆筑得牢，邻居才能处得好。自从“9·11”事件后，我尤其感谢那些勇敢的战士，没有他们，我们无法在自由的摇篮里安睡。（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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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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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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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思想和思想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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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换如何促进繁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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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写就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书中把国家致富的原因归结为单一变量：“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由贸易，或曰市场资本主义。但是自从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这个体系表示轻蔑就成了时髦的做法，纷纷说它腐朽、败坏，有着本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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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口下留情，用长远的目光看待此事，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货物、服务，尤其是思想的交流有着诸多好处，它不仅能增进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将繁荣带给更多人。这个过程不妨看作是“思想之间的性爱”。动物学家兼科学作家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在其新作《理性的乐观主义者：繁荣的演化》（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中，用的就是这个说法。让雷德利感到乐观的是，他相信“眼前的危机一定会过去，因为货物、服务和思想的交流，能让人类为了大众的福祉，诚实地开展交易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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