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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形很清楚，富兰克林要么离开，要么服从威尔金斯的领导。当然，考虑到她的倔脾气，离开可能更合适。但是，如果富兰克林离开了，威尔金斯要想继续在DNA研究中保持主导地位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只有保持这种主导地位，威尔金斯才能放开手脚研究有关问题。当然，富兰克林觉得不满的其中一个原因，威尔金斯心知肚明。伦敦国王学院有两间餐后休息室，一间男用，另一间女用。这种安排显然大大落后于时代。[13]女休息室一直简陋失修，而男休息室则装修考究，威尔金斯和他的朋友们身处其中喝咖啡时都会觉得心情愉快。虽然威尔金斯本人并不需要对这种情况负责，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时有芒刺在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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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威尔金斯找不到任何体面的办法解雇富兰克林。在一开始洽谈时，她就被允许在实验室工作几年。而且，不能否认的是，富兰克林确实拥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假如她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她应该可以给威尔金斯提供很大的帮助。但希望通过改善关系来促进合作研究的愿望，说到底只不过是威尔金斯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加州理工学院杰出的化学家鲍林已经决定参与到竞赛中来了，而他并不受英国式“费厄泼赖”观念的束缚。那时的鲍林刚刚年过半百，他注定要尝试夺取所有科学奖项中最重要的这顶王冠。毫无疑问，鲍林对此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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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纳斯·鲍林在观察晶体，摄于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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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鲍林如果没有认识到DNA是所有分子中最重要的王牌，他就不配被称为最伟大的化学家，这是最根本的原则。现有的确切证据证明，鲍林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鲍林曾经给威尔金斯写过一封信，向他索取DNA结晶X射线照片的副本。在犹豫了一阵以后，威尔金斯回信说，在他发表这些照片以前，还需要更仔细地研究一下相关资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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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尔写给鲍林的信，写于195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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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威尔金斯来说，富兰克林无疑是最令他心烦的。物理学研究导致了原子弹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15]这引起了威尔金斯的反感，为此他转而研究生物学，结果又发现生物学也没好到哪里去。现在，鲍林和克里克两人组成的联合阵线紧紧地盯在他身后，经常使他夜不能寐。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鲍林远在9 000多公里之外的美国，克里克离他也有两小时的火车路程，真正的问题是富兰克林。威尔金斯无法抑制这样的想法：像富兰克林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最好还是打发她另谋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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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左起第五）在伯克利，摄于194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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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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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03 拜师卡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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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研究生时的沃森，摄于20世纪4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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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是第一个激发我利用X射线对DNA展开研究的人。这源于一个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以活细胞大分子结构为主题的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16]那是1951年的春天，当时我还根本没有听说过克里克。我对DNA的兴趣则要早得多。事实上，自从我来到欧洲，以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身份学习生物化学以来，就多次参与了DNA的研究工作。我对DNA的兴趣源于大学时期萌发的一个愿望，我想搞清楚基因到底是什么。后来，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希望不必学习任何化学知识就能解决基因问题。[17]当然，这种想法部分是因为我的懒惰。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我的兴趣主要在于研究鸟类，并且想方设法免修任何化学或物理学课程——即使它们只是中等难度。总体上说，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是鼓励我学习有机化学的，但在我用煤气灯直接去加热苯之后，化学就与我彻底绝缘了。辞退一个无知的博士，无疑要比面临另一次爆炸的危险更加安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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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左起第三）与他的观鸟伙伴在一起，摄于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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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到哥本哈根，在生物化学家赫尔曼・卡尔卡的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研究之前，我再也没有学习过化学。最初看来，出国留学可以圆满地解决我对化学几乎一无所知的问题。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是在意大利接受教育的微生物学家萨尔瓦多・卢里亚，他对我不愿意学习化学的态度很纵容。[18]确实，卢里亚明确表示自己厌恶大部分化学家，尤其是生活在纽约这样的都市丛林中的那些争强好胜的家伙。但是，与这类化学家不同，卡尔卡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他拥有文明的欧洲大陆人的一切优点，卢里亚希望我能够从卡尔卡那里学习掌握从事化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各种工具，同时也不必提防那些唯利是图的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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