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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就在832页的巨著《人性中善的天使：为什么暴力正在变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中，整理出了一些极具说服力的数据。如果我们总是过多关注单个事件，就会忽略长期趋势。布雷维克及其同类之所以能登上新闻头条，正是因为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十分罕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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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并不是向来如此。以谋杀为例。利用英格兰旧日的法庭卷宗和县志，学者们计算出英格兰的谋杀率“以十倍、五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速度急剧下降。比如，在14世纪的牛津，每年每10万人中就发生110桩谋杀案，而在20世纪中叶的伦敦，每年每10万人中的谋杀案连1桩都不到了。”同样的规律在意大利、德国、瑞士、荷兰及北欧的史料中都有体现。如果把时间进一步拉长，这个趋势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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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访谈中，平克告诉我：“纵观历史，所有类型的暴力致死事件都在下降。在国家出现之前，这类事件在每年每10万人中的发生率是500起左右；到中世纪是50起左右；再到今天，全球的平均数字是6～8起，欧洲大部分地区更是连1起都不到。”那么，和这些欧洲国家相比，带枪的美国人，还有美国那高居不下的凶杀率（目前是每年每10万人5起），又算怎么回事呢？根据平克的计算，2005年，死于国内凶杀和两场海外战争的美国人，加起来只占总死亡人数的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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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战争，如果以战争中死亡的人口比例来看，史前人类可要比国家出现后的人类残暴多了。平克告诉我：“平均而言，非国家社会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要占到总人口的15％左右，而今天，战争死亡人数只占万分之几。”按照他的计算，即便是在杀人如麻的20世纪，在战争中死亡的4,000万人也只占到60亿总人口的0.7％。即便算上和战争相关的致死因素，比如疾病、饥荒和种族屠杀，总死亡人数达到1.8亿，也只是全球人数的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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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暴力文化会“衰落”？霍布斯认为，自上而下的国家监督能遏制人性中的“恶魔”，但他只说对了一部分。过去几个世纪里还发生了一场由下而上的文明化运动。平克解释说：“有一个趋势在11、12世纪发端，并在17、18世纪趋于成熟。在这段时间里，欧洲人越来越懂得抑制自己的冲动，预料自身行为的长期后果，并开始考虑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以往那种倾向复仇的荣誉文化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倾向情绪控制的尊严文化。文化的仲裁者向贵族阶层发出明确的指示，树立了新的行为典范，让他们得以与恶人和粗人拉开距离。这些典范接着又融入了年轻一代的社会化进程中，最终成为了他们的第二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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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提出过一个令人难忘的说法，叫做“一万个善举”，它指的是人群中每发生一次敌对事件的同时发生的善行数目。和恶行相比，这些善行从不见诸报端，但正是它们体现了我们的第二天性，正是它们将我们黏合在了一起。借用林肯的滔滔雄辩，“这片广阔土地上每一颗跳动的心和每一个家庭”都通过“记忆的神秘琴弦”，被人性中善的天使再次拨响（摘自林肯1861年就职演说）。（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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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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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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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枪支才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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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数据，澄清控枪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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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2010年共有31,672人死于枪击，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比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高出了几个数量级。对此，美国该怎么应对？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执行副主席韦恩·拉皮埃尔（Wayne LaPierre）觉得他知道答案：“要阻止一个持枪的坏人，只有靠一个持枪的好人。”如果拉皮埃尔指的是受过训练且经常练习枪法的警察和军人，那这个看法至少部分是正确的；但如果他指的是配备了武器，却训练不足的平民，他可就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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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1998年刊登在《创伤与急诊外科杂志》（Journal of Trauma and Acute Care Surgery）上的一项研究，其中指出：“每次有人在家里出于自卫或者合法的目的开一枪，相对应地就有4次无意射击、7次暴力袭击或凶杀，以及11次自杀或自杀未遂。”持枪者总是幻想自己能一枪结果闯入家园的坏人或是抢劫酒馆的恶棍，然而这个幻想已经被数据破灭——研究指出，一把枪用于暴力袭击、意外杀伤、自杀或者凶杀的概率，要比它用来自卫的概率高出22倍。