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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亦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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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常被描述成一群目无法纪的乌合之众,但实际上他们内部有着严格的行为规范,并且非常符合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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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特纳(Will Turner):“只要我们能赶上那艘船,就能占领它。现在就掉转船头,漂亮地干一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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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斯帕罗船长(Captain Jack Sparrow):“既然能谈判,何必要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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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盗:亡灵宝藏》(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Dead Man’s C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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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各类电影和书籍中,海盗都被描述成罪大恶极、疯狂奸猾的小偷、虐待狂和恐怖分子。他们信奉无政府主义,从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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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彼得·利森(Peter T. Leeson)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在《无影钩》(The Invisible Hook)一书中揭秘海盗传说,阐明了商业交换的隐形之手如何在海盗社会中营造凝聚力。实际上,海盗传说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在一个极端无秩序的社会中,任何人群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利森认为,海盗的生活必定是“有序且诚实的”,这样才能达到获取利润的目标。“共同利益的确可以促进犯罪组织彼此合作,即便是海盗也不允许他们的非法组织陷入混乱状态”。国有国法,盗有盗规。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指出:“彼此不断争斗的社会是不会持久的……即便在强盗和杀人犯内部,他们也会尽量避免相互劫掠和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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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经济是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的秩序的产物。这种秩序是社会相互影响的自然结果,与自上而下的官僚政治框架正好相反。海盗社会恰好为斯密的理论提供了依据。历史学家已经证实,19世纪美国的“蛮荒西部”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序的社会,在联邦法律鞭长莫及的时候,那里的农场主、农民和淘金者就已经自行制定了解决争端的规章制度。与此类似,利森也展示了海盗社会如何民主选举首领并设立法规。他列举的文献通常明确了各类规章制度,包括对喝酒、抽烟、赌博、性(男孩和妇女不允许上船)、明火及蜡烛的使用、打架斗殴,以及在战斗中逃跑、开小差等行为的处罚(最后一条可能导致“搭便车”问题,即分赃物时,因所劳非所得而导致怨恨、报复和混乱)。关键是强制。民事法庭要求证人对《圣经》发誓,同样,海盗在起航前必须接受船长的领导。有见证人曾说:“由于找不到《圣经》,所有海盗只好对着短柄斧发誓。任何自愿上船的人都必须签署协议……以防止日后出现争论,纠缠不清。”因此,海盗法则“源于海盗间的互动和信息分享,而不是由海盗王强行制定并实施的、对现在和将来的海盗都适用的什么公共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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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海盗无法无天的传闻从何而来呢?主要是海盗自己在推波助澜,因为这些传说可以帮助他们减少损失,增加利润。按照利森的说法,以骷髅头和交叉骨为标志的海盗旗向商船传递出这样的信号:一群野蛮无情的劫匪就要占领他们的船了,与其徒劳抵抗,不如乖乖交出所有货物。当然,为了维护海盗的名声,他们偶尔也会使用暴力,并适时透露一些消息给报社编辑,让那些血腥气十足但言过其实的细节公开发表。18世纪英国海盗头目萨姆·贝拉米(Sam Bellamy)曾说:“在不损害我利益的前提下,我蔑视一切伤害他人的行为。”利森推断:“海盗旗通过向潜在目标表明身份,可以阻止流血战斗,避免对海盗自身以及无辜商人不必要的伤害和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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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经济学分析同样可以解释为何索马里海盗总能收到赎金而不会遭到船员及船主的暴力反抗。尽可能以快速和平的方式进行协商,符合每个人的经济利益。非法社会的市场运作更像是黑市而非自由市场。既然索马里政府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海盗就完全可以自己制定“法律”。除非索马里政府制定出完善的法律制度并建立起有序的自由市场,否则非法的黑市抢劫仍将有利可图,海盗组织也将继续盛行。