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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是一块钱一堆的便宜货。也是在这次旅行中，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Calgary），我遇到过一位政客，他告诉我说水中加氟是在公众中流行过的最大骗局。还曾经有人拉着我几小时喋喋不休：其实是某某人杀了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吉米·霍法（Jimmy Hoffa）和戴安娜王妃，此外还有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新世界秩序计划（New World Order）、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耶鲁大学的秘密社团骷髅会（Skull and Bones）、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共济会（Freemasons）、光明会（Illuminati）、彼尔德伯格集团（Bilderberg Group）、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和锡安长老会（Learned Elders of Zion）正在筹划的恶毒阴谋。这些组织要是一起开一个统治世界的大会，估计会场要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才能容纳这么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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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又不能对这些理论一概置之不理，因为阴谋确实时有发生。因此，我们需要寻找那些能够证明该阴谋论为不实之词的各种迹象。越符合下面所列各项特征的阴谋论，就越不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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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阴谋的证据恐怕是在非因果相关事件之间“连线”得来的。如果除了阴谋论的指控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对于某个阴谋的判定，或者在有证据的情况下，该证据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因果联系，或者具有随机性，那么这一阴谋论很可能就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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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某些阴谋模式而言，需要背后的执行者具有近乎超人的力量才能完成。人们通常都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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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阴谋很复杂，若要成功实施需要很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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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样，阴谋需要有大量人员的参与，而且这些人都需要对此保密。因此，一个阴谋所涉及的人数越多，这一阴谋为假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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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阴谋论总是围着某种控制某个国家、某国的经济或是政治体系的巨大野心打转。如果某一阴谋说要统治世界，那么这一阴谋论为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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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阴谋论总是先扯一些有可能是真的小事，然后再扯出一些大事，而这些大事往往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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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阴谋论总是会赋予那些看起来最无害、最不重要的事件以某种预示和邪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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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阴谋论总是试图混淆事实和推测，不但不将二者区分清楚，也不说明推测有多大可能会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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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阴谋论者对所有的政府机构或者私人团体都不加区别地表示怀疑，这说明他根本无力分辨真实和虚假的阴谋之间的微妙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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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阴谋论者拒绝考虑其他的解释。他们置所有“证明不成立”的证据于不顾，而厚颜无耻地用那些“证明成立”的证据来支持那些自己早已经确认为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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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们有时会撒谎，企业偶尔会涉嫌欺诈，这都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事件都是险恶阴谋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事件本身非常简单，是我们自己的脑子将这一个个孤立的点连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某种意义的模式。（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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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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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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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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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越来越危险，还是越来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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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2日，一个名叫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32岁挪威人在奥斯陆引爆了一枚炸弹，继而又在于特岛上向参加工党夏令营的青少年开火。袭击共造成77人死亡，是挪威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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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51年的著作《利维坦》（Leviathan）中，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要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来实施法治，这样的暴行就会成为家常便饭。难道不是这样吗？“9·11”事件、奥斯威辛事件、卢旺达事件、科伦拜枪击案、胡德堡枪击案，这些不都是明证吗？我们时有耳闻的谋杀、强奸、虐待儿童事件，不都是这个观点的注解吗？还有人能一本正经地宣称暴力正在减少吗？事实上，这的确可能，也真有人这么做了——而且他们还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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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就在832页的巨著《人性中善的天使：为什么暴力正在变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中，整理出了一些极具说服力的数据。如果我们总是过多关注单个事件，就会忽略长期趋势。布雷维克及其同类之所以能登上新闻头条，正是因为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十分罕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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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并不是向来如此。以谋杀为例。利用英格兰旧日的法庭卷宗和县志，学者们计算出英格兰的谋杀率“以十倍、五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急剧下降。比如，在14世纪的牛津，每年每10万人中就发生110桩谋杀案，而在20世纪中叶的伦敦，每年每10万人中的谋杀案连1桩都不到了。”同样的规律在意大利、德国、瑞士、荷兰及北欧的史料中都有体现。如果把时间进一步拉长，这个趋势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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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访谈中，平克告诉我：“纵观历史，所有类型的暴力致死事件都在下降。在国家出现之前，这类事件在每年每10万人中的发生率是500起左右；到中世纪是50起左右；再到今天，全球的平均数字是6～8起，欧洲大部分地区更是连1起都不到。”那么，和这些欧洲国家相比，带枪的美国人，还有美国那高居不下的凶杀率（目前是每年每10万人5起），又算怎么回事呢？根据平克的计算，2005年，死于国内凶杀和两场海外战争的美国人，加起来只占总死亡人数的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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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战争，如果以战争中死亡的人口比例来看，史前人类可要比国家出现后的人类残暴多了。平克告诉我：“平均而言，非国家社会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要占到总人口的15％左右，而今天，战争死亡人数只占万分之几。”按照他的计算，即便是在杀人如麻的20世纪，在战争中死亡的4,000万人也只占到60亿总人口的0.7％。即便算上和战争相关的致死因素，比如疾病、饥荒和种族屠杀，总死亡人数达到1.8亿，也只是全球人数的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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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暴力文化会“衰落”？霍布斯认为，自上而下的国家监督能遏制人性中的“恶魔”，但他只说对了一部分。过去几个世纪里还发生了一场由下而上的文明化运动。平克解释说：“有一个趋势在11、12世纪发端，并在17、18世纪趋于成熟。在这段时间里，欧洲人越来越懂得抑制自己的冲动，预料自身行为的长期后果，并开始考虑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以往那种倾向复仇的荣誉文化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倾向情绪控制的尊严文化。文化的仲裁者向贵族阶层发出明确的指示，树立了新的行为典范，让他们得以与恶人和粗人拉开距离。这些典范接着又融入了年轻一代的社会化进程中，最终成为了他们的第二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