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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08 罗伊·马卡姆在冷泉港参加定量生物学国际研讨会,摄于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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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13 卢里亚写给沃森的信,写于195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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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15 这笔钱足够我在剑桥大学一年的开销了。我的女房东也帮了我一个忙。我住了不到一个月,她就把我赶了出来。我的主要“罪状”是在晚上9点以后回家时没有脱掉鞋子,那是她丈夫的睡觉时间;我偶尔会忘掉在这个时间不能放水冲洗厕所的禁令;当然,更加“恶劣”的是,我在晚上10点以后还要外出。在她看来。这个时间剑桥大学所有机构都关门了,我出去的动机很值得怀疑。这时候,肯德鲁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肯德鲁(Elizabeth Kendrew)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们把位于网球场路的一个小房间让给我住,几乎不收取任何租金。[39]虽然这个房间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它仅有的取暖设备也只是一个老掉牙的电热炉,但我很乐意住在这里。尽管在这里可能会染上肺结核,但与朋友住在一起无论如何都比找其他地方住要好得多。就这样,我决定开开心心地住在网球场路的这个房子里,直到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为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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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20 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07]
1700224021 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07 与克里克的第一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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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23 从走进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离开剑桥大学了,因为我很快就发现和克里克交谈真是乐趣无穷,离开剑桥真的太愚蠢了。[41]在佩鲁茨的实验室里,居然可以找到一个同样认为DNA比蛋白质更加重要的人,我真是太幸运了。而且,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如释重负:我不用再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蛋白质X射线分析技术了。午餐时,我和克里克的交谈很快就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即基因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我刚到剑桥大学后的几天之内,就和克里克明确了我们的研究方向——模仿鲍林并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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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25 鲍林在多肽链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功提醒了克里克,用同样的方法或许可以解决DNA的结构问题。但是,只要克里克身边的人没有认识到DNA是万物之本,那么与国王学院实验室在人事方面潜藏的矛盾就会使他无法真正开始研究DNA。而即使血红蛋白算不上剑桥大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克里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待的两年时间也并非毫无作为。当时蛋白质研究领域冒出了无数新问题,迫切需要有人从理论角度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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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30 沃森、克里克与卡文迪许实验室同事的合影,摄于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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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35 沃森和克里克在国王学院的后院散步,背景是国王学院教堂和克莱尔学院,摄于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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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40 约翰·肯德鲁正在制作肌红蛋白模型,摄于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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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42 但在我到达卡文迪许实验室后,克里克就只想着与我讨论基因问题,他再也不想把有关DNA的想法束之高阁了。当然,他也不打算放弃对实验室内其他问题的兴趣。而他每个星期花几个小时思考DNA,并帮助我解决一两个重要问题,应该也不会有人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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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44 不久之后,肯德鲁就看出我不大可能帮助他解决肌红蛋白的结构问题了。由于他不能制备肌红蛋白的大晶体,一开始他还希望我能在这方面助他一臂之力。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的实验技术还比不上实验室里的那位瑞士化学家。在到剑桥大学大约两星期后的某一天,为了制备新的肌红蛋白晶体,我们到一家屠宰场去取马的心脏。如果我们运气好,把马的心脏立即冷冻起来使其免遭破坏,就有可能避免肌红蛋白不能结晶的问题。后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试图得到结晶,但最终的结果并不比肯德鲁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结果倒是使我解脱了。因为如果结晶成功的话,肯德鲁可能会要求我继续从事蛋白质X射线衍射研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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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46 制备晶体的失败为我和克里克每天进行几个小时的交谈消除了障碍。当然,一天到晚光是空谈是不行的,这样做连克里克也吃不消。于是,当他在推导公式过程中碰到困难时,他就会问我一些噬菌体方面的问题;而在其他时间,克里克就努力教我结晶学知识,这些知识通常只能通过耐心阅读专业期刊上刊载的论文才能获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认真讨论了鲍林的思路,以便搞清楚他究竟是怎样发现α-螺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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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48 不久之后,我就明白了,鲍林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之上的,并不是复杂数学推导的结果。虽然在他的论证过程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公式,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用自然语言进行阐述也就足够了。鲍林成功的关键在于运用了结构化学的简单定律。鲍林之所以能够发现α-螺旋,不是靠盯着X射线衍射图谱看的;恰恰相反,他的主要方法是探讨原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用纸和笔,他的主要工具就是一组分子模型。从表面上看,这些模型与学龄前儿童的玩具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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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4050 因此,我们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DNA的结构问题呢!我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我们所要做的,无非是先制作一系列的分子模型,然后把玩它们。如果我们运气足够好的话,也许会发现DNA的结构也是螺旋型的。任何其他类型的结构都要比这种结构复杂得多。在没有排除存在简单答案的可能性之前就去考虑复杂答案,无疑非常愚蠢。如果一味地探寻复杂的结构,鲍林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在我与克里克第一次讨论时,我们假定DNA分子包含了大量核苷酸,这些核苷酸按直线排列的方式有规律地联结在一起。我们这样推理是基于简洁性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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