(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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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长得像人吗:怀疑论对科学的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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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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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专家的预言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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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在福克斯商业新闻频道(Fox Business News)由约翰·施托塞尔(John Stossel)主持的一期有关怀疑论的电视特别节目中,我对许多伪科学信念进行了揭露。施托塞尔本人也对可能存在的金融伪科学表示了怀疑,那些鼓吹自己的基金一贯比市场表现出色的主动式基金投资经理们就是这种伪科学的表现形式。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场演示中,施托塞尔向一页股票目录投掷了30支飞镖,并将中镖的股票自2010年1月1日起的业绩与10个最大管理基金进行比较。结果是:中镖的股票增长31%,管理基金增长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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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托塞尔承认,因为取样范围有限,能得到这个结果实在是运气。他解释道,如果他能够投出可以完全代表市场的足够多的飞镖,就会得出12%的市场平均增长,比10个最大的管理基金的平均增长多出2.5个百分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Burton G. Malkiel)在节目中作了详细说明:在过去10年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主动式管理基金表现还不如一个简单的低价指数基金(例如,投资大量股票的互惠资金),而且不同时期胜过指数基金的那些主动式基金并不是同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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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托塞尔还引用了《经济与组合策略》(Economics and Portfolio Strategy)杂志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跟踪了1990年到2009年的452支管理基金,发现只有13支比市场的平均表现出色。马尔基尔认为那些管理基金经理其实和“万能油推销员”差不多。他还提到,普通人之所以会买华尔街的账,是因为他们相信专家能够持续把握市场脉搏,能够对何时买卖作出准确预测。但实际上,他们做不到,没人做得到这一点,连那些专业的经济学家和大型的市场指标都不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早在1966年就在《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专栏中指出:“评论员引述说,那些断言市场开始低迷的经济学研究预测了过去5次经济衰退中的4次。这种说法保守了,华尔街指数预测出了过去5次经济衰退中的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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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某个你认为应该需要很高层次专业知识的特定技术领域,经济预测专家也会笨手笨脚。2010年12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说,杰出的对冲基金金融家布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BP资本管理公司主席)刚刚放弃了他投资风力能源的“皮肯斯计划”。皮肯斯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了20亿美元,因为他预测天然气价格会持续走高。但是他错了。由于工业界提高了从页岩层中开采甲烷的技术,天然气价格骤然下降,这是连皮肯斯这样的专家都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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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专家(还有我们这些非专家)如此不擅长预测呢?世界是一个混乱复杂、充满偶然的地方,存在着人类大脑无法估算的无数中介变量和混淆因素。我们进化出了基于短期预测作出仓促决断的能力,而不是针对长期投资作出理性分析。所以,我们会自欺欺人地认为专家才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菲利普·泰特洛克教授(Philip E. Tetlock)对专业预言者中的这种自我欺骗进行了调查,并将结果发表在2005年他出版的《专家的政治判断》(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一书中。在对政治科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新闻业领域的284位专家作出的多到令人吃惊的82,361个预言进行调查后,泰特洛克得出结论说,这些专家的水平比“扔飞镖的黑猩猩”好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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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作出更成功的预测方面确实存在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种认识模式:对许多事情都了解一些的“狐狸”比领域专一、业务精深的“刺猬”表现更好。泰特洛克写道,猜中概率较低的人往往是那些“‘知道一件大事’并努力要把这件大事‘做大’到新领域的思考者。对于那些‘对此无法理解’的人,他们表现得易怒和焦躁;他们深信自己是熟练的预言家,对自己的预言非常自信”。研究显示,猜中概率较高的人是那些“知道很多小事(例如交易的技巧)的思考者,他们总是对宏图大业心存疑问,解释和预测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演绎推导,而是将来源不同的信息整合成灵活的‘决策’来指导行动;对于自己的预测技能,他们显得相当缺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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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某一领域,虽然会缩小关注范围并提升信心,但也会模糊不同意见的价值,并将对数据的收集变成对信仰的巩固。如果发现你自己正在把错综复杂的现象简化成囊括一切的方案,并要在此基础上作出预测,请千万保持怀疑之心以避免酿成错误。这种认知陷阱正是我不作预测并且永远不会预测的原因。(翻译 徐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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