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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05 更糟糕的是,威尔金斯似乎从来没有对DNA表现出过足够的热情,克里克一直觉得有点灰心。威尔金斯似乎特别喜欢从容不迫地、甚至过分谨慎地阐述重要的论点。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威尔金斯缺乏智慧和常识,很明显,他两者兼备。他率先将DNA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中,这一事实就是明证。令克里克觉得苦恼的是,他无法把这个想法告诉威尔金斯:当手里握着像DNA这样具有革命性的东西时,也就无须谨慎小心了。威尔金斯当时正在因他的助手富兰克林而感到费心劳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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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07 威尔金斯并没有爱上富兰克林,恰恰相反,几乎从富兰克林刚到威尔金斯的实验室时,他们两人就开始闹别扭了。威尔金斯当时还是一个做X射线衍射研究的新手,在专业上非常需要他人的帮助,因此他希望富兰克林作为一个久经训练的结晶学家能够帮助自己推进研究工作。但富兰克林却不是这样想的。富兰克林明确表示,她已把DNA作为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且认为自己不是威尔金斯的助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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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09 我猜想,威尔金斯一开始还是希望富兰克林能平静下来。然而,只要稍稍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富兰克林不是会轻易屈服的人。富兰克林丝毫不看重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的特质。她看上去给人的感觉很健壮,但仍然相当有魅力。事实上,如果她愿意在衣着上稍微花点心思,那么足以迷倒一大批人。但是富兰克林并没有这样做。她从来不涂口红,不然的话,她的红唇与满头黑色直发相映衬,也许会相当美艳呢。虽然已经31岁了,她的衣着却仍然处处显示着英国青年女学者的特色。总之,富兰克林的外表很容易让人将她想象为一个事事不如意的母亲的女儿。这样的母亲过分强调职业生涯选择的重要性,认为有了好的事业,聪明的女儿便不至于嫁给蠢汉。当然事情并非如此。富兰克林所选择的这种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简朴的生活,显然不能这样来解释。事实上,富兰克林是一个博学的银行家的女儿,家境殷实,父母的生活都非常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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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17 当时的情形很清楚,富兰克林要么离开,要么服从威尔金斯的领导。当然,考虑到她的倔脾气,离开可能更合适。但是,如果富兰克林离开了,威尔金斯要想继续在DNA研究中保持主导地位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只有保持这种主导地位,威尔金斯才能放开手脚研究有关问题。当然,富兰克林觉得不满的其中一个原因,威尔金斯心知肚明。伦敦国王学院有两间餐后休息室,一间男用,另一间女用。这种安排显然大大落后于时代。[13]女休息室一直简陋失修,而男休息室则装修考究,威尔金斯和他的朋友们身处其中喝咖啡时都会觉得心情愉快。虽然威尔金斯本人并不需要对这种情况负责,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时有芒刺在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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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19 不幸的是,威尔金斯找不到任何体面的办法解雇富兰克林。在一开始洽谈时,她就被允许在实验室工作几年。而且,不能否认的是,富兰克林确实拥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假如她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她应该可以给威尔金斯提供很大的帮助。但希望通过改善关系来促进合作研究的愿望,说到底只不过是威尔金斯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加州理工学院杰出的化学家鲍林已经决定参与到竞赛中来了,而他并不受英国式“费厄泼赖”观念的束缚。那时的鲍林刚刚年过半百,他注定要尝试夺取所有科学奖项中最重要的这顶王冠。毫无疑问,鲍林对此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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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24 莱纳斯·鲍林在观察晶体,摄于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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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26 事实上,鲍林如果没有认识到DNA是所有分子中最重要的王牌,他就不配被称为最伟大的化学家,这是最根本的原则。现有的确切证据证明,鲍林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鲍林曾经给威尔金斯写过一封信,向他索取DNA结晶X射线照片的副本。在犹豫了一阵以后,威尔金斯回信说,在他发表这些照片以前,还需要更仔细地研究一下相关资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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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31 兰德尔写给鲍林的信,写于195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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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33 对于威尔金斯来说,富兰克林无疑是最令他心烦的。物理学研究导致了原子弹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15]这引起了威尔金斯的反感,为此他转而研究生物学,结果又发现生物学也没好到哪里去。现在,鲍林和克里克两人组成的联合阵线紧紧地盯在他身后,经常使他夜不能寐。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鲍林远在9 000多公里之外的美国,克里克离他也有两小时的火车路程,真正的问题是富兰克林。威尔金斯无法抑制这样的想法:像富兰克林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最好还是打发她另谋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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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38 威尔金斯(左起第五)在伯克利,摄于194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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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43 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3]
1700223744 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03 拜师卡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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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49 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研究生时的沃森,摄于20世纪4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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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3751 威尔金斯是第一个激发我利用X射线对DNA展开研究的人。这源于一个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以活细胞大分子结构为主题的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16]那是1951年的春天,当时我还根本没有听说过克里克。我对DNA的兴趣则要早得多。事实上,自从我来到欧洲,以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身份学习生物化学以来,就多次参与了DNA的研究工作。我对DNA的兴趣源于大学时期萌发的一个愿望,我想搞清楚基因到底是什么。后来,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希望不必学习任何化学知识就能解决基因问题。[17]当然,这种想法部分是因为我的懒惰。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我的兴趣主要在于研究鸟类,并且想方设法免修任何化学或物理学课程——即使它们只是中等难度。总体上说,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是鼓励我学习有机化学的,但在我用煤气灯直接去加热苯之后,化学就与我彻底绝缘了。辞退一个无知的博士,无疑要比面临另一次爆炸的危险更加安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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