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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大学时代就一直是一个自由意志论者（libertarian）——在社会问题上是自由派，在财政问题上是保守派。我一方面相信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另一方面也相信科学是人类发明出来理解世界的最强大工具。那么，当这两个信仰发生冲突时，结果又会如何呢？自由意志论并非总是对我有益。和大多数坚持意识形态的人一样，我发现自己的信仰往往会压倒科学事实。这就是所谓的“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即大脑自动推出我们愿意相信的说法。不过，既然知道了动机性推理这一回事，我们就可以在信仰和证据相左的时候克服这种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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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枪支管理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向来支持自由意志论的立场，主张对枪支的销售和使用做最小限制，因为我相信对个人的限制越少越好，枪支也应在松绑之列。可是后来，当我读到了关于枪支、谋杀、自杀和意外射击的科学研究（见上篇《限制枪支才是科学的》）时，我却意识到放任自己挥舞手臂，就会打到别人的鼻子。假如一个国家的公民武器精良却未曾受训，而且随意开枪，少有制约，那么自由意志论者所信仰的法治就无法成立，警察和军队也将无法保障我们的人权。虽然支持控枪的证据向来就有，但我却一直漠然视之，因为它们与我的信条不合。不久之前，我和经济学家、《枪支越多，犯罪越少》（More Guns, Less Crime）的作者小约翰·洛特（John R. Lott, Jr.）进行了几番辩论，我在交锋中发现，洛特随意选材以证明自身的信念，而这正是我从前的做法。这是人人都会犯的错误。当科学日趋复杂，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动机性推理的一种）就会引导我们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忽视不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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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论还左右过我对气候变化的判断。对于气候变化，我曾长久抱怀疑态度，主要原因是，我认为自由派夸大了全球变暖的危害，把它当作了世俗版本的千年灭世论。我认为在自由派口中，全球变暖被吹嘘成了另一种世界末日论，政府要挽救人民，就必须改弦易辙，推出大量措施束缚经济，而我认为，经济发展是消灭贫困的利器。但当我阅读了气候研究的入门文献时，却发现不同领域的研究均已证实全球变暖真实存在，而且是人为造成的。气温的确在上升，冰川的确在溶化，北极浮冰的确在消失，南极冰盖的确在缩小，海平面上升的确是由于冰川消融引起的，二氧化碳浓度的确逼近400ppm（这至少是近80万年的最高浓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研究者曾经预言，如果全球变暖真由人为造成，那么平流层和对流层高处就会降温，对流层低处则会升温，而这一点也已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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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事实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在2013年拉斯韦加斯的“自由节”（Freedom Fest）大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自由节”是全球最大的自由意志论者集会，我在会上参加了两场辩论，一场关于枪支管理，另一场关于气候变化。我向来喜欢“自由节日”，因为它能够为我的信仰引擎增压。然而在这次大会上，许多人对科学的极力否认，却使我深感气馁，甚至想要交出会员卡就此退出。在控枪辩论中（就像我和洛特在全美各地举行的辩论一样），即便是主张对自由甚少妨害的轻微措施（比如审查买枪者的背景）都会担上骂名，就好像我当众焚毁了一部美国宪法一般。而在气候辩论中，当我指出，90％～ 98％的气候学家都认为全球变暖是人为导致时，台下有人大喝一声“谎言！”并愤然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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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由派和保守派也是动机性的推理者，当然并非所有自由意志论者都否认科学，但当事实与信念相悖时，当我们面临两难选择时，所有人都不免受到心理学规律的影响。长久来看，了解世界的真实面貌，总比沉溺在对于世界的想象之中要好。（翻译 红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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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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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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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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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和经济学皆属神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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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诺马莫人（Yanomamo）居住在巴西与委内瑞拉交界的奥里诺科河（Orinoco River）沿岸，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人均年收入约为90美元；而居住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交界的哈得孙河（Hudson River）沿岸的曼哈顿人，作为消费者和商人，人均年收入为36,000美元——二者相差400倍。然而，如果以最小存货单位（Stock Keeping Units，简称SKU，即零售门店的度量单位，用以衡量现有货品种类的数量）来衡量，400倍的差距就不值一提了：雅诺马莫人的存货单位为300SKU，曼哈顿人为100亿SKU，二者相差3,300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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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埃里克·拜因霍克尔（Eric D. Beinhocker）在他极富启发性的著作《财富的起源》（The Origin of Wealth）一书中公布了这些数据。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应归结于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进化论和经济学不只是彼此类似，它们还是更加广泛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的两种表现形式。在这个系统中，个体元素、局部或代理发生互动，处理信息，并改变自身行为来适应环境的变更。免疫系统、生态系统、语言、法律和网络全都是复杂适应系统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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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是大自然在随机基因变异和父母基因混合之间的选择，在这种累积选择（cumulative selection）的过程中，产生了复杂性和多样性。在经济进化过程中，通过无数产品的无数次交换、生产和选择，人类的物质经济才得以向前发展。