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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这种做法通常会引发其他科学家对他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真实的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这种倾向更明显。克里克掌握别人的资料并将之简化为内在一致性的统一模式的速度之快，常常令他的朋友们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担心，不久的将来克里克取得成功后，会在全世界面前揭露：剑桥大学各学院给外人留下的谨言慎行、温文尔雅的良好印象只是一种掩饰——掩饰他们头脑的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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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冈维尔学院与凯斯学院内的四方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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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斯学院（Caius College），克里克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仍然不是任何一个学院的在编研究员。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很显然，他不想让本科生过多地找他，那会加重他的负担。[6]另外，他的大笑也是一个原因，如果每个星期都要忍受他那种雷鸣般的笑声好多次，许多学监肯定会跳起来反对。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会使克里克自己感到烦恼。克里克非常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饭的生活”都被那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把持住了，而这些人既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得到任何教益。幸好还有国王学院，它历史悠久、财力雄厚，又素来不受古板传统的羁绊。国王学院接受了克里克，无论是他还是学院本身，都不用放弃自己的风骨或特色，因此这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情。[7]然而，克里克的朋友们却不得不时刻如履薄冰，尽管他们都知道克里克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午餐伙伴，但他们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酒桌上的每一次偶尔失言，都可能给克里克提供机会，从而使自己的生活遭受莫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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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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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02 DNA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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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摄于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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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克里克对DNA及其在遗传中所起作用的研究较少涉及。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思。恰恰相反，克里克放弃物理学，转而对生物学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在1946年读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8]这本书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基因是活细胞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想搞清楚什么是生命，就必须先搞清楚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薛定谔写这本书的时候（1944年），人们普遍认为基因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蛋白质分子。但是，几乎与此同时，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O.T.Avery）正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进行一系列实验，他的实验表明，纯化的DNA分子能够将遗传性状从一种细菌传递到另一种细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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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瓦尔德·埃弗里，摄于20世纪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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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DNA存在于所有细胞的染色体中，因此埃弗里的实验结果造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暗示：将来的实验应该能证明所有的基因都是由DNA组成的。克里克由此意识到，如果事实果真是如此，那也就意味着蛋白质并不是那块能够解开生命之谜的罗塞塔石碑。相反，DNA却能提供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我们就能确定基因究竟是如何决定生物性状的。这就是说，基因不仅决定了我们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而且很可能也决定了我们的智力水平，或许还决定了我们让他人开怀大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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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瓦尔德·埃弗里写给自己的兄弟罗伊的一封信（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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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当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我们错了，那么这就意味着核酸不仅在结构上是重要的，在功能上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它能够决定细胞的生物化学活性和特性。这也就意味着，通过一种已知的化学物质，就可以诱导细胞发生可预见的遗传变化。这正是遗传学家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里面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我暂时还无暇顾及。我们第一步要解决的是转化因子的化学性质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剩下的其他问题自然会有其他人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将影响生物化学和遗传学，涉及化学酶、细胞代谢和碳水化合物的合成等问题。最终我们需要大量有据可查的证据来说服大家，脱氧核糖核酸，这种无蛋白质的钠盐具有生物活性和化学特性。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正试图获得更多可靠证据。把泡泡吹大当然很好玩，但最明智的做法是，在别人试图刺破它之前，自己主动去刺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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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科学家认为支持DNA决定遗传性状的证据不能令人信服，他们更愿意相信基因也是蛋白质分子。不过，克里克对这些怀疑并不担扰。科学界的许多人都很刚愎自用，他们总是押错赌注。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下面这一点，那么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与媒体和那些科学家母亲所说的截然不同，相当多的科学家不仅器量狭小，而且反应迟缓，甚至就是愚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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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个时候，克里克并没有打算马上冲进DNA领域。DNA虽然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但是在当时还不足以促使他离开蛋白质研究领域。那时克里克在蛋白质领域才耕耘了两年，而且刚刚获得一些独到的心得。而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同事们对核酸的兴趣也不是很高。即使有最充裕的经费保障，要从头建立一个主要用X射线观察DNA结构的研究小组也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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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国王学院，摄于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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