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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微生物遗传学会议在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举行。上图是会议期间部分与会者的合影。在此次会议上，像20世纪物理学巨匠尼尔斯·玻尔这样的学界前辈与像沃森这样初出茅庐的后起之秀都发了言。第一排：奥莱·马勒、R.拉塔捷特（R.Latarjet）、E.沃尔曼（E.Wollman）；第二排：尼尔斯·玻尔、N.维斯康蒂（N.Visconti）、G.埃伦斯瓦尔德（G.Ehrensvaard）、沃尔夫·韦德尔（Wolf Weidel）、H.海登（H.Hyden）、V.博尼法斯（V.Bonifas）、冈瑟·斯腾特、赫尔曼·卡尔卡、芭芭拉·赖特（Barbara Wright），詹姆斯·沃森和M.韦斯特加德（M.Westerga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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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偶尔会觉得与马勒一起做常规的噬菌体研究有点不大自在，因为我的奖学金资助条款明确规定我是来跟卡尔卡学习生物化学的。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我正在做的事情已经违反了这些条款。而且，我来哥本哈根刚不到三个月，有关方面就要求我提出下一年的计划。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当时并没有什么计划。唯一妥善的解决办法是申请奖学金再跟卡尔卡学习一年。如果直接说我不愿学习生物化学，那肯定行不通。另外，我也看不出有关方面有什么理由在同意我延期后又不允许我改变研究方向。于是，我写信给华盛顿方面，说我希望留在哥本哈根这个非常能催人奋进的环境中。最终，我如愿以偿，有关方面批准了我的奖学金延期申请。看来，有关方面认为让卡尔卡去培养一个生物化学家是比较合适的（在奖学金评委当中，有好几个人都很了解卡尔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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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卡尔卡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也许他会介意我很少出现在他的实验室。事实上，从表面上看来，卡尔卡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的，也有可能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经常不在实验室。不过幸运的是，这方面的担忧在变得沉重起来之前就烟消云散了。一个完全意料之外的事件的发生，使我在道德层面觉得问心无愧。10月初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实验室准备找卡尔卡谈话，因为语言问题，我原以为这必定又是一次迷人而又难以理解的交谈。但是事实不然，卡尔卡的话很容易理解。他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他的婚姻触礁了，正准备离婚。很快，这件事就不再是一个秘密了，实验室中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了。几天之后，情况越发清楚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卡尔卡的心思都没有放在科学研究上，这段时间也许与我待在哥本哈根的时间一样长。因此很显然，他不必教我核酸生物化学正是上帝安排的一件大好事！于是，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每天骑自行车到马勒的实验室去了。相对于勉强卡尔卡与我讨论生物化学相比，对奖学金评委隐瞒我的实际工作地点无疑更好一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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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对我当时从事的细菌病毒实验有时也是相当满意的。在短短三个月内，马勒和我就完成了一系列实验，揭示出了一个细菌病毒颗粒在细菌体内繁殖为几百个新的病毒颗粒的过程。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数据，可以发表一篇相当不错的论文。按照常规标准衡量，即使我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什么研究也不做，我也不会被人认为毫无成果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所有的工作都没有说明基因是什么，也没能说明它们是怎样繁殖的。除非我能够成为一个化学家，否则我根本无法知道怎样才能完成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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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和沃森联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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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尔卡建议我和他在春天一起到那不勒斯动物研究所开会时，我立即欣然接受了。他想要在那里度过整个4月和5月。[23]到那不勒斯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哥本哈根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城市，待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显然没有道理。另一方面，那不勒斯灿烂的阳光可能有助于我学习与海洋动物胚胎发育有关的生物化学知识。我也能静下心来在那里阅读一些遗传学著作。如果对遗传学厌倦了，或许我还可以拿起一本生物化学教科书随便翻两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写信给美国有关方面，请求批准我随同卡尔卡一起去那不勒斯的计划。华盛顿方面很快就批准了，回信的措辞令人愉快，信中还祝愿我一路顺风。更棒的是，信中还附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作为我的差旅费。出发前往阳光明媚的那不勒斯时，这张支票使我对自己的不诚实心生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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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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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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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04 初识威尔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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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尔参加物理系一年一度的板球赛，摄于20世纪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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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威尔金斯并不是出于严肃的科学目的而去那不勒斯的。他从伦敦出发，这次旅行是他的上司兰德尔教授送给他的一个意外礼物。兰德尔本已安排好了行程，打算亲自去参加这次关于大分子的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描述自己新创办的生物物理实验室完成的一些研究工作。后来，兰德尔发现自己实在分身乏术，只好决定派威尔金斯代替他去。如果一个人都不去，对兰德尔教授所在的国王学院实验室来说并不光彩，因为他的生物物理实验室得到了相当可观的资助，而且动用的是稀缺的国库资金。有不少人质疑，这种做法劳民伤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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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在清理伦敦国王学院的四方形院子里的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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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召开的这类国际会议上，与会者发言通常不需要长篇大论。一般而言，这种会议通常会有一些不懂意大利语的来宾参会，而意大利本国参与者则很多，会议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但是参加会议的意大利人英语通常都不会太好，当有人说英语说得很快时，几乎没人听得懂。每次会议的高潮部分照例是到某个景色秀丽的景区或寺院进行一日游。因此，参加这些会议，除了听别人说一些陈词滥调之外，与会者很少有机会真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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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街景，沃森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满大街闲逛和阅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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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尔金斯到达那不勒斯时，我已经在那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任何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我明显坐立不安，并且急于回到北方（哥本哈根）去。卡尔卡这次算是真的把我引人歧途了。在那不勒斯的前六个星期里，我一直觉得非常冷。官方气象台公布的温度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重要的是那里没有集中供暖设备。无论是在动物学研究所还是在我居住的寓所里（一间位于一栋19世纪建筑楼顶的破房间），都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如果我对海洋动物有那么一丁点儿兴趣，我就会去做实验。因为做实验时可以四处走动，总比坐在图书馆里把脚搁在桌子上要暖和一点。有时候，卡尔卡偶尔会摆出一副生物化学家的架势大发宏论，而我则紧张不安地站在一边；有几次我甚至能听得懂他讲的是什么。然而，不管我是否能听懂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卡尔卡的头脑中，基因从来未曾占据过主导地位，甚至连边儿也沾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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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满大街闲逛和阅读早期发表的关于遗传问题的期刊论文上。有时候，我会做些白日梦，想象着自己发现基因奥秘时的情景，但是我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值得重视的想法。因此，我开始担心自己会一事无成，这种忧虑很难排解。尽管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到那不勒斯来找工作的，但这根本不能使我感到一丝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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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保留了一线希望：在这个即将召开的生物大分子结构会议上，我也许能够获得某种启发。虽然我对结构分析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但我还是很乐观地认为，口头讨论肯定会比期刊论文更加容易理解（那些文章我总是读过就忘）。我特别有兴趣的是兰德尔将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核酸方面的报告。那时，讨论核酸分子三维构型可能性的论文还几乎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不可否认，这个事实对我在学习化学知识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也是有影响的。既然连化学家们自己也讲不透核酸的结构，我又何苦强打精神去学习那些枯燥乏味的化学知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