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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尔写给鲍林的信，写于195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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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威尔金斯来说，富兰克林无疑是最令他心烦的。物理学研究导致了原子弹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15]这引起了威尔金斯的反感，为此他转而研究生物学，结果又发现生物学也没好到哪里去。现在，鲍林和克里克两人组成的联合阵线紧紧地盯在他身后，经常使他夜不能寐。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鲍林远在9 000多公里之外的美国，克里克离他也有两小时的火车路程，真正的问题是富兰克林。威尔金斯无法抑制这样的想法：像富兰克林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最好还是打发她另谋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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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左起第五）在伯克利，摄于194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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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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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03 拜师卡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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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研究生时的沃森，摄于20世纪4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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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是第一个激发我利用X射线对DNA展开研究的人。这源于一个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以活细胞大分子结构为主题的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16]那是1951年的春天，当时我还根本没有听说过克里克。我对DNA的兴趣则要早得多。事实上，自从我来到欧洲，以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身份学习生物化学以来，就多次参与了DNA的研究工作。我对DNA的兴趣源于大学时期萌发的一个愿望，我想搞清楚基因到底是什么。后来，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希望不必学习任何化学知识就能解决基因问题。[17]当然，这种想法部分是因为我的懒惰。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我的兴趣主要在于研究鸟类，并且想方设法免修任何化学或物理学课程——即使它们只是中等难度。总体上说，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是鼓励我学习有机化学的，但在我用煤气灯直接去加热苯之后，化学就与我彻底绝缘了。辞退一个无知的博士，无疑要比面临另一次爆炸的危险更加安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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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左起第三）与他的观鸟伙伴在一起，摄于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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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到哥本哈根，在生物化学家赫尔曼・卡尔卡的指导下进行博士后研究之前，我再也没有学习过化学。最初看来，出国留学可以圆满地解决我对化学几乎一无所知的问题。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是在意大利接受教育的微生物学家萨尔瓦多・卢里亚，他对我不愿意学习化学的态度很纵容。[18]确实，卢里亚明确表示自己厌恶大部分化学家，尤其是生活在纽约这样的都市丛林中的那些争强好胜的家伙。但是，与这类化学家不同，卡尔卡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人，他拥有文明的欧洲大陆人的一切优点，卢里亚希望我能够从卡尔卡那里学习掌握从事化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各种工具，同时也不必提防那些唯利是图的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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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的博士论文的封面，当时，沃森认为这一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很沉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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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卢里亚的大部分实验都在研究噬菌体的繁殖。很多年以来，在一些很有灵感的遗传学家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猜测：病毒是裸基因的一种形式。倘若真的如此，那么对病毒的研究就将变成解释什么是基因以及基因如何进行复制等方面的问题。由于最简单的病毒就是噬菌体，所以在1940年至1950年之间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家（他们被称为噬菌体研究小组），他们希望通过研究噬菌体，最终搞清楚基因是怎样控制细胞遗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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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这个小组的正是卢里亚和他的朋友、出生在德国的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19]德尔布吕克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希望只用遗传学方法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而卢里亚则在考虑是否只有在把病毒（基因）的化学结构完全搞清楚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卢里亚非常强调这一点——当我们还不知道某个事物是什么的时候，就不可能细致地描述这个事物的行为。卢里亚知道，他不可能重新去学习化学了，因此他觉得最明智的办法是把我——他的第一个治学严谨的学生，送到一个化学家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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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德尔布吕克（站立者）与萨尔瓦多·卢里亚在冷泉港实验室观察噬菌体，摄于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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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究竟是把我送到蛋白质化学家那里去，还是核酸化学家那里去，卢里亚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虽然DNA只占细菌病毒质量的一半（另一半是蛋白质），但埃弗里的实验说明似乎只有DNA才是基本的遗传物质。因此，搞清楚DNA的化学结构可能是了解基因繁殖的关键步骤。然而与蛋白质相比，当时关于DNA化学性质的可靠知识还非常少，只有极少数的几位化学家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除了知道核酸是一种由较小的构件——核苷酸——组成的大分子之外，遗传学家们掌握的有关DNA的其他化学知识微乎其微。而且，在DNA领域探索的化学家多为有机化学家，他们对遗传学没有兴趣。但卡尔卡显然是一个例外。1945年夏天，他曾在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听过德尔布吕克的噬菌体课程。[20]因此，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两人都认为，哥本哈根实验室是一个适合我学习化学的地方，在那里，通过化学和遗传学的技术融合，很可能最终会结出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学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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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卡尔卡在冷泉港听噬菌体课程，照片上的注释是曼妮·德尔布吕克（Manny Delbrük）加的，摄于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