我在此前的20年里也始终抱着那样的幻想，所以备了一把手枪，里面装了中空弹，准备把任何胆敢闯入我家的恶人轰成碎片，然而当我得知了这些统计数字时，我抛弃了那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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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2013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获得更多洞见，那本书叫《减少美国的枪支暴力：根据证据和分析制定政策》（Reducing Gun Violence in America: Informing Policy with Evidence and Analysis），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是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 Webster）和乔恩·维尼克（Jon S. Vernick），两位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讲授健康政策和健康管理。书中指出，在2010年，除了31,672人遭到枪杀之外，还有73,505人因为非致命的子弹伤在急诊室中就诊，另有337,960次暴力犯罪是用枪支犯下的。在那31,672桩命案当中，有61％是自杀，剩下的绝大多数是熟人之间的凶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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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10年有1,082名女子和267名男子被自己的伴侣所杀，其中54％都是死于枪击。在过去25年中，枪支在伴侣凶杀案中出现的次数超过了其他一切手段。当一个女人被杀时，最有可能的死因就是被她的伴侣开枪射死。无论奥运赛跑明星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射杀女友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不管是将她当作了闯入者，还是在争吵中怒而杀人），她的死都只会暂时占一下报纸头条。也不要忘了南希·兰扎（Nancy Lanza）的命运：她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被自己的儿子亚当·兰扎（Adam Lanza）杀死，用的正是她自己的枪，亚当随后又到桑迪胡克小学杀死了20多名儿童和成人。与其把妇女们武装起来对抗狂暴的男性，立法者不如选择另一条道路：在有些州，受到家庭暴力限制令的男子是禁止持枪的。数据显示，在那些州，开枪杀死伴侣的数字下降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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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在事实面前站不住脚的“迷信”是，控枪法会让好人手无寸铁，罪犯保留武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作者表示，情况并非如此：“只要对注册的枪支经销商实施强有力的监管——包括州内立法要求武器零售商在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注册，强制这些零售商记录销售情况，规定执法人员可以查看这些记录，对售枪者作常规检查，并强制其报告武器的失窃或失踪情况——一旦做到了这些，州内枪支经销商的枪支流入罪犯之手的概率就下降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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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我们放弃文明，把每一个人都武装到牙齿（没有对步枪协会不敬的意思）之前，还是先来看看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2011年的著作《我们天性中那些善良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吧。平克在书中记录了几个世纪以来暴力的衰落，他认为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国家施行了法治，将裁定争端的权力交给法庭，并且剥夺了民间自行主持正义的行为，转而将执法权交给了学会正确使用武器的警察和军队。（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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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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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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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与信仰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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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与信仰相左时，信仰应当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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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大学时代就一直是一个自由意志论者（libertarian）——在社会问题上是自由派，在财政问题上是保守派。我一方面相信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另一方面也相信科学是人类发明出来理解世界的最强大工具。那么，当这两个信仰发生冲突时，结果又会如何呢？自由意志论并非总是对我有益。和大多数坚持意识形态的人一样，我发现自己的信仰往往会压倒科学事实。这就是所谓的“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即大脑自动推出我们愿意相信的说法。不过，既然知道了动机性推理这一回事，我们就可以在信仰和证据相左的时候克服这种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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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枪支管理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向来支持自由意志论的立场，主张对枪支的销售和使用做最小限制，因为我相信对个人的限制越少越好，枪支也应在松绑之列。可是后来，当我读到了关于枪支、谋杀、自杀和意外射击的科学研究（见上篇《限制枪支才是科学的》）时，我却意识到放任自己挥舞手臂，就会打到别人的鼻子。假如一个国家的公民武器精良却未曾受训，而且随意开枪，少有制约，那么自由意志论者所信仰的法治就无法成立，警察和军队也将无法保障我们的人权。虽然支持控枪的证据向来就有，但我却一直漠然视之，因为它们与我的信条不合。不久之前，我和经济学家、《枪支越多，犯罪越少》（More Guns, Less Crime）的作者小约翰·洛特（John R. Lott, Jr.）进行了几番辩论，我在交锋中发现，洛特随意选材以证明自身的信念，而这正是我从前的做法。这是人人都会犯的错误。当科学日趋复杂，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动机性推理的一种）就会引导我们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忽视不利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