“曼哈顿村”的100亿产品代表的只是投入市场的产品数量，消费者随后对这些产品进行的积累选择更为重要：VHS替代Betamax（两种不同的磁带录像系统）、DVD替代VHS、CD替代录音带、电脑替代打字机、Google替代Altavista（两种网络搜索引擎）、SUV替代旅行车、互联网新闻替代广播网新闻（即将实现）。只有消费者选择购买的产品才得以进入“保留”和“再生产”环节，在反复使用和反复制造的过程中步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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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生物和生态系统一样，经济也有策划性——人类不但自然而然地自上而下衍生出现存的智能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er，主要观点认为：自然界的生物如此复杂，仅仅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是很难产生的，必然是某种高智能设计师——如上帝的杰作），而且还“合情合理”地推演出一套自上而下的政府设计论（government designer），以满足经济的各方面需要。然而，就像有机生命体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自然选择形成的一样，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在自下而上地控制着经济的模式。虽然进化论与经济学并非完全一致，贸易的自由公平需要一套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条例法规的保障，但如果上层对市场干涉太多，也会导致贸易与自由公平脱节。过去出现过很多干涉失败的案例——市场本身太过复杂、充满互动且具有自我催化性，致使自上而下的策划无法实现。1922年，路德维格·冯·米泽斯（Ludwig von Mises）清楚地阐释了计划经济中存在的“经济核算”问题。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价格变化无常，商品流通迅速，而且自下而上，由个人在市场上的自由交换决定。货币是一种交换手段，价格则是引导人们进行选择的信息资源。冯·米泽斯认为，计划经济依赖于市场经济来决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但计划经济所使用的途径笨重且低效。要弄清楚买家想买什么、卖家想要什么，最终而唯一的途径，必然是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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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经济学有助于解释像雅诺马莫人那样的狩猎－采集者如何进化为曼哈顿人那样的消费－贸易者。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就很好地阐释了这一原则：“当商品无法跨越国界时，军队就会跨越国界。”雅诺马莫人不但是勇猛的战士，也是老练的商人，他们贸易得越多，战斗得就越少。贸易是一种可以制造政治同盟的强力社会黏合剂。一个村庄不能到另一个村庄公开宣布，因为担心会被第三个更为强大的村庄征服而要求结盟——这无异于自曝其短。但他们可以通过贸易和互惠的酒宴来掩盖结盟的真正动机，这样不仅可以得到军事保护，还可以建立一个从长远看来，能够带来财富和库存单位增长的贸易体系。（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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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170021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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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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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理性的非理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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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经济学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一些非理性的财政抉择曾经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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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的进化过程，有99％的时间是处于几十人到几百人的小团体状态，依靠狩猎采集为生。在这一过程中养成的思维方式，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套路。今天看来很不理智的行为，在十万年前可能是非常理性的。只有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人们对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诸如理性、自我放大、高效决策等设想才会有意义。让我们来看看经济效益与公平心理方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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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家经常采用的实验是“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实验过程大致如下：从研究者手中领取100美元，在自己和游戏同伴之间进行分配。如果同伴同意你的分配计划，钱就归你们两人所有；否则，双方均将一无所得。那么，你应该分给同伴多少钱呢？一九开（同伴拿10美元，你拿90美元）是否可行？如果你的同伴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他就不会拒绝白来的10美元。但研究显示，大多数低于三七开的提议都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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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种分配方法不公平。从旧石器时代进化而来的互惠利他原则（reciprocal altruism），要求交易伙伴之间保证公平。“你帮我，我帮你”的原则，只有在知道对方会提供近乎平等的反馈时才会生效。这是一种叫做公平原则的道德情感。实验证明，公平原则是一种为大多数人类和灵长类动物所认同的道德定式。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规模的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实验数据，包括那些生活条件仍接近于旧石器时代水平的地区。对西方发达国家人群所做的数千次实验始终显示，这种偏低价的要约（low-ball offer）会引起不公平感；来自落后地区的实验人群，反应虽然与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人有许多不同，但仍表现出对不公平待遇的强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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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深层次的进化还体现在人类的近亲——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模式中。在对黑猩猩和僧帽猴（capuchin monkey）的研究中，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和萨拉·布罗斯南（Sarah Brosnan）发现，当两个实验对象同时参与完成一项工作，而只有一个对象得到食物奖励时，如果接受奖励者不和同伴分享食物，它的同伴就会拒绝参与接下来的任务，并明显表现出对不公平待遇的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